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瓷的产生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白瓷起源问题备受关注，对于中国白瓷起源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白瓷的概念和定义、白瓷出现的时间、白瓷起源的区域或窑场、白瓷创烧初期的产品面貌以及白瓷出现的原因等环环相扣的几个方面。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我们首先对“白瓷”的概念予以界定。在此基础上，仅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认为白瓷创烧于隋代，起源的热点地区包括河北邢窑、河南安阳相州窑和河南巩义窑等，且受到邺城影响的安阳相州窑最应值得关注。白瓷的起源动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技术层面其与青瓷生产中技术的改良及南方窑业技术的北传密不可分，二是造型、装饰及审美取向方面其与南方青瓷、北朝时期的釉陶产品及同时代的玻璃器、金属器均有一定的联系，其中一些与这一时期来华胡人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同时又为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
白瓷的产生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创制、发展与成熟是中国古代瓷器创烧以来最重要的一项技术革命和进步，同时又对世界文化和其他地区制瓷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它的出现是制瓷工艺尤其是胎釉配制工艺的一个创举，为制瓷业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同时也是后来各种彩绘瓷器的基础。李家治曾总结，白釉瓷的出现是我国制瓷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是制瓷匠师在长期实践中逐步认识和使用某些不会使瓷器胎、釉着色的制瓷原料的一次飞跃，是我国陶瓷工艺技术发展过程中第四个里程碑。因此，长期以来白瓷起源问题备受关注。随着包括窑址和墓葬等新资料的发现，对于中国白瓷起源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推进。
总结关于中国白瓷起源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环环相扣的几个方面：
1. 白瓷的概念和定义。对“白瓷”含义的界定是白瓷起源问题研究的先决条件，对白瓷概念与定义的不同，势必造成相关问题结论的不同。
2 . 白瓷出现的时间。这是确定什么是“白瓷”之后首先应当回答的问题，也是白瓷起源问题的核心所在，因此被讨论最多，争论也最为集中。
3. 白瓷产生的区域或场窑。这一问题与第二个问题密切相关，组成白瓷起源研究的又一个核心。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总体趋向清晰，但因为对白瓷出现时间判定的不同也存在不同的结论，故这一问题常与白瓷出现的时间一同讨论。
4 . 白瓷创烧初期的产品面貌。这一问题又可分划为两个小问题，一是白瓷创烧初期的生产状况，研究时主要利用的是窑址调查、发掘资料；二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白瓷创烧初期产品的使用情况，解决这一问题则主要利用的是墓葬等窑址以外出土资料。
5. 白瓷出现的原因。这个问题主要包括白瓷产生于某一特定时间、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及白瓷作为一类手工业产品创制的技术动因。
