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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和现代化创新，无疑是当前语文教学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富有深邃的时代内涵。目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折，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对于其意义，大家却未必有深切的理解。百年之变局，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当年的主导方向乃是引进西方理论，对传统文化之封建教条、思想僵化加以批判。这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启蒙，运动开辟了历史的新阶段，中国由此攀登上现代性高度。但是，当时的引进和批判难免矫枉过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缺点乃是：“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以西方理念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成为潮流，最极端的就是全盘西化和全盘布尔什维克化。在文化上则是“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古典文言文一概被称之为“死文字”，古典文学是“贵族的”“陈腐的”。这显然是片面的，但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的，总是在一种倾向克服另一种倾向中曲折前进。片面性不可避免，但历史的片面性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将在实践中为另一种历史的片面性纠错。全盘西化行不通，全盘布尔什维克化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批判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取得了革命胜利。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时期的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批判了照搬计划经济的教条主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经济上的落伍困境，创造了综合国力提升的伟大奇迹。如今处于历史转折和轮回。百年实践证明，“孔家店”没有被打倒，汉字没有被废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与时俱进。但是，一味照搬西方文化理念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潮仍然存在。在一些领域，西方文化话语还占据着优势甚至霸权，照搬西方前卫话语的教条主义还相当猖獗。在基本话语范畴上，我们还处于比较弱势而且被动的处境。改变文化领域的失语状态是当务之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焕发生命力，这是中国文化走向强势的“必由之路”。在向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理论开放的同时，批判盲目照搬西方文论的教条主义，是历史经验的昭示，也是逻辑的必然。
当前，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领域已成共识，但是，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西方教育理念加以分析和批判，存在着争议。
有论者在探讨“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研习”任务群教学时提出，“以学科大概念统整单元教学与单篇教学”。论者在文中把传统文化的外延主要规定为“古典诗文”。其第一部分为先秦“百家争鸣”，涉及《论语》《大学》《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论者将其“整合”为如下大概念：（1）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2）辩证思考的道家智慧；（3）保持警惕的墨家心志；（4）风格各异的诸子论说艺术；（5）分，是三家；不分，是一个“洞察”。
把儒家归结为“入世情怀”，把道家归纳为“辩证思考”的智慧，虽然极其空泛，尚无多大不妥，但是把墨家总结为“兼爱”“保持警惕”，就有点不伦不类。说明论者对概念的归纳和概括须达到必要的周延，尚无自觉。
即使是按照大概念的要求，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整合”或者“综合”，但论者在文中只是分别列举，诸子思想各不相关，违背了对概念分类标准必须统一这一要求，造成了不折不扣的“碎片”。最后却非常突兀地得出结论——分，是三家；不分，是一个“洞察”。“分，是三家”，并未说明三家有什么矛盾和联系；“不分，是一个'洞察’”，并未揭示如何达到统一，没有起码的逻辑推理论证。其实，按辩证法应该分析出其间矛盾如何统一，在什么条件下转化为统一。
问题的根源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而最明显的缺失在知识结构上。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
大概念论者讲先秦传统文化，却没有从先秦文化全部事实出发，仅从几个孤立的常识性概念出发，这就注定了在逻辑上以偏概全。先秦传统文化，并不限于诸子百家，至少还有不可忽视的神话和传说。与西方不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实践理性很强的民族，对于大自然的灾难，中华民族不是等待超现实的神的奇迹，“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在西方神话中，洪水来临时人们会躲入方舟，等待洪水退去；而中华民族治水则是前仆后继，先是鲧围堵的失败，后是其子大禹代之以疏导，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战胜了洪水。在西方神话中，火是从天上盗来的；而中华民族则是艰苦卓绝地钻木取火。对于干旱，我们是后羿射九日，或者夸父逐日，即使渴死也留下了桃林供后人解渴。事实上，被大概念阉割的不仅仅是神话传说，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宏大谱系。
二、百家争鸣在矛盾转化中形成逻辑和历史统一的“大谱系”从内涵来说，儒家、道家、墨家并不是像论者所罗列的几个碎片，而是在矛盾中相互转化的丰富的统一体。孟子讲“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墨子扩而大之讲“使天下兼相爱”（《墨子·兼爱上》），一切人都相爱，混战和盗贼就会永远消失。但是，孟子又批判墨子的兼爱，“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儒家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君臣、父子伦常制度会造成社会无序的混乱，故兼爱之美就会变成恶。这正是老子的辩证法精神所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第二章》），在美中就蕴含着丑。这三家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转化，目的同样是实现“天下”大一统的美好理想。墨子反对战争（非攻）和道家“行无为之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第七十八章》），有一脉相通之处。但是在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现实中，没有可行性。