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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4 22:10:35

【说明】本文是2015年初，何新与一位所敬重的老友谈话归后，有感而写的一封学术信件。可以视为何新平生历史观的一个总结。 

XX吾兄：

昨蒙赐教，谈及乾嘉学术、《诗经》考据以及《文学史》等问题。归而细思，言有未尽，意有未达，兹借此函再略陈陋见如次。

一、关于《诗经》的考据类著作

乾嘉学派的《诗经》注疏，集大成者窃以为当以晚清王先谦着《诗三家义集疏》为著名。

王先谦(1842～1917年)，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晚清湘学之殿军人物，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并曾主持南岳书院多年，校刊古籍文献多种。

乾嘉学派兴起在明末清初。但其学术成就之集大成著作，则多出现在晚清。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收辑西汉以来齐、鲁、韩三家诗说，兼取宋元明清以下历代学者的疏解，折衷异同，加以考核说明。故此书可谓乾嘉学派《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但是对于现代不甚熟悉朴学的人，此书不好读。

属于现代继承朴学遗风而比较好读的，有高亨的《诗经今注》以及《听高亨大师讲诗经》（高亨，吉林人，已故著名学者）。此外较为可读还有周振甫《诗经译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

但是老实说，《诗经》中有一些老大难篇章，正如《尚书》、《周礼》、《周易》等儒家经典，自汉唐以来从未被搞懂。我记得王国维信札曾说“五经”自古盲人摸象，《尚书》十之七，《诗经》十之五，没人能懂。诸家异说，无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二、关于何新的《古经新解》

我20年前的旧作：何新《风与雅：诗经新考》及《雅与颂·华夏上古史诗新考》，多有一些个人的发明及新义，自以为可以破解若干前人所未知。

举个例子，《诗经》第一篇《关雎》中雎鸠究竟是什么鸟？历来都以为是黑色的鱼鹰。鱼鹰是猛禽凶鸟，且貌丑，竟被诗人作为开篇起兴的男女爱情之象征，岂不奇怪？

而我考证则证明，所谓“雎鸠”非鱼鹰，其实就是杜鹃鸟，也就是杜宇、子规、布谷鸟。华夏自古有以报春鸟之杜鹃作为爱情象征的习俗，所谓“春心报杜鹃”。自以为此论可破千古之覆。

又如《周南·兔罝》一篇，描写的是赳赳武士，而历代都解释兔罝为捕杀兔子的网。我指出古代江淮、江汉的楚人称老虎为“于菟”，讹音即玉兔（所以月亮神话中吃月亮的虎神，汉代以后也变成了月神玉兔）。故诗中的兔罝并不是兔子，而是伏虎的网罗。

《诗经》中的许多语句，貌似很难懂。但是我的书中用训诂（很少有人知道此学原为孔子、子夏所创）的音近义通的原理，打通了许多语言障碍。

例如“关关雎鸠”的“关关”二字，其实就是现代语“咕咕”两字的转语，描写雎鸠的叫声。所谓“关关雎鸠”，不过就是“咕咕杜鹃叫”的意思，毫不深奥。

又如《大雅·荡》的名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看起来难懂。其实“靡”就是“莫”的转字，无的意思。“鲜”就是“稀少”之“稀”字的转语，“克”就是“可”的转语。无不有初，稀（少）可有终——文从字顺，意思无非就是很难做到有始有终。

再如《诗经·小雅》中的“不敢暴虎，不敢冯河”，这两句在《论语》中被孔子简化为四个字“暴虎冯河”。貌似很难懂，历来聚讼纷纭。有人在所著的《论语别裁》中解释此谓“发了疯的暴虎站在河边跳河”，令人喷饭。

其实呢，“暴虎”之“暴”，就是“搏斗”的“搏”的通假字。“冯河”之“冯”，就是“浮水”之“浮”（古字为淜）的通假字。“不敢搏虎，不敢浮河”，就是不敢徒手搏斗老虎，不敢徒手浮渡大河——有何难懂？