以上几方面是研究白瓷起源问题的几个主要关注点，同时也是解决中国白瓷起源问题必须要厘清的几个关键点。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学者在提出自己关于白瓷起源时间和地点结论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讨论了在其设定的时空框架下白瓷初创阶段的面貌，同时这又涉及到更为具体的问题，因此对于第四个方面本文不予详述。以下即对其他几个问题的研究史进行梳理，以试图厘清白瓷起源问题的相关线索。
国内对于“白瓷”概念的界定，较为通行的定义为“白瓷即胎和釉均为白色的瓷器。白瓷要求胎、釉杂质比青瓷更少，其中铁的氧化物只占1%，或不含钛，以氧化火焰烧成，胎体白，釉色纯净而透明”。即包括胎中铁的含量要在1%以下、必须施以透明釉和氧化气氛烧成三个方面。若依据这一定义，从包括胎釉成分等科技分析的角度来区分白瓷，界定是相对清楚的。以青瓷为参照，对历代白釉瓷器胎、釉化学成分分析所得的数据，一般将胎、釉中氧化铁的含量控制在1%以下，就可烧制出白釉瓷器。
但这一白瓷的界定标准在界定中国古代白瓷尤其是白瓷发展的初期阶段产品时，执行起来却并不严格，也十分困难。因为它使得隋唐以来北方窑场生产的粗胎白瓷失去归属。因此有学者坚持以釉色来划分瓷器品种，提出对于中国瓷器来说，无论胎质如何或是否施化妆土，只要在高温中一次烧成且釉面呈白色，就可以视为白瓷。在此前提下，有学者试图将色度学的方法引入中国古代白瓷的研究，以突破对白瓷釉色定性层面表述的状况，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实验效果。但我们可以想见，在实际考古工作中应用此方法却有着技术层面的困难。
我们看到，在对中国白瓷的研究中，按照釉色来划分瓷器品种，基本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预设。进而引申出白瓷本身的分类问题。蔡和璧将白瓷分为三种，第一种白胎白釉，白釉包括透明、半透明及不透明釉；第二种施白色化妆土外施透明釉；第三种胎色非纯白，以不透明白釉来遮盖胎色以呈白色。秦大树将中国古代成熟白瓷区分为胎质细白、施略失透的白色釉的“白胎白釉”系统和胎质较粗、胎色较深、在胎上施白色化妆土、再罩以透明无色釉的“化妆白瓷透明釉”系统，分别以定窑和磁州窑为代表，这两个系统从白瓷产生之初甚至在早期北方青瓷发展中已逐渐开始分野。汪庆正对所谓“施略失透的白色釉的精细白瓷”持保留意见，认为这类出现于隋代的呈乳浊状的釉的形成，可能主要是因为烧成温度偏低，釉内存在小颗粒而出现的现象。在对隋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邢窑、巩义窑、定窑的釉成分分析时发现，虽然彼此之间均有差别，但白瓷的釉中均有灰料，其目的是增加釉的白度，所谓“略失透”即不完全透明实与釉中加入的灰料中的钙（Ca）、钾（K）、镁（Mg）、磷（P）等元素有关。
因此，王睿将白瓷的定义总结为：胎土为白色或较为纯净的浅色，大部分含铁的氧化物只占1%，个别有高于这个指标的，外施以透明釉或乳浊白釉，以1200℃左右的高温烧成的瓷器品种，由于时代、原料及烧成温度的差异，可能会出现白中泛青、白中泛黄等情况。这一结论为胎中含铁量做了特例说明，其原因是在研究一些最早的白瓷产品时，确有含铁量略高的情况。根据白瓷一出现就呈现出来的多样性这一情况，有学者建议将对白瓷的界定区分为多种情况：白胎透明釉；胎泛灰，透明釉带明显青色；胎体粗松施不透明乳浊状白釉；胎体上施化妆土后施透明釉或乳白色釉。同时，由于在白瓷起源的初期阶段，青瓷与白瓷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很大程度上又不得不依赖我们主观观察来判断器物的外观是否为白色，因此，在考察胎土的白度和釉的透明度的同时，考察是否有意制造白瓷这点也极为重要。
在研究白瓷起源初期阶段的产品时，学者们即在这一略带弹性的概念框架内进行讨论，其中有一点是研究者的共识，即白瓷首先属于高温烧造的瓷器，具体来说其烧造温度至少在1200℃以上。有日本学者曾指出中国所指的“白瓷”不单指“高温白瓷”，也经常会含有“低温铅釉的白色陶器”，日本和中国在这个概念的区分上有所不同。事实上这并非是因为区分白瓷概念不同，而是对具体实物的判别造成的。发掘者的判定对出土遗物的定性非常关键，相反一些研究者在讨论时并没有太多机会见到实物，只通过图片资料又很难准确判断。在研究北方早期青瓷时也有同样的问题，例如由于铅釉陶和其时北方青瓷的造型、装饰类似，若未观摩实物往往不易区别。
