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一个试图了解东方的欧洲人所面对的困难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人，因此对这一中国经典给我的陌生感印象深刻。在某种程度上，我对东方宗教和哲学的一些了解确实对理性与直觉地了解其含义有所帮助，譬如我可以从民族学或比较宗教史的角度来理解初民信仰中的矛盾性。但这样做实质上是仍然在用西方人的方式，把自己的心灵隐藏在所谓的科学外衣之下。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虚荣心作祟，主要还是担心更加深入的理解会使一次与异域精神的偶然接触发展为深刻的认同体验。
除了本书在文献学上对于汉学家的价值之外，所谓的科学客观性会心怀嫉妒地绝不容许对它有任何其他的解释。但是卫礼贤深深地领悟了中国智慧的秘密与神奇的活力，他不允许如此有洞察力的深刻见解被浪费在各种专家们已经被打成了无数隔断的大脑中。
我很荣幸，他选择我为这部中国经典作心理角度的评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评论此书也冒着让这一独一无二的宝藏被心理学这一特殊学科所吞噬的风险。然而，任何人想要贬低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就是在侵蚀欧洲心灵的支柱。科学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但它是有其优越性的工具并不可或缺，只有在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时候才有害。科学方法一定是服务于人的，如果被推上王位就错了。它应该服务于每一个具体的分支科学，然而每一个分支都不足以独立解决问题，还需要其他分支的支持。科学是西方人的工具，靠它可以比仅靠双手打开更多的门。只有当我们认为靠科学得到的知识是唯一的时候，科学才将阻碍我们的视线。东方教给我们另一种更广泛、更深刻与更高明的知识，人类生活是它的源泉。我们对其所知甚少，通过各种宗教术语，我们对它有了仅仅是模糊的感知。因此我们更加乐意地把这种东方的“智慧”放在引号中，将其归类于某种信仰或迷信。但这样做我们就完全误解了东方的“唯实论”。例如本书，就丝毫没有谈到修苦行的隐士处在病态边缘的夸张情绪与神秘灵感，书中的见地根植于高度发展的中国人心灵的洞察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低估这一洞察力。
我的这个结论可能是太大胆了，很容易受到质疑。但考虑到我们对东方所知甚少的事实，各种质疑也不会让我感到吃惊。本书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陌生，所以我们感到很尴尬，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与中国的思想世界建立联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面对把握东方思想这一难题时，我们通常犯的错误就像是在浮士德犯的错误。受到魔鬼的指引，他轻蔑地抛弃了科学，转向东方的神秘主义，并照搬一些功法，变成了可怜的模仿者(这种错误的最好例证就是通灵学)。这样，他放弃了西方思想的基础。迷失在脱离西方语境的文字与概念之中。这些学问永远不会有效地嫁接在他身上。
古时的修行者说:“邪人行正道，正道悉归邪。”与我们的想法截然相反，不幸被这个中国谚语言中，我们认为只要是好方法谁用都是一样的。而实际上，关键在人，不在方法，因为方法只是由人决定的途径和方向，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性。如果方法与他的本性不相契，那么这个方法无非就是自欺欺人与装模作样，将毫无价值与根基的。它成为了一种自我欺骗的工具，成为逃避自我无法平息的内心冲突的避风港，这样就彻底背离了中国思想脚踏实地和真诚的特质。与这种特质相反的是自我否定，背叛自我而拜在千奇百怪的陌生神祇脚下，只是为了取得精神胜利的自我慰藉，这一切都与中国“方法”的涵义背道而驰。中国人的洞察力来自于一种最大意义上完整与真诚的生活方式，它根植于中国古老的文化。这一文化从未被打断过，我们对它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
西方人对东方的模仿是悲剧性的，因为这种模仿来自于一种非心理学因素的误解。这种误解在中非和南海上的美丽岛屿陶思岛上的冒险家身上也有体现。在那里所谓的西方文明人玩弄“原始性”概念的把戏，逃避社会，就像是那句名言说的:“这就是罗德岛，跳一个给我们看看。”这不是一个模仿，或是成为一种陌生文化的传教士的问题，而是对我们已百病缠身的西方文化重新塑造的问题。这才是要立刻着手的问题，必须由带着诸如神经紧张、婚姻问题、破灭的政治和社会理想等欧洲人的通病的真正的欧洲人来完成。
