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的疑古主义已经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近年来，随着包括文字资料在内的考古资料的相继发掘，使人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象。而明确地表示出这种学术倾向的，则是李学勤教授的《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我与中国的学者交流时也有同样的印象:觉得疑古主义正渐渐被人遗忘。那么，疑古主义果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了吗？
一 问题所在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中国的先秦文献的真伪或是有关它们的成书年代的问题。这是因为，“一定要慎重对待先秦文献的操作，因为有准确的成书年代，能让人信服的文献几乎是不存在的”，对于那些一直被这样教导的人来说，确认并确保作为研究大前提的文献的可信度是极其重要的，又是极其麻烦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的事实是，不能确定文献的成书年代，就无法将研究进行下去。另一个同样严峻的事实是，能确定成书年代的文献极其少。所以，要历史地、系统地理解先秦思想史就变得极其艰难了。我认为，由于研究者对成书年代意见不一，所以一直未能构筑起先秦思想史的清晰蓝图。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学者，或是积极地使用《左传》、《国语》来研究春秋时代的思想史；或是果敢地研究被疑为伪书的《鬼谷子》，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还有以前被认为是伪书而无人理睬的《文子》、《鹖冠子》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兴趣等等，在思想研究上盛况空前，可以说是迎来了先秦时代的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①这令人苦涩地想到那种严密的文献考证的传统到哪儿去了呢？更令人困惑的是近年来这种大胆的风潮为什么会极为盛行？
就说《老子》一书吧，一般认为《老子》成书最早也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但是此书是老子于春秋末年所做的观点近年来在中国的学术界逐渐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一贯的疑古主义的稳定立场受到了冲击。这并非仅限于《老子》，他们一致认为先秦文献的成书年代很早，并排除了以往的伪作说，都把先秦文献看作是可信赖的文献。我深受彻底的疑古主义立场的津田左右吉博士的学说的影响，所以对这种学术风潮有一种抵抗心理。如何正确看待学术界的这种风潮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②
毫无疑问，相继发掘的出土资料加速发展了学术界的这种趋势。这是因为这些新出土资料并没有能够证明疑古派的主张，反而不断的证明了疑古派的错误。例如最具代表性的是1972年在山东省临沂县(现临沂市)银雀山汉墓发现的记有孙武、孙膑兵法的木简，以及同时发现的《晏子》、《六韬》、《尉缭子》等。那次的发现可以说是出土资料给疑古派的最早的打击之一。
1994年3月，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的出版，可说是宣告了疑古时代的结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李学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西北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大学的教授，而且还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的理事长。他积极与以日本为首的海外研究者进行交流合作，是中国现在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我于去年(1996年)4月开始，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派遣研究员到北京大学学习。在那以后不久，在5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大篇幅报道了为向国庆50周年献礼，作为国家的科研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史工程”的全面启动。我对此十分惊异，并将报道剪下保存起来。现附于文末。
在报道上我看到了作为主要成员之一的李学勤的名字。他所提倡的“走出疑古时代”成了推进这个项目的基本概念。稍夸张点说，“走出疑古时代”正演变为国家的口号。这是把《史记》的年表的起点从公元前841年一直上溯到公元前2000年的一项宏大的研究计划。
不言而喻，这个三年计划的项目是为了叙述清楚中国的五千年历史，宏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它的政治意图很明显。当然只要不是为了政治意图而去捏造历史事实、改篡历史也就无可非议。