儒家、墨家、道家的理想要实现，首先得结束列国混战。秦国没有采用儒家的人性善的仁政，而是采用了主张人性恶的法家，改革贵族世袭制度，奖励耕战有功者，严刑苛法，以兵家暴力和连横家的谋略强势崛起，以连横之术，分化六国，军事上以强胜弱，各个击破，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来的血腥混战，统一了国家。这从表面上看与儒家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背道而驰。其实，儒家并不是僵化的，它讲人性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后来荀子又将人性善转化为人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法家韩非直接师承这位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当然，韩非也批判儒家的仁政，但是，接受其忠孝君臣、父子、夫妇的社会等级观念，以“法”为准则给出了新的内涵。他的思想本源自老子，司马迁称其为“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以“法”为准则，批判了道家的“恬淡之学”“恍惚之言”（《韩非子·忠孝》），但也吸取了老子的“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韩非子·解老》）。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判费尔巴哈片面强调“善”的作用，引用了黑格尔的观点：“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3］
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证明，历史并不是按照儒家所设计的善良的道德理念前进的，而是相反：韩非将荀子的“性恶”发展为法治思想，“法”就是不相信任何人是善良的，而是切实可行的乃至以弱化、牺牲道德为代价。韩非在理论上综合了其前辈法家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建构其“刑名法术之学”。主张君王当修明法制，凭借权、术和势，选贤与能，驾驭臣子，在内防备内患（包括最亲近的皇后和太子），在外以武力一统天下。实践证明，恩格斯所说“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伟大就伟大在“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这种对善的“叛逆”之恶，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4］当然，韩非并不是黑格尔，他所主张的人性恶并不太绝对，将儒家的“礼乐刑政”转化为绝对的法制。此外，他的优越还在于，并不像黑格尔那样，纯粹作抽象的演绎，而是把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政治、军事、思想的丰富、分散、无序的成败得失概括起来，建构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进化论。他和荀子的另一个弟子李斯在实践中成就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百家争鸣从表面上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没有共同语言，其外部的矛盾对立看似绝对封闭，而其深层却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转化，互通互补，其共同目标都是结束国家分裂，实现“天下”大一统。正是因为这样，百家争鸣并没有陷于混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转化。
到了汉朝，国家统一了，但是经济凋敝，帝王出行都不能乘坐用四匹相同的马拉的车子（“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只能乘牛车。在这样的条件下，战国时期不合时宜的道家的“无为而治”就焕发出活力。无为顺道，与民休息，轻徭薄赋，遂有文景之治。《汉书·食货志》记载：“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就是《老子》中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无为向有为转化的条件是因为顺“道”（客观条件）。本来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法家与老子就有密切的关系，故《史记》将韩非与老子合为《老子韩非列传》，并说他“归本于黄老”，其思想主张“皆原于道德之意”。
而到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了，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就要统一意识形态，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儒家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5］春秋时代孔夫子周游列国不能实现政治抱负，还困于陈蔡，逃离宋国时师徒失散，被人视为“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一度还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颇有一点道家的无为意味。而法家的政治地位断崖式下降，“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不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资治通鉴·卷十七》）。虽然法家在理论上失去了正统地位，但是在实践中，汉承秦制。汉朝继承了秦朝留下的法家制定的政体：中央集权，皇权至上，防止周天子成为傀儡的历史重演；承袭了郡县制，防止地方政权尾大不掉，还以秦朝的监察制度控制地方官员，避免成为独立王国，发生混战。这就是所谓的“外儒内法”，公开的意识形态是儒家的仁义，以安定民心，哲学基础为人性善；而政治体制上则是法家，特别是韩非的“备内”，防止内部最亲密、最亲信者（包括太子、后妃）篡夺政权，其哲学基础乃是人性恶。不管儒家还是法家，其根本精神乃是维护“天下”（国家）的大一统。这就是历朝政权传承千年的国策。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与法家是矛盾中隐含着统一，只是法家的强势和道家的无为，在不同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向对立方面转化。
要说大概念，如此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承才是真正的大概念。按我们的话语说，这不叫“大概念”，而叫“大谱系”。这个谱系是在矛盾转化中统一着、运动着、发展着的有机体。正是因为如此，百家争鸣并没有陷于混乱，诸子百家不管矛盾多么尖锐，其目的都是国家的大一统，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天下”的大一统。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方法，才能揭示出百家争鸣是矛盾转化统一的有机宏大谱系。它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着的，在不同条件下，矛盾着、转化着、发展着，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执迷于“大概念”论，虽然念念有词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际上不但对其茫然无知，反而将之“整合”成一堆碎片。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一堆“混沌的表象”。