我们应该承认，我们不懂来自东方世界的经典里讲到的彻底超脱，事实上，我们也不愿意去理解。中国人已经完全满足了他们本能与直觉的一切要求，所以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觉察到那看不见的精髓。我们有他们那种可以把视线引向内心从而带给他们超脱的心态吗?他们有这种洞察力的前提是他们可以从束缚着我们的野心与激情中解放出来。难道解放不是来自于满足自己直觉的要求，而是心怀恐惧或欠成熟地压抑它们吗?难道不是我们要先脚踏实地然后才能抬头仰望苍穹吗?任何一个人，只要真的了解中国文化，并认真研究过千百年来充斥于中国人思想中的《易经》思想，都不会忽视这些问题。他们就能知道在本书中所提出的观念在中国人眼中并无特殊之处，只是一些无法规避的心理学结论。
在我们的基督教文化中，圣灵及圣灵的爱在很久以来是最有价值也是最值得追求的。只是在中世纪以后的19世纪，圣灵堕落为人的理智，然后人们又起而投入反抗难以忍受的唯理智主义的运动。从一开始，这一运动就犯了把理智与精神混为一谈的错误，从而指责精神是理智出错的原因。这个错误是可以谅解的，理智在胆敢独占精神的全部财产时对灵魂确实有害。理智与精神相比还差得很远，精神高于理智，精神除了理智之外还包含情感。精神是生活原则和方向，是促使人类超越巅峰的光明;与它相对的是黑暗的、阴性的和物质的原则(阴)。这种原则所代表的情感和本能历史久远，来自于人类生命延续的根源。毋庸置疑，中国的这些概念得自直觉的洞察，我们如果想要了解人类精神的本质，就不能没有如此的见地。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概念，因为中国的哲学告诉我们，中国从没有偏离心性本原的精神体验，因而从来不会过分强调和发展某一单一的心理机能而迷失自己也因此，中国人一直都对现实事物中与生俱来的矛盾性与两极化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发现相反的两面总是能相互找到平衡--高等文化的象征。片面性虽然有时很给力，但它也代表了野蛮文化。如今在西方开始推崇感觉与直觉的反理智运动，我觉得是一种文化进步的标志，是打破理智思维限制的意识突破。
我不是要贬低具有强大判断能力的西方理智，在这方面，东方可以说还很幼稚(这与聪明程度无关)。如果我们能把另一个或者说第三种心灵的功用提升到和我们的理智一样的高度，我们也许会超越东方很多。有的欧洲人压抑着自己的性情去模仿或都说去冒充东方的精神，实在是很可悲。如果欧洲人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从自己的本性中培养出多少个世纪以来东方人源于他们自性的觉悟，就会有更广阔的前景。
总而言之，从外部的理性的观点来看，好像在东方最为珍贵的东西在我们这却不是那么抢手。东方理念的重要性单靠理智是理解不了的，这些理念往往被我们归类为只是哲学的或民族学的作用只是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已。我们对东方是如此缺乏了解，连资深的汉学家们也不能理解《易经》的实际应用，而只是把它看作是神秘符咒的合订本。
二、 现代心理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的可能
我在做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观察到的种种情形给了我一个惊喜，为我找到了意想不到的理解东方智慧的方法。起初，我其实对中国哲学一无所知。当我开始我毕生的工作--精神病的心理治疗时，我还没有接触过中国文化。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我使用的一些技巧无意中与中国行家们千百年来使用的方法相合。正是担心这种契合也许是我主观想象出来的，我以前不愿意发表任何这方面的文章。但是，伟大的中国精神的译介者帮助我确认了这种平行性。是卫礼贤给了我探讨一本属于神秘东方思想的经典的勇气。同时，不可思议的是，书中的内容与我的病人的精神发展历程惊人的相似，而这些病人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
为了让这样奇怪的事更容易被理解，我有必要指明，正如人的身体有着超越了种族差异的相同生理结构，人的精神也有超越所有文化意识差异的相同的根源层面。我把这一人类心灵的根源层面叫作集体潜意识或共同潜意识。这一全人类共同的潜意识里不仅有可以被意识意识到的内容，还有许多能够做出相同反应的潜在天性。共同潜意识这一概念就是，无论是何种族，相同大脑结构中蕴含着相同的心灵表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类似甚至是完全相同的神话和象征，也解释了人类有可能相互理解的根源。这就是说，人类精神发展的不同线路起源于同一个源头，这一源头可追溯至过去生活的全部层面。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人性与动物性在心理学层面中重合的部分。
