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目前仍处于“第三消费时代”，尚未进入“第四消费时代”
人口及社会文化与我国相似的日本，在产业革命后出现了清晰的四个消费时代：
第一消费时代（1912-1941）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富裕阶层西方化的消费倾向；
第二消费时代（1945-1974年）主要表现为战后人口向东京都市圈迁移，“安家落户”带来的家庭消费的崛起。
第三消费时代（1975-2004年）的消费特征为：消费群体开始从物质消费转向服务消费的消费升级，家庭消费转向个人消费，出现个性化、多元化的特征。
2005年至今的第四消费时代，经济停滞、老龄化加重及全年龄段的单身化等影响下，消费者开始不愿意为过高的品牌溢价“买单”，而注重追求消费的体验，消费特征表现为去品牌化的理性消费。
近2年以来，围绕消费升级，还是降级？高端市场与下沉市场、新消费的本质等一直是社会关注的最焦点问题。判断中国整体处于哪个消费时代，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主要结论包括：
一是中国仍未进入“第四消费时代”。中日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纵向看，中国发展速度呈现“陡峭化”特征，财富积累“爆发性”更强；横向看，中国比历史同期的日本贫富分化更大。目前中国尚未进入第四消费时代，可能处在第三消费时代的初期或中期。
二是财富分化演绎下，中国多重“消费时代”并存。与日本相比，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造就了代际间财富积累更加剧烈的分化，叠加庞大的市场容量，形成了不同人群中“多消费时代”并存的格局。因此，中国不存在所谓的消费降级，只是出现了不同群体自身的“升级”，导致下沉市场与高端市场的同时火爆。
三是财富的积累或是决定不同人群未来消费升级潜力的关键所在。相对财富积累较弱的80后步入子女教育为主的家庭消费，相对负债负担较重，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80-90后，或率先开始“类第四消费时代”的理性消费。成长于中国经济发展“黄金二十年”的65-75后“富裕世代”以及传承其财富，且隐性负担相对不重的95后-00后或是中国“第三消费时代”中消费升级后半程中最具消费力的群体。
四是从产业角度而言，两大需求值得重点关注。一方面，作为财富积累“空前”的65-75后“富裕世代”所表征其典型消费特征的高端化、轻奢化、品牌化消费，诸如：高端品牌白酒等仍将在未来保持高韧性。同时，伴随“富裕世代”的高净值人群不断变老，反映其需求的：高端医疗、高端养老等服务或也将不断崛起。另一方面，95后—00后为代表的新世代作为上述“富裕世代”财富的直接传承者，结合更加完善、精准的互联网等消费基础设施，国货、直播、游戏等业态也将是未来中国消费升级的新兴动能所在。
二、消费倾向中长期递减现象分析及对策
目前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存在误解。例如，2018年消费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达到76.2%，并不代表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度有那么高。实际上，在2018年按支出法计算的GDP构成中，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为39.4%（最终消费支出同时包含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不仅远低于美国（68.0%）、日本（55.6%）、韩国（48.0%）等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印度（59.3%）、印尼（55.7%）、巴西（64.3%）。
专家们担忧的消费倾向中长期递减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全民收入增加，消费品升级承接不顺，恩格尔系数下降；二是结构原因，贫富差距扩大，高收入的人群收入占比上升，该人员的消费倾向本身就低：三是疫情之下，对中低收入阶层的补贴相对中小企业而言，明显不足。
总体看，“改革的两难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如果强推制度性、结构性改革，缩小贫富差距，会引发富人（企业家）不安，影响投资和就业；推房产税，既得罪富人，也得罪中产，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不改革呢？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央行刺激呢？资金脱实向虚。
要缓解消费倾向的中长期下行压力，必须提高认识，坚定推动全面改革的决心。
首先，增加居民收入才是扩大消费之根本。必须始终强调增加居民收入对于扩大内需和消费的重要性。收入增速放缓、房贷负担加重，必然不利于消费增长。2018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8.7%，谈不上慢。关键在于收入增长结构，占全国人口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但同样占全国人口20%的中等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却只有3.1%，考虑通胀因素后，实际增长率几乎接近零。即便把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这两个组与中等收入组合并（人口要占到全国的60%），2018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率只有4.4%。问题还在于，占全国人口20%的低收入组的人口收入水平只有高收入组的9%，收入基数太低，对消费的贡献十分有限。
其次，靠房价助推消费不可持久且导致结构扭曲。从理论上讲，房价上涨刺激消费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要关注消费“感受”与消费数据之间的差距，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我国消费结构中，高端消费、奢侈品消费的比重在扩大（苦于没有途径获得更准确的数据），但中低端消费的比重在下降。如2018年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中，我国居民占了三分之一；又如，今年前5个月，国内乘用车销量结构中，8万元以下的低端乘用车销量大幅下滑，但高端车仍然保持正增长。过去10多年来，为了实现稳增长，政策上偏向于刺激房地产，尽管刺激会带动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旺盛，但会扩大收入差距，并使得这种收入差距进一步固化，不利于消费，同时，金融风险也会不断积聚，一旦风险爆发，其负面影响之大难以预估。从今后几年看，房地产周期终将回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出现负增长，届时高端消费风光不再，这样的结局一定合乎逻辑并成为事实。
尽管统计分析证实了居民杠杆率与消费增速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但是无论是刺激房价上涨政策或鼓励居民加杠杆消费，均属于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都会加大全社会杠杆率的提升和金融泡沫的膨胀，最终一定会诱发金融危机。因此，长期而言必须坚定去杠杆，抑制金融泡沫与房地产泡沫。居民家庭的资本配置，更多的还是应该配置到金融资产、金融产品上面，不应该再继续配置房地产。