研究这一问题所依据的最为重要的几批材料，按发现时间先后依次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湖南东汉遗址及墓葬中相继出土一定数量的“白瓷”。较早被公布的包括长沙东汉墓中常有出土的“白瓷珠”，湘乡西郊汉墓出土白瓷钵、白瓷鍑等。这批器物被一些学者认定为白瓷，并据此认为我国的白瓷生产即始于东汉。《中国陶瓷史》较为谨慎地采用“疑似为早期白瓷”的说法，同时指出即使确定这批器物确实为白瓷，考虑到后来在南方并未连续生产，这几件瓷器也成为罕见的孤例。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国际白瓷学术研讨会”召开时，李建毛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批器物，他根据上海博物馆科技工作者对这批器物进行的胎釉成分分析结果，指出上述“白瓷珠”实为低温绿釉产品，因绿釉剥落后留下白色化妆土而被误判，其他被认为是白瓷的，一部分是白铅釉陶，另一部分则确为白瓷，并将之界定为白瓷发展初期阶段的产品，与“原始青瓷”相对应而称之为“早期白瓷”，产地在湖南地区。周世荣介绍了长沙东汉墓中出土的4件器物，并指出在湖南长沙、零陵和耒阳的东汉墓中均出土有这类产品，并将之称为“原始白瓷”。有学者认为这批釉色稍稍偏黄而胎色偏灰白的东汉瓷器确可作为白瓷起源初期阶段的所谓“原始白瓷”，而这种器物的制作，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未必会起到促进中国瓷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个中国陶瓷发展史而言，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1959年，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张盛墓出土的一批白瓷。对于张盛墓出土白瓷的性质判定前后也有变化，被发掘者判定为占绝大多数的青瓷器后均被判定为属于白瓷。有研究者统计张盛墓出土白瓷器共71件。与此同时包括发掘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张盛墓出土的为数甚多的白瓷产品中，只有侍吏俑和镇墓兽接近标准的白瓷。此后，有学者认为张盛墓出土的这批白瓷器基本上已经接近标准的白瓷，或认为其中一些明显地达到了白瓷的标准，另一些则是在没有使用化妆土的白色胎土上，施偏灰的透明釉。
1971年，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了几件白釉器与白釉绿彩器。根据发掘者的判断，出土白釉绿彩器的“制法与唐三彩近似”，白釉器“为白色和乳白色，有的还有冰裂纹，胎质较白，坚硬，釉色润泽透明，火候一般较高”］。李知宴认为这批瓷器已经初步具备白胎、白釉、釉层薄等白瓷的特点，但也保持着一些青瓷的痕迹，说明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为中国白瓷起源的时间、地点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并认为其产地在邺城及周围地区。此后关于范粹墓出土白釉器较为重要的发现是，河南省博物院杨爱玲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范粹墓出土白釉器均使用了化妆土，并通过与河南博物院藏安阳相州窑的出土资料比对后认为，这批器物是安阳相州窑烧造的。
2005～2008年，河南巩义白河窑出土“北魏时期”白瓷。据发掘者披露，发掘中发现了同时烧造青釉瓷器与白釉瓷器的北魏时期窑炉，北魏时期的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主要出土于该窑炉周围的几个灰坑中，发现的北魏时期白瓷主要有杯、碗、盘等器物，碗深腹，底部附圆饼状实足，胎体细白，器壁厚薄均匀，器内满釉，器外施釉过腹，垂釉现象少见，釉色一般都是白中泛青，装烧方法为与青釉瓷器一样采用三足支钉叠烧，并装置在器物柱的最上面，内底无支钉痕。这批器物白瓷的属性得到研究者的肯定。随后刊布的简报较为详细地交代了这批瓷器的出土地层单位，并交代据以判断其时代的主要依据，是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北魏时期的青釉瓷器与白釉瓷器与窑址发掘出土的产品在造型和制作工艺方面完全一致。发掘者进一步推断中国白瓷起源于北魏迁洛后，与孝文帝有莫大的关系，并暗示白河窑为中国最早生产白瓷的窑场，且很有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洛京窑”所在。