仅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类有着共同的想象与行动的本能。一切人类所能意识到的想象与行为都是在潜意识原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永远也离不开这些原型。这样的情况在意识的清醒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当心灵更依赖于本能而不是有意识的意志力。更受情感而不是理性判断的控制时尤其明显。这样的状态可以确保心灵的原始状态的健康。然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需要有意识的努力时，这种心灵状态就无法适应了。本能只能满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的需要，而且本能也不大会与时俱进。一个更受潜意识支配的个体会倾向于保守主义，所以原始人千百年都不变而且惧怕一切奇怪或不熟悉的事情。如果压力过大会引起不良反应，其实就是神经官能症，这是极其危险的。通过不断消化吸收不熟悉的东西，人类的意识变得更宽广深远。这一发展了的意识更倾向于自主与革新，它坚决反对旧的神，这些神其实来自于长期驱使人类意识的强大的潜意识及其原型。
意识与意志力越强，潜意识就埋得越深。在这种情况下，意识与潜意识原型的分离变得非常容易。在得到自由后，意识斩断了本能的锁链，最后达到了彻底抛弃或与潜意识对立的境界。从此意识深植于潜意识的根被拔掉了，也不用再讨原型权威的欢心。它有着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由，同时也藐视一切神明。意识的确是爬升至尘世之上，甚至是人类之上了，但对于社会上意志比较软弱的人群，意识仍然有着被潜意识颠覆的危险。人们其实还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被潜意识绑在高加索山上。中国人会用基于易学的话说:在阳发展至极点的一刻，阴就产生了，所以黑夜实际上从正午就开始了。
处在医生的位置，我看到了戏剧性的情节在生活中上演。比如说，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呼风唤雨，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危险。他在自己事业的巅峰时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变得像一个怨妇而且长期卧病在床，最后彻底被毁了。患者的态度从阳性变为阴性的过程也十分完整。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圣经·但以理书》的尼布甲尼撒王身上，一种凯撒式的疯狂。从意识的角度出发，过度的一边倒和与其相呼应的潜意识的阴性反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神病指的是对意识的偏心，过度重视意志力，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我绝不是想贬低人类意志力的崇高道德价值，意识和意志仍旧是人类最高的文化成就。但是如果自我意识反过头来摧毁人类，那它又有什么用呢?意志与能力保持一致的和谐比道德体系对人类更有好处。道德体系是野蛮的象征，相比之下智慧对人类更为有益。当然，这也许只是我在用一个不得不在对过度文明的觉醒中为病人答疑解惑的职业医生的眼光看问题。
无论怎样，事实就是，被狭隘与偏执激励的意识离原型越来越远，人终有一天会崩溃。在灾难发生之前的很长时间，许多预兆已经显现，其中包括走神、焦虑、生活没有方向，以及在一些情境和问题上较真纠缠等。一个心理医师在诊疗时会发现，潜意识无时无刻试图推翻意识的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潜意识不可能与意识融合，当然意识为潜意识所吸收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通过人类的理智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逃避这种冲突，我们会问，到底什么是个性的完整?对这种完整性的追求是否必要?正是在这时我们来到了自古以来东方人走过的大道上。中国人能找到这条路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加剧人性本有的对立面之冲突，以至于失去两股势力之间的联系。这种原始的思维，是是与否之间的紧密无间，而不是非黑即白。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到相对的两股势力之间的碰撞，因此他们找到了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印度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境界。