再次，扩大消费路径：少补贴企业，多补贴居民。自去年以来，减税降费的力度很大，但主要是针对企业减税降费。当然，个税调整后，对中低收入阶层也有一定的税负减少，有利于促进消费。不过，总体而言，我国消费对GDP的贡献还是偏少，过去五年的贡献率大约在40%——50%之间，但投资对GDP的贡献严重偏高，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因此，扩大消费、减少投资是大势所趋。
三、 如何对居民进行补贴
在最终消费领域给中低收入居民以补贴，既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又可以促进消费，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更加符合国际规范。
国内现有的企业补贴，包括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优惠贷款、特殊基金等多种形式。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或为了发展金融、高科技等产业，所采取的税收优惠多是以“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为主。从2015年年初开始，全国各省市级地方政府纷纷积极主导设立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掀起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新浪潮，如服务业引导基金、专项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对于企业仍然存在变相补贴的形式。截至2018年6月，国内共成立1171支政府引导基金，总目标规模达58546亿元（含引导基金规模+子基金规模），其中引导基金本身规模也在1.5万亿左右。但这样相互攀比的补贴政策，在同质化竞争条件下，最终往往导致全社会产能过剩。
因此，减少对企业的补贴，符合中国开放经济的发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结余下来的财政资金，可以相应增加对居民部门的补贴。补贴居民部门，至少可以有以下三个路径：
第一，通过消费补贴或调整消费税税率等方式。今年以来，汽车、家电、手机等的消费增速都出现下降甚至负增长，此外，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增速也明显下滑，因此，需要通过降低消费成本的方式来扩大这些领域的消费。鼓励扩大重点领域消费，扩大服务业消费空间；如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新型信息电子产品等，扩大文化娱乐消费、体育健身健康消费新空间。
第二， 扩大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社保的比例，让我国中低收入阶层敢消费，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按照当前划转10%的比例，未来划转规模最大可达8.7万亿元，但实际补充作用是高估的。根据去年颁布的《实施方案》，当前的国资划转补充社保基本只获得企业分红和资本运作收益，而且划转企业相对较少，填补效果并不明显。
如果能提高划拨比例至20%，同时，在国资委的准许下，若通过社保减持适当引导国有资本从传统的竞争性领域中退出，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的产业优化，也能改善部分领域产能过剩的局面，而且可以弥补社保资金的缺口。
第三， 通过减少对企业补贴、增加对中低收入居民补贴幅度的方式，优化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对居民部门财政支出的比重。此外，增加中央政府的负债率，相应增加居民收入，也是可行之策。
总之，未来消费对GDP的贡献一定会比现在大幅增长，即经济结构与发达经济体相接近，如占比超过60%甚至到70%，但这一定需要通过结构改革来实现。
四、 存量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消费倾向影响深远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中国的存量经济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所谓存量经济，就是增量对存量的影响在缩小。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里，中国GDP平均增速达到10%，是一个典型的增量经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到去年已经降到了6.1%，今年大概是2%，存量特征愈发明显。在存量经济下，中国经济在三个方面影响深远的分化。
一是人口流动分化。过去中国的人口的流向是从西往东，现在的人口流向是从北往南，这些变化导致了人口不断地分化，大部分的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出现了净流出，一二线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人口就显现了比较大规模的净流入，这种分化现在还在扩大当中，中国的大城市化方兴未艾。
二是居民收入分化。若把中国居民分成两类，有10亿的中低收入群体和4亿的高收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0亿多的中低收入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不足2000元。目前收入差距依然有扩大的趋势，从2016年到2019年，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长累计19%，而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累计达到29%。
目前消费的疲弱和收入结构分化有很大关系，因为中国的消费主体还是中低收入阶层，而当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放缓或者收入比较低，就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
中国的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更多的钱用来做投资，而不是做消费，可以说，高收入群体不是消费主力，而是投资主力。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受疫情影响不大，因此消费依然强劲，但奢侈品消费或高端消费拉动不了整体消费增长，对整个社会零售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杯水车薪。这就导致我国目前消费存在结构性问题。
要改善消费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推出房产税。但推出房产税可能引发房价大跌等种种负面效应。目前，房地产对中国GDP的贡献（直接或间接）接近30%。所以，这一轮的经济刺激在坚持“房住不炒”的情况下推动基建投资和鼓励消费，给中小微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让银行让利、让国有企业让利，以此实现稳增长的目标。
第三大分化是产业的分化。今年，我国新兴产业——计算机、电子通讯、医疗服务、5G产业链、华为产业链、信息产业、先进制造业等股价表现比较好，而金融、地产等传统产业的股价水平都很低，这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好的变化，A股市场总共有超过4000家的上市公司，这4000家上市公司里面，后面市值小的2000家目前的市值占比不到10%，交易额占比不到15%，以后可能越来越没有人气。消费领域企业应借力资本市场实现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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