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关于思想和学术的讨论都有一个固定的范式，借用吉林大学法学院邓正来教授在文章《中国法学该向何处去》所用的一段话――――
“众所周知，自西方以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始，中国论者便在整体上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或处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双向问题，其间当然包括中西于观念及理论层面上的交互关系问题，而这些问题则最为集中地反映在中国论者关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或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现代化的研究之中。如果我们对百年来中国论者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进行检讨和反思，我们便能够发现一种基本且持续的取向：中国论者依凭各自的认识向西方寻求经验和知识的支援，用以反思和批判中国的传统、界定和评价中国的现状、建构和规划中国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及其实现的道路。”
为什么许多在中国社会本来看似合理的东西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下都会否定淘汰，甚至唾弃？是发展之所然还是中国传统之无力呢？
这个就是关系到一个学术范式的问题，所谓范式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是研究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一套概念、方法及原则的总称。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范式即共同体。范式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它保证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某些问题具有特定的解，赋予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研究以崇高的价值。因此，它具有收敛型思维的特点，也即是具有文化保守性和排斥性。在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说新生事物产生的时候，范式总会趋于对文化发展的制约和否定。
因此，我们对中医所讨论的范式是基于西方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前提背景下产生的科学评论方法，对于世界发展如此迅捷的时代来说，这种科学范式的解释大多数是合理和完善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现在默认的科学范式可以解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和全部存在。况且，众所周知的是，科学之所以被现在人信奉就是因为科学的发展促使不断推翻过去的知识和理论，在不断的否定――肯定的逻辑道路上前进。“世界上的真理只有一个，即没有什么是真理”，这句名言想必大家也都耳熟能详啦。
讨论完范式，大家都应该了解范式是具有相当的地域性或者是时效性特征的，这种特征更集中表现在文学范式里面。
西方的科学范式正如我上面所说，产生的背景是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追求的是实效和时效，也即效率。所以这套范式是基于实用性的反复证明之下提出的再用于去判断之外或者之后的物品――其局限性可以想象。
那么如果这种范式用于地域性和民族性非常强势的思想和文化之中，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就说中医，中医是基于中华民族生存状态恶劣和发展落后的情况下产生的。当时的情况大致可以猜测是：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对山林野兽的弱势，对生理疾病的无力。而马斯洛的五大需求理论的第一层便是生理需求，生理需求就是基于生存繁衍所需要的动物性特征所描述的。
既然想要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生存和繁衍，就会不断去尝试和求存――——“在新石器时期，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最初寻找植物性食物时，还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因此就不得不用口尝试。这种尝试，尤其是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误食有毒植物的可能就很多。由于长期的生活体验，人们终于知道了某些植物苦涩难咽；某些植物香甜可口；某些植物可使人呕吐腹泻；某些植物可发汗止痛；某些植物甚至可使人中毒死亡。最初，人们可能认为这些毒性植物是有害的，因而遗弃淘汰它，以后才逐渐用来毒杀禽兽或供医药用。”
所以，中医决不是一个人发明创造的，它是远古时代的人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的经验结晶。
有相关考古证据表明，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而《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等中药书便是几千年优秀经验（注意，我不用文化，虽然中医也是文化，但是其机理有待考究）的结晶。
籍上所述，可见中医不是一种时效性文化（相对于经验性文化而言），而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宝贵经验。对于经验文化这种类型文化而言，从来就不是建立在理论――实践的逻辑论证之中的，而是形成于实践――总结这种最原始的认知逻辑之中。
之所以，我用了【认知】而不是【认识】这个词，是因为相对于西方的科学范式而言，中医没有多少理论上的可行性和可推理性，如果非要套上一个西方范式的帽子，那么中医沦为阶下徒是必然的。
早在上个世纪中的时候就有学者质疑过中医，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中医里面的经络问题，当初西方学者认为古人所说的经络就是现代解剖学中的血管，但是当西方学者发现并不存在一套独立的经络系统的时候，就开始声讨中医，称其为伪科学、伪医学。
当然，不能怪责这些学者居心不良，因为当时科学发展的限制以及科学范式的局限，这种结论也能算作合情合理。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在针刺中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接受针刺治疗时，会产生一种沿经脉路线移动的感觉。后来正式命名这一现象为循经感传现象，能产生这一现象的人称为“经络敏感人”，但这类人只占人群中的很小一部分。
循经感传现象的发现扭转了人们认为经络就是血管的观点，因为血管显然无法形成这种感觉循经移动的现象。另外，人们还发现循经脉路线的皮肤电阻较低，这些现象为验证经络的客观存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对经络的课题性研究发现用γ照相机可以拍摄到同位素循经脉路线运动的轨迹，这无疑给经络的客观存在提供了最具有说服力的一份证明。如今，非但外国学者不再质疑经络的存在，还帮助中国学者去研究探讨经络的效能和机理。
早在几千年前《黄帝内经》对经络的发现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被证明出来，如何能不惊叹中医这块瑰宝的存在？
而当前在中国不断强调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的政策指引下，产业化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让急功近利的许多人抛弃了中医传统，而学习“入口见效”的西医。
无可置疑，西医相对中医如此繁杂浩大的经验知识，具有比较严谨的逻辑性和比较迅捷的效率性，其相对于重在调理的中医而言主要放眼于效能和效率，即化学科学上的反应和中和。相比之下，西医的经济效率特性在当今强调发展经济（本人认为政策强调的有点过度）的情境下，优势尽显无遗。
如今的中国大多数人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制度的快速运作，其急躁或曰浮躁的性情表露无遗，又怎么能“忍受”中医的长时间调理呢？而失去市场的中医也被着眼发展经济的人们所抛弃。（还有中国传统节日，传统习俗，虽然繁杂，但是意义却非同一般，如今也遭到许多年轻人的抛弃，本人可谓痛心疾首）
中国传统文化“出身贫寒”历尽磨难，特别注重对生存规律的探索和尊重。从克己复礼到独尊儒术再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神农尝百草而立《神农本草经》到《新修本草》再到李时珍历时２７年所著《本草纲目》，总要明确行为的精神标准或者崇尚的信仰，而现在所有主义一个接着一个淡出历史只剩下利益分配。
最后，我用一句话结束这个探讨：一个抛弃了本体文化的民族，其实就是断根的民族；而断了根的民族，永远也不能成为伟大的、可立足于世界之林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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