我们讨论的这部经典所说的就是这样的方法，它提出的问题我的病人们也同样面对。要是一个西方人一上来就开始修炼中国瑜伽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是在他的意志力要求下做这件事，这样做就会加强意识对潜意识的压迫而造成本来想要避免的效果，这时神经官能症会加重。对我们不是东方人这一事实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们与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另外一个错误是我们以为每个精神病患者都必须走书中提供的这条路，或认为这一方法是精神病问题全过程的解决方案。其实，这一方法只对那些意识已发展到不正常程度的病人才有效，这些人的意识离潜意识越来越远。这种对病人高度的觉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对潜意识在心里占统治地位的病人使用这种方法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样的原因，这种方法对中年(一般在35到40岁之间)以前的人也意义不大，如果开始得太早肯定会造成伤害。
我在治疗中寻找一种新方法的原因是，我发现除非破坏人性中的某一面，病人的最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一直有一个不太可靠的信念:根本上说没有看不好的病人。因为我亲眼看到一些病人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摆脱了曾经将另一些人毁掉的疾病。通过更进一步的观察，我发现这种超越与治愈是一种意识的更高层次。在病人的视野里出现了更高的兴趣点，而随着这一兴奋点的改变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变得没那么紧迫了。他的问题没有得到逻辑的解决，只是当遭遇新的更强大的生活驱动力时，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弱。它没有被压制或沉人潜意识，它以新的形式出现并与以往划清了界限。在一个较低层面造成巨大矛盾冲突和疯狂式爆发的问题，现在就像是在山头上往下看到的山谷里的大雨，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暴雨不是真的，不同的是之前你身陷其中，现在一览众山小。当然对我们的心灵来说，我们既是山谷也是山峰，要想不食人间烟火是对自己估计过高了。人还是受到潜意识的冲击，为之所动，被它折磨，但同时这个人也清楚有更高一层的意识，而不会把自己和这种随时变化的感受等同起来。这个高级别意识会客观地看待这些感受，然后告诉自己“我知道我在受苦”。我们这部经典论及昏沉时说:“昏沉而不知，与昏沉而知，相去何啻千里。”①这一说法完全适用于潜意识对我们的影响。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病人凭借不为自己所知的潜力而超越自己的病例时有发生，这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经验。我终于明白人生中那些最重大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一切自我规范的体系中都有天生的两极性，这是不可解决而只能被超越的。我问自己，这种超越，也就是心灵的进一步发展，是不是不正常的，是不是病态的?我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更高的层次，哪怕是以最原始的状态存在，条件合适时这种潜力就会破茧而出。当我仔细观察那些静静的好像无意识的不同个体的心灵成长时，我发现他们的命运有相同之处。新的事物以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不是从内部就是从外部进人他们的生活，他们接受了它并通过它进一步成长。典型的情况是有些人有意识地从外部或内部接受这一新事物，或是无意识地，但绝不是纯粹的非黑即白--不是来自外部的就是来自内部的。如果来自外部，它将成为深刻的主观体验;如果从内部来，它会以一个外部事件的形式出现。无论哪种情况，它都不会是有明显目的的意志力的结果，而更像是可遇不可求的礼物。
我们总是急切地把一切都变成目的与方法，所以我故意用非常抽象的词汇自我表达，以便防止造成这样或那样的偏见。而我说的新事物不能按标题分门别类，那样它就成了可以机械照搬的菜谱，成为“邪人行正道”。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命运把新事物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它不会或很少是符合我们的意识所期待的。更神奇的是，虽然新事物往往与我们根深蒂固的天性相反，但它是完整人格的表达，是一种最全面的表达方式。
那么这些解放了自己的人们到底为了自己的成长做了什么呢?