围绕以上几批重要材料，关于中国白瓷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了几种意见：
1 . 根据湖南东汉墓出土疑似白瓷的器物，认为中国白瓷起源于东汉时期，与成熟青瓷的产生时间相当
起源地域在南方，具体来说是湖南地区。从刊布的较为清晰的图版来看，这批器物胎色灰白，釉色为淡青色偏灰，釉面较光亮，布满开片，与白瓷产品有较大的区别。（图一）此未能得到广泛认同，如《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将湖南东汉墓中出土的这批器物归为湖南湘阴窑的青瓷产品。上海博物馆对这批器物的胎釉成分测试结果显示，胎釉氧化铁含量均超过1%，其中釉的氧化铁含量在1.07%～1.48%，氧化钛（TiO）含量在0.82%～1.17%，并不符合白瓷的标准。而与湖南湘阴窑出土青瓷的科学检测结果显示的釉的氧化铁含量为1 . 1 0 % ～ 1 . 3 9 % ， 氧化钛的含量为0.58%～0.73%［39］数值非常接近甚至偏高。这批器物更为可能是湘阴窑生产的质量较高的青瓷产品，而非白瓷。
图一 湖南东汉墓出土“疑似白瓷”的湘阴窑青瓷
1. 青瓷豆（1955年湖南省长沙市丝茅冲出土） 2. 青瓷尊（1949年前湖南省长沙地区出土）
2. 北朝后期北方地区起源说。依据材料的不同又有两种观点：
一是根据范粹墓出土白釉器物认定的北齐邺城地区起源说。自李知宴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普遍认为范粹墓出土的白釉器是中国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白瓷器。此说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很长时间以来国内外学者讨论最早的中国白瓷，言必称范粹墓出土“白瓷”。（图二）继发掘者初步判定属于釉陶器后，日本学者佐藤雅彦也较早提出范粹墓出土的白釉绿彩四耳壶和白釉绿彩长颈瓶等器物可能是“低温釉陶”。龟井明德也对这批白釉器是白瓷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可能是铅白釉陶器。此后，森达也通过实地考察，认为范粹墓出土的一件白釉碗实属低温铅釉陶而非白瓷。该一观点得到日本中国古陶瓷学界的重视。森达也通过对北魏迁洛以后的北朝后期的白釉陶进行谱系研究，进一步指出范粹墓出土白釉陶的产地很有可能在邺城周围的河南省北部安阳附近以及河北省南部的邯郸周边一带。2009年，王建保等对临漳县曹村窑址进行调查，采集到青釉、青黄釉、白釉瓷等标本，随后经过试掘，认为其为一处主要烧造陶器和釉陶器的窑址。科技分析确认曹村窑烧造的带釉器物均为铅釉陶器，并通过与范粹墓出土部分器物的对比分析，认为范粹墓出土器物应属曹村窑或同类窑口烧制的铅釉陶器。小林仁认为该处窑址与邺城地区北齐墓葬出土的铅釉陶之间存在共通性，又发现于邺城城内，有可能是北齐邺城的官营窑场。稍后他明确提出北齐时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温白瓷，但铅釉白陶却与白瓷的诞生密切相关。
图二 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出土白釉陶器
1. 白釉绿彩长颈瓶 2. 白釉碗 3. 白釉四系罐