我通过研究《逸周书》而认识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黄怀信副教授，他是李学勤的弟子。听说他也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课题是明确西周的年代和历法。听说他使用的主要文献是《尚书》和《逸周书》。据他所言，只要态度慎重，《逸周书》的大部分资料还是可靠的。他是个反疑古派。
那么，代表疑古派的古史辨学派现在又如何呢？古史辨学派的领导人顾颉刚先生的藏书，现藏于北京市建国门附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内的一室，由他的女儿顾洪女士来管理。在老朋友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孙开泰的介绍下，我拜访了顾洪女士。虽然时间很短，但我了解到由于人手不足、预算不足，有的书只好极不规则的用绳子装订等等。这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看起来这些藏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管。洪女士也感叹到，藏书目录也没能完整地整理。
这些实情，给了我这样的印象，疑古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角色，正从历史舞台上退下来，不，其实应该说是正被迫从舞台上退下来。所谓疑古，我的理解是，只要没有可信的合理证据就应该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就是现在也不能说是错误的。与此相对，提倡“走出疑古时代”的李学勤的立场，只要没有值得怀疑的合理证据，就应该持信任态度。这无疑是有见识的，但同时又太轻率地抛弃了疑古主义。
我在思考，他们从“疑古”里出来后，将走向何方。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回到过去的信古，就变得毫无价值了，在此我们必须再次认真思考，在民国时期风靡一时的以古史辨学派为代表的疑古主义究竟是什么。
二 什么是疑古主义
关于这个问题，金谷治博士曾以《疑古的历史》(一)～(九)(《武内义雄全集》月报1～10，1978—1979)为题简洁地总结过。金谷治博士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学问史中，科学的批判精神必然采取疑古的形式。民国15年，顾颉刚等人所创刊的杂志《古史辨》，正是它具体的体现。此前的先行研究中，清末的思想家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书中论述了《左传》其实是刘歆改篡的伪作。这作为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严重对立的背景而广为人知。(参阅《疑古的历史》一)。
金谷还认为，疑古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至孟子，“因为那种疑古是孟子的主观判断”，在此不做探讨。从实质的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实证的事实主义”，则直接与疑古的精神相连。可见，那种仅仅因为是古老的传统就坚信不疑是愚蠢至极的，必须反复推敲传承的内容，以鉴别其真伪的疑古的思考方式在汉代就已存在(参阅“同三”)。到唐朝，柳宗元有“虽为数不多，却闪耀着异彩的疑古的作品”。他对《孔子》、《晏子》、《论语》、《文子》、《鬼谷子》、《亢仓子》、《鹖冠子》等都提出质疑。关于这些文献的真伪直到今天也还未有结论，可见，唐代的疑古经过1200年直接与现代的疑古主义联系起来。(参阅《疑古的历史》七)
而且把集“史辨的哲学”的宋学大成的朱子看作是“疑古的先行者”，也就是说，宋学是“有着与疑古的立场紧密相连的，换言之，是有着作为实证科学的立场的思想的学问”。(参阅《疑古的历史》九)而且，在连载的最后，金谷博士总结到:
在中国完全无视疑古的优秀的先人的成果，盲目地依靠古传说的研究，近来屡屡出现。传说作为传说固然应该重视，但是，对其真实性提出的疑古应该更为重要。不言而喻，科学的进步是依靠研究的积累。不能因为疑古疑过了头，就盲目地返回传说的世界。那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新的思想史研究或者哲学研究，必须依靠实证的疑古的成果，必须与疑古相结合。(参阅《疑古的历史》九)
金谷博士认为，疑古是:
1.在中国的学问的土壤中产生并长期被继承下来的一种学问方法论。
2.合理主义，批判主义，实证主义的立场。
3.科学的学问赖于成立的必要条件。
这种疑古的精神今后也必须继承下去。与这种对疑古主义肯定的评价相反，否定的论述有郑良树的《续伪书通考》(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书中关于民国时代的古史辨学派所发起的疑古主义的流行，表明了与金谷全然不同的见解。关于这点，我们从他的《代序-论古籍辨疑学的新趋势》一文来探讨一下吧。
到了清代，古籍的辨伪几乎脱离了常轨，造成这种风潮的是今文学派。
这里，“脱离常轨”是因为“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就急于作出结论(参阅该文P19～20)”。