[附注：“暴”为“虣”（音bào）的异文。毛传和《尔雅》释“虣”为“徒搏”，即徒手搏虎。“冯”（古音凭），段玉裁说为“淜”（音píng）的假借字。《说文》：“淜，无舟渡河也。”也就是游水，即浮河。淜、浮今音不同，古音通，是同源字。]

其实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的悬隔，基本的语言结构并无不同。许多古语古字换个写法，今天仍然活着。所以诸如此类的成语，貌似艰深，一旦打通文字障碍，即晓畅明白如昼也。

在我的《古经新解》中此类新义颇多。我自认为何氏《古经新考》是效仿乾嘉遗风的新派考据之作，是我平生著作中很以为自豪的一套有趣之书。化深奥为简单，化幽深为平易，所以20年来已经多次修订和重印，发行量不小。

三、关于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关于古代文学史的著作，我认为目前最好的一部，仍然是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本书写于1939年，成书于1948年。此书是一部三卷本巨著，上起殷商，下迄晚清，全面地论述中国文学诗词歌赋、散文、小说及戏剧的发展历程。

作者效法法国人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年）的名著《法国文学史》，注重描述历史思潮和变迁，从诗人、作家的身世、性格与社会背景的结合，发现并阐发作品的个性。全书论述颇见精彩，文采焕然，咀百家英华而成一家之言，在众多同类著作中独树一帜。

四、关于乾嘉学术

乾嘉学派创始者为明末清初鼎革之际的方以智、顾炎武，大成于戴震、钱大昕等，标榜复兴“汉学”（恢复汉儒之学），其实暗含不忘汉地民族本源的政治涵义。

针对宋明理学玄谈心性、义理、纲常，“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形而上风尚，汉学家转而提倡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主张由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所谓“小学”考据入手，重新解读儒家经典，主张恢复汉代尊古、尚朴的学术精神，故也称为“朴学”（朴素之学）。

“乾嘉学派”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其学则并非仅在乾隆、嘉庆两朝。范文澜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顾炎武是吴人，戴震是皖人，所以乾嘉考据学派兴起于吴学和皖学。

乾嘉学术中微观考据学（所谓“小学”）最著名，主张“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所以乾嘉学术以文字、训诂学、《说文》研究为显学。

嘉庆时代爆发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开埠，思想界遭受西学、新学及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在北方及东南沿海，乾嘉学派遂趋衰落。但在内陆之湖南、四川则仍盛行，晚清又出现湘学（王先谦等古文学派）、蜀学（廖平、蒙文通等新今文学派）。承其余绪，也有发明。

五、清代精英耽迷考据​​学而误国

但我个人认为，纵观有清一朝，蓄辫子的汉人早已不是华夏衣冠。

清朝时代，无论皇家所宣导的宋学（理学），还是士大夫以下民间盛行的所谓“汉学”即乾嘉学术，可以说并误中国三百年。何以言之？

盖清朝立国前，自汉唐至晚明，中国之文明、学术及科技均领先于世界包括欧洲（明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可以证明）。但清朝开国后的17世纪以下，欧洲进入“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恩格斯语）。经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后，17世纪启蒙运动兴起，近代科学及实证哲学陆续开创建立，文化科技日新月异。此时期欧洲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出现了莎士比亚、培根、牛顿、笛卡尔、洛克、康得、贝多芬、莫札特等众多文化巨人。

而此时期清朝治下之中国精英，则完全蒙昧于世界之进步。闭目塞听，固步自封，举国知识份子沉湎于乾嘉学术，即饾饤考据，“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晚清魏源语）。

中国文明之于西方文明及世界文明的隔绝与落后，就是从清朝闭关锁国统治下的这三百年而拉开巨大距离的。浸润朝野精英的所谓“乾嘉学术”实难辞其咎。

六、考据学其实多为语言猜谜游戏

乾嘉学派的考据学，许多研究物件不过是一些有趣的语言猜谜游戏。譬如，无论“雎鸠”是鱼鹰或是杜鹃，“关关”之拟声是咕咕或者呱呱，于国计民生又有何益？

曾国藩曾经批评考据学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张已伐物，专诋古人之隙。”(《曾文正公集》卷一)