二是依据巩义白河窑资料和据以定性、定年的洛阳大市遗址出土资料认定的北魏后期洛阳地区起源说。根据已刊布的清晰照片，这批所谓的北魏白瓷胎质细腻、胎色白，白釉微泛青，釉层薄，釉面光亮、布满细碎开片，符合白瓷的特点。（图三）但对这批器物年代为“北魏时期”的时间界定的质疑从窑址发现伊始就已出现。据以推定白河窑为北魏时期的主要依据是汉魏洛阳城发现的一批北魏时期陶瓷器，这批瓷器与釉陶器主要出土于北魏洛阳城西廓城内大市遗址北魏时期的半地穴式房舍、竖井式或袋形窖穴和水井，出土陶瓷遗物包括青釉瓷器、黑釉瓷器和釉陶器。在2005年汉魏洛阳故城津阳门大道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与大市遗址出土遗物相同的青釉、白釉和黑釉瓷器，发掘者将这批瓷器产品的时代推断为北朝晚期，并认为这一时期白瓷的生产技术也已经与青瓷的生产相区别。森达也指出洛阳大市遗址出土被定为青釉瓷器的产品中包含白瓷器，黑瓷中包含铅釉黑陶，并将这批出土陶瓷器与河南偃师隋墓、河南巩义黄冶窑第一期即隋代青瓷对比后，将大市遗址出土陶瓷器分为北魏和隋代两组，其中可以定为白瓷的淡青色瓷的年代为隋代。小林仁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洛阳大市遗址出土的这批器物从器形、胎土、釉色看，也包含了可以晚至隋代甚至初唐的陶瓷器，并指出迄今为止北魏墓中也未出土有白河窑类型的青瓷和白瓷，这点使白河窑“北魏说”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且在与巩义黄冶窑Ⅱ区的隋代青瓷和河北地区墓葬和窑址等出土资料比较后，发现将其定为隋代以后似乎更为妥当。此后小林仁进一步指出，当下对白瓷出现的具体时间进行判定仍缺乏明确的依据，认为高温白瓷出现于北魏、北齐并不妥当，谈论北朝“白瓷”的问题必须十分谨慎。在此之后武夏等主要根据北方地区纪年墓葬出土青瓷器与白河窑址及北魏洛阳城出土青瓷器的对比，认为巩义白河窑包括白瓷在内的“北魏”瓷器的时代实为东魏北齐之际。但随后刘未从纪年墓葬出土瓷器材料出发建立了北朝出土瓷器编年序列，在通过将北朝墓葬出土青瓷产品与南方地区墓葬、窑址资料对比后，认为北朝墓葬出土的青瓷器绝大部分为洪州窑和岳州窑的产品，尤其是岳州窑产品在北魏迁洛以后开始逐渐占据优势，并在东西魏、北齐、北周时期独步北方，而真正意义上的北方青瓷的出现只能落实到北齐晚期。
检视巩义窑出土北魏时期白瓷杯，北魏洛阳大市遗址出土后被认定为白瓷的Ⅱ式青瓷杯，（图四，1）及津阳门大道遗址出土A型白瓷杯（图四，2）同样造型及相似胎釉特征的产品还出土于宁夏固原九龙山隋墓2004YKJM4（图四，3）及安阳置度村八号隋墓出土的4件被发掘者判定为“豆青釉”的白瓷直口深曲腹杯（图四，4）相同产品均发现于隋炀帝大业初年的纪年墓中，如陕西西安隋大业元年（605年）李裕墓出土白瓷杯（图四，5）及陕西西安隋大业三年（607年）张綝夫妇墓出土白瓷杯［67］。（图四，6）由此可见据之判定巩义窑“北魏白瓷”及其所依据的材料，时代均晚至隋，且可能晚到大业以后的7世纪初，故此说暂时无法被证实。
图四 隋代白瓷杯
关于白瓷北魏起源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韩国武宁王陵（526年）出土的一件深曲腹碗，该碗最初由韩国学者判定，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曾被韩日学者认为属于最早的白瓷的实例（图五）且被中国学者认为是早期中国陶瓷外销朝鲜半岛的重要实例。齐东方较早指出武宁王陵出土的瓷器为六朝时期南方地区生产的青瓷器，且均能从南朝梁（502～557年）墓葬出土随葬品中找到对应的实例。后日本学者龟井明德、森达也曾专门就武宁王陵出土的青瓷碗进行过较为深入地讨论，认为其属于青瓷无疑，前者还指出这些产品为六世纪初中国南方青瓷。对于武宁王陵出土的青瓷器物，有学者认为全部来源于南朝时期的越窑，同时可能也代表了越窑制瓷技术向朝鲜半岛的传播。
图五 韩国公州武宁王陵（526年）出土青瓷碗
二是以张盛墓为代表的一批隋代墓葬出土白瓷器为依据的隋代起源说。关于张盛墓出土白瓷的产地，发掘者认为其与同墓所出青瓷器均为河北磁县贾壁窑场生产［73］。河南安阳相州窑发掘后，有学者认为这批白瓷当是安阳相州窑烧造的［74］。杨爱玲从早先发掘的隋代相州窑青瓷中筛查出一批白瓷器，通过将之与张盛墓出土品胎釉、造型和装饰的对比，得出张盛墓出土白瓷产自相州窑的观点［75］。小林仁在研究张盛墓出土的白瓷俑时认为杨爱玲的观点值得重视，但不可否认这批白瓷也有可能是邢窑生产的，并认同穆青关于北朝至隋代率先成为北方制瓷中心的从河南安阳到河北邢台这一大的制瓷区域的划分，将这批白瓷产品的产地归入这一大的制瓷区域内［76］。在此之前秦大树已通过对宋元时期的制瓷业的区域性研究将北方地区划分为五个小的区域，这些区域与北方制瓷业兴起与发展一脉相承，其中太行南段东、南路地区即从北朝到隋代以邢窑、相州窑和磁县贾壁窑为代表，是北方最重要的制瓷业中心［77］。