他把继承了今文学派的古史辨学派定罪为对古史“激烈的批判和破坏”(参阅该文P25)，认为顾颉刚等人“继承了”清朝末期的今文学派的康有为、崔适等人的“胡说八道的态度和作风”。(参阅该文P28)等等。对古史辨学派用的是几近于漫骂的言辞。
他还认为，这几十年来，古籍的辨伪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轻率浅薄的作风正渐渐变得谨慎起来，出现了完全周到的考订古籍的新趋势，这是古史辨学派做不到的。这真是“学术界的一大进步”。他否定古史辨学派，而极力称赞现在学界的趋势。这与金谷博士的“不能因为疑古疑得过分了，就完全盲目的返回传说的世界”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郑良树承认最近学界的倾向，确实也存在着对古史辨学派的过分的疑古的反动。但是，他决不会因为警戒过头的信古，而希望疑古派的复活(参阅该文P47—49)。
郑良树彻底地批判古史辨学派。此外，还高度评价与古史辨学派分道扬镳的胡适。
我认为郑良树对古史辨学派忽视了一点，这就是打破传统经学的过分权威，把古籍作为纯粹的学问进行批判研究，不一定非要从康有为等的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对立来看古史辨学派。因为古史辨学派的态度里也有其进步意义，即通过疑古来打开中国近代之门，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刚才所提到的胡适对疑古主义渐渐产生怀疑，以至最终决裂，可能是由于胡适嗅到了古史辨学派的某种特质吧。那种“特质”仅用于具有近代意义的严密的文献实证主义、批判主义是无法说明的。关于这点，不用胡适的资料作详细分析，大概是不能明白的。但我认为胡适所嗅到的那种“特质”大概就是郑良树所说的“以破坏古史的系统为快，哗世取宠，只求满足私心自用”(参阅该文P38)，胡适可能认为这是古史辨学派的正体吧。
三 围绕《老子》的新出土资料与疑古主义的退潮
关于老子是否真有其人以及《老子》一书究竟是何时作成的问题，众所周知，疑古派与信古派的观点是长期对立的。在日本，即使是现在，怀疑《史记》老子传中的“孔子问礼”传说，认为作为《老子》的作者的老子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而作为文献的《老子》是战国中期到末期时的作品，这样的意见占多数。从这点来看，可以说在日本，现在仍是“疑古派”占优势。在中国认为老子是春秋末期的，而且《道德经》也是同一时代所作的这样的意见则更加有力。因此，在中国可说是“信古派”占优势。当然日本的学者没有人自称是疑古派，而中国的学者也无人扬言自己是信古派。其实，那些所谓的超越了“疑古”及“信古”的“释古”的立场的学说，结果也不过是与曾经的疑古派或信古派的学说一样而已。
疑古信古以及释古，早在冯友兰的《古史辨》第六册序言中便能看到。冯友兰于1930年写了当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是中国哲学界的泰斗、权威学者。不管从哪方面说，他都是属于疑古派。陈鼓应认为，冯友兰使得大陆的学者总是难于从他的疑古主义的影响中走出来，因此，在大陆长期继续了疑古派的优势。(参阅《论老子晚出说在考证方法上常见的谬误——兼论非伪书》《老子与中华文明》1993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陈鼓应还说，即使是在疑古派里关于《老子》的成书年代的见解也有不同。其中，认为老子是真有其人的就是胡适。只是由于他不在大陆所以他的学说并未能发挥其影响力就消逝了。关于这一点我在上一节已明确说过，胡适已经从疑古转变为信古，那么他本来就不应该算是疑古派的一员吧。
这就是长期以来没有间断过的围绕《老子》的争论。但是众所周知，自从在马王堆汉墓发现帛书的《老子》以来，事态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下面让我们简单的归纳一下，发现帛书《老子》以后的关于老子是否真有其人以及《老子》的成书时间所发生的争论吧。
首先，在我刚才引用过的郑良树的《续伪书通考》(1984年)里写有，刘建国在他的论文《老子时代通考》中，对帛书《老子》作了一番分析后，证明了老子就是老聃，生活在孔子以前，而且《道德经》也是他写的。(该篇论文发表时间不详)
与此相反，1982年北京大学的许抗生发表了《帛书老子注释与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在对帛书《老子》作了一番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为:《老子》的成书年代是战国中期，老子也是同时代即战国中期的人。他是冯友兰的弟子，看来确实继承了冯友兰的疑古派的立场。不知道陈鼓应是否把这看作是冯友兰的疑古主义的影响，如果是的话，就不能说明，随着帛书《老子》的出现，疑古派的观点就迅速土崩瓦解了。
但是，在1990年出版发行的李水海的《老子楚语考话》(陕西人民出版社)中，肯定的说，现行本《老子》基本上是春秋末年的老子的原著，是可信赖的资料(参阅书中所收的附录1，老子成书新证)。这样的“信古”的倾向以后被继承下来。因为马王堆以外的出土资料的相继发掘无疑对信古派越来越有利。也就是说一种覆盖学界全体的氛围，由此正变得越来越顽固。例如在马王堆发现《老子》的前一年即1972年，在银雀山汉墓发现了大量的竹筒，其中，有孙武和孙膑的兵法，包括《尉缭子》、《晏子》、《六韬》等。由此证明了孙子、孙膑确有其人，而且确实如《史记》所记载的一样，他们都留下了兵法书。还有一直被当作伪书其成书年代也遭到怀疑的《晏子》、《六韬》、《尉缭子》，最迟在汉初，早一点的话就是战国末期就已经有了。虽说这不能追溯到先秦以探明其成书年代，但由于确认了《史记》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进而增添了信古派的势头，同时也促使了疑古派的后退。