梁启超在1904年发表的《新史学》上也批判乾嘉考据学风，说其：“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

但是，乾嘉学派中特有一派（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比较注重历史及地理（如阎若璩、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学），至晚清代表人物则有王国维，这一派由史学考据转入历史的清算总结，研究华夏历史地理的古今沿革与变迁，至今仍然颇有学术价值。

此派证古者之学术成果、实用意义高于治语言、文字、版本的考据一派。

[明末利玛窦等西方教士入中国带来近代西方实证经验方法，顾炎武等江南实证思潮兴起或与此有关？]

七、考据学后期有人走火入魔

版本考据一派，在清儒崔东壁后，走火入魔，几乎无书不可证伪（《崔东壁遗书》）。２０世纪初西化派领袖胡适、顾颉刚创疑古派推波助澜。直到晚近，顾颉刚（８０年代）仍大力吹捧崔东壁此书，冬烘、腐朽、可笑！

由伪书考再到伪史考，再到后来的《古史辨》派，盖认为中国古史自伏羲、炎黄、尧舜禹至夏代以上，皆为一片传疑空白。

此等观点，愚者如我绝不能赞同。

八、西人古史多出神话及伪造

然而西方学术却从来没有什么伪史、伪书考。

中国历史书，春秋时代即有《春秋》，战国时有《战国策》，而后《史记》、《汉书》也都是本朝人的著作，皆基本为一代实录。许多古书竟然可与出土竹木简帛书相互印证，令人惊叹！

而西方的史书全部都是出自文艺复兴以后的所谓“重新发现”，而且皆无存古早版本之早期原著，又经希伯来文、拉丁文甚至阿拉伯文之辗转翻译。

若以清代版本考据的严苛眼光观西方荷马、希罗多德以下之所谓“史书”，可以说无一部不是伪书。实际这些书也多以不明来源的神话传闻为主，绝非实录，根本不应当视为信史。

我说的这些文艺复兴以后才被西方“重新发现”而来历不明的书，包括希罗多德的《历史》、荷马史诗，以及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的全部名著。当然，这些著作虽然来历不明，不可据为信史，但也并非毫无文学或者学术价值。

印度历史亦然。印度古代本非统一国家，自古也无文字历史传世。所谓梵文早已是一种死亡文字。而原初之梵文究竟是古尼泊尔、巴基斯坦或者西域波斯地区之古文字，还是真正的印地文字，至今也始终大有问题。

至于一些著名的所谓“吠陀经”梵书，则无一不是１８、19世纪英国学者根据口头传说所编纂，无一可据为上古经书或历史。而最早一部成文的印度史，竟乃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中国人替印度人写的城邦历史。

欧洲人，18、19世纪以来主要根据《圣经》（本来是东方古叙利亚人的宗教信仰）和荷马神话（本是小亚细亚的民间传说）来伪造西方的古代历史。

所以，近代西人以考古证神话，从神话造历史，又发明根据语法的相似性划分种族的伪人类学，于是而有所谓“雅利安人”的分类，于是而有所谓的古希腊史、亚历山大东征史，以及什么拜占廷史、古印度史等等。实际上，西方关于希腊罗马、印度的古代编年多出臆造，无一可信。

而多数中国学人对西方伪学之上古史懵然无觉，多盲目崇拜而不疑。我近年揭露西方伪史后，伪学信仰者瞠目结舌而无力以实论来反驳，只能捶胸顿足骂我为“学术义和团”，可笑，可怜！

以上由昨日所讨论之《诗经》及考据学，到疑古学以及世界历史而生发之余论，乃鄙人一己之私见。

在下于学术界、理论界一向独往独来，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加之病后脑弱，不知所云。以上所说或什荒谬，则敬请海涵。顺颂

秋祺！

何新再拜谨上

201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