凭着这样混沌的表象，既不可能“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所在，又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要在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完成我国语文学科的建构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生命活力与日俱增中华传统文化之优秀，不仅在于其内在的生生不息，而且在于其开放性与兼容性。即使在军事上失败了，文化的优势仍然能够吸引胜者主动汉化。只有弄清楚这一点，才谈得上语文学科的中国学派的原创性建构。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其主要理念为对立面的不断转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生命活力与日俱增。在南北朝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取得了军事优势的少数民族，并未像西欧日耳曼人占领西罗马实行“去罗马化”，而是崇尚中华文化，并主动汉化，以汉文化的正统自居，以国家的大一统为目标，遂致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结合，产生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大一统的盛唐时代。
在中国，割据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军事上和人口上占优势，却主动奉汉文化为正统。北方1500万人口，汉族只占三分之一。割据北方的南匈奴人刘渊，熟读汉文化经典，自称是刘邦、刘秀、刘备之后，并且以“汉”为国号，旨在一统天下。一度极盛的氐族人苻坚，则以“秦”为国号，自诩在道德上不坠“周（公）孔（子）微言”，在政治上超越“二武”（汉武、光武），文治武功，儒法并行。他深知只有“统一”才能得到“天命”，才有实现“大一统”的合法性。而最后统一北方的鲜卑族，其军事技术拥有相当优势（发明了马镫、改进了炼钢技术），但是立国号为“魏”，意在继承曹魏天命，否定篡夺曹魏的晋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自上而下推行体制性的全面汉化，模仿南朝之典物文章，大量重用汉族知识分子；令鲜卑人改汉姓，自己带头改姓“元”；广泛推行汉字文化教育，30岁以下的官员必须说汉语，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孝文帝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30多年后，公元529年，南朝将领陈庆之来到洛阳。当时北魏大量汉族精英在朝为官，都以北魏为正统：“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陵百王而独髙”；而对南朝颇为藐视，认为其“僻居一隅”，江南土著皆“短发之君，无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禀蕞陋之质”，“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6]经过一番考察、辩论，陈庆之不得不感叹：“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7]
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近一百年后，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形式上是北方在军事上统一了南方，实质上则是南方农耕文化整合了北方游牧民族军事文化的优长。文化和血统的融合，消解了往日蛮夷华夏之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在七八世纪盛唐时期至十三世纪，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高峰。而此时，欧洲还处在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中世纪结束，文艺复兴期间，欧洲完全没有中华民族文化大一统整合的传统，用方言拼音代替统一的拉丁文，于是就有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语言。欧洲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分化为一个个小国，至今少有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国家。我国汉字没有走拼音化的道路，不管方言多么复杂，当时北方是中原传统文化的中心，有大致统一的语音，而南方则方言复杂“闽楚难言”。福建和吴楚的方言在语音上差异大得难以口头交流，而写出来还是同样的汉字。汉字凝聚了文化上的统一，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成为精神上大一统的基础。
这是从历史文本之内分析综合出来的，而大概念则是从文本之外虚构出来的，用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不无调侃意味的话来说，乃是“天下掉下来的”。大概念论者肆谈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文化自信，而真正的灿烂的中华优秀文化却被大概念之一叶遮蔽了。
当此百年大变局、大轮回之际，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激发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机，使其获得日新月异的生命力。创造新时代的中华文化，建构中国学派的系统范畴，以我们的话语代替他们的“话语”，与世界文化平等对话，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中，彻底改变屈服于西方文化霸权的失语状态，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时刻要铭记于心的。而大概念论者的失误，第一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真理论、唯物辩证法”等并未学到手；第二乃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矛盾转化有机统一的生命缺乏真切的体悟。没有坚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空降”的大概念面前，就难免会失去文化自信，一味搬用洋教条，遭到实践的惩罚是很难避免的。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3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7.
［4］一般学术论文，常常有黑格尔“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或“杠杆”）的引述，并注明出自其《法哲学原理》。今查黑格尔此书并无此言。“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乃出自恩格斯的概括和阐释。
［5］董仲舒把孔子本来分散的观念系统化：哲学上，融入道家的“天人合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学说；政治上，君权神授，春秋大一统；道德上，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正是因为这样的系统化建构，儒家才能够独占统治地位。
［6］［7］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2：174~175，182.（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本文原载于《语文建设》2023年9月(上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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