1996年夏，以陈鼓应为秘书长的“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我们日本也有很多人出席了那次会议。③
现在，我根据手头的论文提要集把论及老子及《老子》的年代的列出如下:
柳存仁:老子是春秋后期的人，与孔子同时代。
王葆铉:老子是春秋晚期陈国人。
郑立光:老子即老聃，是春秋末期周的收藏室官史，《老子》虽有后人的增补，但基本上反映了老聃的观点。
这些论文基本上认同了《史记》的记载，也就是说找不到以疑古为立场的言论。虽与老子无关，但同属本节的主题。即从出土资料与疑古主义的关系的观点来看的话，也许年代有点早，但不能无视的是吴九龙的以下的话语:
“汉简六韬尉缭子晏子出土的事实，证明上述传本当时已比较广泛地流传，成书年代至少在西汉以前。值得注意的是，银雀山汉简与传本文字很近。这样看来，以上诸家(宋濂、胡应麟、姚际恒)的怀疑和论断是缺乏根据的”(《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58年)。
他在此很明确的说，疑古派的假说由于山土资料的发现而被推翻了。吴九龙是银雀山汉墓发掘的现场责任者，现在国家文物局工作。
关于这事，李学勤也在1994年12月台湾的时报出版社发行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的第三节里颇具要领地叙述过。他说，在“近代”发起的“疑古”乃至“辨疑”的思潮，是对古书的一大“反思”，是划时代的；现在，在出土资料的发现过程中，可说是发现了第二个“反思”的时期。可见，疑古派的活跃已属过去。我觉得他明言，与出土资料有很大关系，这会很有意思。他本来就是考古学者。
最近，在湖北省荆门市出土的资料，使有关《老子》的诸问题更加有意思了。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因为是从战国时代中期的墓中发现的，所以对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争论，也许能给些决定性的材料。如果去年的道家文化学术会议上，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陈松长介绍的情况属实的话，这次也许比马王堆帛书更具有冲击力。④
四 结论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谈谈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来结束这篇文章吧。《走出疑古时代》是根据李学勤在某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补上的题目。后来在杂志《中国文化》第七期上发表，在论文集发刊的时候，放在导论部分并成为整个论文集的书名。这是很有冲击力的一句话。我觉得它确切地反映了当前中国学界的空气。而且我在开头已经说过，这句话现在成了中国的一个口号。
必须注意的是:李学勤所代表的这种学术界的风潮，与中国现在的以急速的势头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学术甚至于体育等各方面恢复自信决不是毫无关系的。如果要把这种风潮加热的话，就要给予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的中华文明“正确的”历史年代，恐怕会造成不经过什么正规的学问的手续，就把传说时代复原为历史年代了。这也意味着信古的亡灵又重新复苏了。
这种担忧，与对那种否定了过头的疑古派后新出现的，曾经一度被否定过的信古的担忧是一致的。这也是金谷治、刘起釪所指出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确定先秦文献的成书年代时，出土资料是不可欠缺的。因为，在实物面前，疑古主义与信古主义的对立变得毫无余地。问题是那些出土资料不一定有很多，不可能轻易地给上述论争画上终止符。⑤。
（本文译自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998年3月号）
注释：
①第一个黄金时代，应是编纂《古史辨》的民国时期。
②例如: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论语》与孔子的思想等可看作是其典型。
③关于这次会议，小村正英教授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哲学会杂志《东洋的思想与宗教》第14号，日本道教学会杂志《东方宗教》第89号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④参阅出土资料研究会1996年11月《会报》第4号。
⑤还有近年来另人担忧的盗掘频繁，使贵重文物遭受破坏，或被黑市买卖，阻碍了学术研究。参阅何频、王兆军著，中川友译:《黑社会动摇中国的组织犯罪》，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