笔者即持隋代安阳地区起源说。除了上述张盛墓和相州窑的发掘资料，安阳地区出土数量较多的白瓷及作为隋代出土白瓷最为密集的中心之一，可为此说提供佐证［78］。且除了如“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张盛这样的品官墓，此类白瓷产品还见于小屯隋唐墓M344这样等级较低的铲形土洞墓［79］。同时，以张盛墓［80］、（图六）小屯隋唐墓YM243［81］（图七）及安阳桥村隋墓［82］为代表，出土的仓、案、凭几、围棋盘、剪、俑等白瓷明器，不见于其他地区，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区域特色。目前发现最早的纪年白瓷出土于陕西西安隋开皇九年（589年）大兴城兴宁坊清禅寺舍利墓［83］和陕西西安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吕武墓［84］，这一方面提示我们白瓷出现的时间应当在隋开皇中期左右或稍早的6世纪末，同时也暗示出都城对于白瓷这一刚出现的稀缺产品的流通所具有的枢纽功能。
图六 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年）张盛墓出土白瓷俑及镇墓兽
图七 河南安阳小屯隋唐墓葬YM243出土白瓷俑
1. R23534（干201） 2. R23533（干202）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将来有新的出土资料对以上观点予以否定，但仅就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根据张盛墓等出土资料推断，白瓷起源于隋代以河南相州窑和河北邢窑为代表的豫北冀南地区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对于白瓷出现原因的探讨，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因素层面，包括社会背景、民族审美取向等；二是技术因素层面，包括技术来源、流变等。
社会因素方面的讨论焦点集中在对“白色”这一色彩选择上。李辉柄在讨论白瓷为什么最早出现于北方而非南方地区时，认为青瓷在南方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逐渐融入南方人群生活习惯和传统风俗，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是不易改变的，并批驳了有学者提出的白色自周秦以来便作为悲哀的象征而阻碍了南方白瓷的早日出现，后者的逻辑漏洞正如李辉柄指出的，这一因素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其在适用于南方的同时也同样适用于北方［85］。但李辉柄的观点也只能解释为什么南方没有率先产生白瓷，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白瓷首先于北方出现。李纪贤通过对文化传统、审美趣味、社会心理、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等诸多社会因素的考察，认为除了原料方面的客观因素外，还与自然环境条件下北方人群对于白色的喜爱及北魏时期盛行的弥勒信仰有很大的关系［86］。关于北方人群对白色的喜爱，事实上陶瓷器皿以白色为主调，在白瓷诞生之前虽然有零星的发现，但并非作为主流。关于北魏时期盛行的弥勒信仰的影响，唐长孺早已指出北朝时期的弥勒信仰多与农民暴动相关，是对佛教的背叛，也受到统治阶层的镇压［87］。陈彦姝根据此研究结论，结合文献与当时佛教美术图像的梳理，认为白色的白衣弥勒在当时属于异端，也并未大范围流行，不足以影响白瓷的出现，且在白衣弥勒走向衰落的同时白瓷却发展壮大，且早期白瓷多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与来自底层反抗统治政权的信仰不可能有关。