据我所了解，这些人除了顺其自然，什么都没做(无为)。正如吕祖在书中教导我们的，如果不放弃我们的执著，神光就会按照常规运转而外泄。无为而为，放下执著和随顺自然的艺术，和艾克哈教给我们的一样，是我打开通向道的大门的钥匙。我们必须让心灵随缘，而真正能做到的没有几个。意识总是不断地干预、帮助、纠正和否定，从来不放简单的心灵成长过程一马。这一过程本来很简单，但简单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在最初唯一要做的就是客观地观察心灵中正在成长的某一部分，没有什么比这个还简单的了。但也就是在这里，困难开始了。心里的一些灵感在自然流露时会遭到成百上千的理智的原因阻拦，理智会告诉我们:“我无法集中精力”“这个想法太无聊了”“又会有什么结果呢”“也不过如此”等。我们的意识设置各种障碍，就是想捕杀这些自然流露的灵光于摇篮之中。就算一个人下定决心要阻止这种干扰也没用，一个名副其实的意识的阻碍真实存在。
如果一个人成功地克服了在门槛上的这些困难，意识仍然要去批判灵感，去归类，去解释，去美化或贬低。这些做法对意识来说是挡不住的诱惑。只有在专一全面地观察自己的内心之后意识就会放马狂奔，这时如果不给意识足够的自由，往后的阻力会更大。但每一次灵感的产生都意味着有意识的活动靠边站。
往往一些让心灵不受干扰的努力起初并不奏效。灵感通常相互交织在一起，找不到头绪，没有目标也没有起始。就是每个人抓住灵感的方式也都是不同的。对很多人来说写下来最容易，有些人脑子里会出现画面，另一些人更愿意把它们画下来。那些自我意识很强的人比较有能力用手来表达，他们可以画出他们的意识头脑中完全陌生的图景。
经常做这样的练习直到持续紧张而痉挛的意识得到释放，也就是说，直到能够让事情顺其自然。这是这种修炼的第一目标它的目的是要激发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只要事情发生了，不合逻辑、难以理解的也可以接受。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个人已经是浮想联翩，过于顺其自然，这种态度就是毒药。但这种态度对于那些有强大的意识批判力，只选择意识能接受的事情而生活一潭死水的人来说，就是灵丹妙药。
讲到这里，我们看到上面提到的两种类型的人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但都学会了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吕祖教导我们:“事来要应过，物来要识破。”)有的人对外部事物敏感，有些人更重视自己的内心感受。按照生活的法则，无论更容易接受的是对外部还是内部的事情，一个人都必须接受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接受的东西。
个人习性的这样一个逆转是对个性的扩展、提升和丰富。当逆转发生时，以前的价值观完全可以保留。如果这些价值观得不到保留，一个人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健康到生病，从适应到不适应，从讲道理到胡搅蛮缠，甚至由理智的变为精神障碍。但这种方法也不是万无一失。世上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个性的发展更是来之不易，是在最大限度上考验我们的一个任务。这是一种自我肯定，是对自己开展工作，关注自己所做的一切，把拿不准的东西时刻摆在自己面前。
中国的整个文化都是中国人的后盾。如果在这方面他没有抄近路，那就是说他做了他所能做的最正确的选择。如果一个西方人要走这条路，如果他是认真的，生活中各方面的权威都会与他作对，理智的、道德的和宗教的。这就是人们走向两极的原因，或者模仿中国的方式而抛弃欧洲的根，或者再次回归中世纪基督教派，砌起一座把可怜的异教徒挡在基督徒之外的人种研究高墙。一切生活与命运的暧昧的“挑逗”都戛然而止。向更高一层意识跨进的脚步把我们带到没有掩护和安全措施的心灵旷野。个体应全身心投入其中，因为只有他的真诚才能使他继续向前，使他的奋斗不会变成荒唐的冒险。
无论命运的呼唤来自外部还是内部，它带给人的体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不用在此讨论多种多样的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具体事件，各种各样的事例我永远也说不完，而且这样做也对本书讨论的内容毫无意义。但是伴随着心灵的成长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很值得一谈，这些心理现象以象征的方式出现在本书中，而这些象征多年以来就已为我所熟知，在我行医的过程中经常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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