同时她提出对于白瓷的倾向应当与北朝时期作为统治阶层或上层社会的北方草原民族的萨满信仰有关，她还将这一结论延伸至辽、元两代白色工艺美术品的发达［88］。这也是尚刚一直秉持元代统治者“色尚”观点的延伸［89］。然而，以尚刚等为代表所坚持而为古陶瓷研究界所普遍接受的元代国俗尚白的观点，本身就与史实并不相符［90］。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从民族心理、宗教信仰等层面讨论白瓷起源问题时，应当非常审慎，否则其结果就会成为经不起推敲的臆测。但仅从考古学材料所反映的现象观察，可以认同森达也认为的具有西方文化因素的白釉陶在北魏后期的出现及与此同时北方青瓷白色化的倾向，即“在中国社会、文化变革期的南北朝时代，白釉陶与白瓷的出现，展现了陶瓷器受到西方影响而发生的变革侧面”的观点［91］。因为就这一时期包括白瓷在内的陶瓷器总体的造型、装饰取向而言，可以明显看出其受到西方玻璃器、金属器等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且入华粟特商人或侨民在其中可能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92］。
技术因素方面的讨论焦点集中于青瓷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改进与白瓷起源的关系。北方青瓷的产生及其技术的改进催生白瓷的创烧这一观点已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中国陶瓷史》即总结道：我国早期的瓷器全部属于青瓷系统，经过制瓷工人的长期实践和研究，控制了胎釉中的含铁量，克服了铁的呈色干扰，从而发明了白瓷［93］。秦大树总结出北方青瓷生产中制瓷工艺改进的三种方法：1. 以山东淄博寨里窑为代表，采用施两次釉的方法，使得釉面变得均匀光亮；2. 以河南相州窑、河北磁县贾壁窑和邯郸临水窑等为代表，改善胎釉配方，使胎质细腻，胎色灰白，降低釉中含铁量，使其呈现青灰色或淡青色；3. 以临水窑、邢窑及相州窑为代表，胎釉之间加施化妆土。其中后两种方法催生了白瓷的产生，并且从白瓷创烧伊始就产生了白胎白釉的精细白瓷和施化妆土的化妆白瓷两种趋势［94］。森达也认为北朝时期华北地区青瓷的生产受到南方青瓷生产的影响，并根据当地的原料情况逐步进行技术的改良，华北青瓷在发展过程中的白色化倾向，加速了白瓷的发明［95］。此外匣钵技术的推广也被认为是早期白瓷窑场生产高质量白瓷的重要原因，最典型的如隋代邢窑筒形匣钵的大量使用［96］。有学者通过对北朝时期北方青瓷、釉陶的考察，认为北方地区青瓷烧造技术的改进为白瓷的创烧储备了技术基础，而另一方面，釉陶技术尤其是白釉陶化妆土技术的广泛采用，也直接影响到了白瓷的产生［97］。这也与上述森达也、小林仁等认为白瓷起源与北方白釉陶的产生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观点不谋而合。
与此不同的是，杨哲峰认为汉晋北朝时期最先从山东半岛环渤海的邻近地区重新发展起来的白陶器物及佛教造像，与汉魏以来北方的低温铅釉技术结合，催生了北魏时期的白胎铅釉陶器，其最早的例证为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中年代为“约太武帝统一黄河流域之后（439年）至太和初年左右期间”的第三段墓中出土的白胎铅釉陶器，并认为这与北方地区政治统一以后伴随人口迁徙导致的文化和技术交流有关，其后他又通过对中国古代白陶发展历程以及白胎施釉器物出现这两方面的梳理，从胎釉结合的角度质疑了已有的关于白瓷从技术上来源于青瓷，在青瓷生产的技术上对原料进行改进，尤其是降低铁元素的观点，认为白瓷的出现是在已有的白胎基础上施高温透明釉的结果，而这又与汉晋时期白陶产品从渤海地区向中原腹地的转移密切相关，使得人们对于烧造白陶所需的高岭土（或瓷石）之类原料的相关知识得以传承，其又与汉代以降的釉陶器生产传统相结合，为北方白瓷的产生开拓了道路［98］。大同南郊北魏墓群所出白胎铅釉陶器，所指为M35出土的一件绿釉盘口罐（M35∶5），报告称其“胎质灰白色，泥料为未经淘洗的高岭土”［99］。但检视整个墓群数量众多的墓葬所出土釉陶器物，基本上全部为红色、橘红色陶胎，有极少量的灰色、黑色、褐色陶胎，而此件灰白高岭土胎釉陶更是孤例，其是否能代表技术上的交流与变革令人生疑。更可能是当地釉陶生产中偶然使用的不同原料所致。同时白陶到白瓷演变结论的推演，忽略了釉的改进在青瓷改进乃至白瓷创烧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忽略了在白瓷创烧前即已用于青瓷和釉陶器生产、而在白瓷创烧以后也依然存在的非白胎施加化妆土的生产传统，这也使得这一结论并不那么可靠。但他提出汉晋时期白陶生产对高岭土胎料的采用可能对北方已有陶瓷生产技术的改进及白瓷的创烧产生作用的观点，值得予以关注。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试对中国白瓷起源问题的研究做一总结。
首先，在对白瓷起源阶段的产品进行讨论的时候，有必要明确“白瓷”这一概念的界定，这是讨论其他所有问题的基础。事实上之后中国白瓷发展的走向也提醒我们不能强行以西方关于白瓷的定义来加以界定，事实上因为西方学者形成的对白瓷概念的认识主要是基于欧洲瓷器发展的历史背景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这一界定又不能过于弹性化，例如有研究者企图模糊陶与瓷的界限而强行将白釉陶也划入白瓷之列的做法也并不可取［ 1 0 0 ］。笔者认为结合科技研究的成果，白瓷的概念可以界定为：1. 是烧成温度高于1200℃的瓷器，而非低温烧造的釉陶器；2.不施化妆土的胎釉中氧化铁含量均低于1%；3. 可以容忍一定的色度差，即釉色白中泛青、白中泛黄等现象并不影响瓷器本身属于白瓷的划分；4. 化妆白瓷胎体氧化铁等呈色元素含量可稍高，外施透明釉。
其次，从目前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白瓷起源于东汉、北朝说均难以成立，而隋代起源说更具说服力。不否认将来的考古发现有将白瓷起源的时代稍微提前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这也与将隋代作为白瓷起源阶段进行考察并不冲突。隋代白瓷生产的面貌事实上代表了中国白瓷起源阶段的产品面貌。而白瓷起源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曾在北朝后期作为都城的邺城地区及洛阳地区附近，即目前已经发现的河北邢窑、河南安阳相州窑、河南巩义窑地区，且又以安阳相州窑最值得关注，这似乎暗示着都城对于瓷业生产的促进作用。
最后，白瓷的起源动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技术层面，其与青瓷生产中技术的改良及南方窑业技术的北传密不可分；二是造型、装饰及审美取向方面，其与南方青瓷、北朝时期的釉陶产品及同时代的玻璃器、金属器均有一定的联系，其中一些特征与这一时期来华胡人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同时为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已有的南方瓷业技术在向北方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因地适宜的变化和创新？又有哪些创新的因素与白瓷的产生直接相关？是新的原料的采用或是胎釉工艺的变化，抑或二者兼备？釉陶生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青瓷向白瓷过渡的过程？以及虽然我们接受域外影响对白瓷产生的重要作用，但这种影响是否有风格和外观以外的其他因素，或者说，是否有外来人群在产品的选择甚至生产中发挥作用，等等。这都是探究白瓷起源时仍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对于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青瓷、釉陶器的生产和南北方窑业技术交流方面的关注，是解决白瓷起源及相关问题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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