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北朝时期“白胎”陶瓷器发展的两个新动向
就在汉晋至北朝时期环渤海地区白陶发展的同时，在陶瓷发展史上还出现了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新迹象：一是北方地区出现的早期青瓷产品中有不少是属于所谓的“白胎青瓷”，以淄博寨里窑、巩义市白河窑的发现为代表，在临淄崔氏墓地、寿光北魏贾思伯墓、吴桥东魏墓中也都有出土；二是“白胎铅釉陶”，见于临漳县曹村窑、大同南郊北魏墓、北齐娄睿墓、北齐徐显秀墓、北齐李云墓等。目前来看，北方地区这种采用高岭土胎的低温釉器物是以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的年代最早，至北齐时期则大量流行。它的出现，应该是和汉代以来白陶的发展以及低温铅釉技术的传承密切相关的（参见拙稿《关于汉唐时期低温铅釉器胎质的转变及相关问题--由一件北魏“白胎铅釉陶”引发的思考》，《陶瓷考古通讯》2014 年2 期）。其中二十世纪70 年代初发掘的北齐范粹墓（公元575 年） 中出土的类似产品还曾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白瓷器，被视为白瓷起源的标志性器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判，实际上就是因为未能准确区分与白胎相结合的釉是高温釉还是低温釉而造成的。当然，施釉的白胎器物在南方地区也曾出现，并且年代可早至东汉时期。有学者曾将南方（主要是湖南省） 东汉墓出土的白胎施釉器物视为“早期白瓷”或“原始青白瓷”。然而经检测，其中也含有低温铅釉的器物（参见《中国古代白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述白胎陶瓷发展的新动向，为我们提供了自汉代开始与白陶发展密切相关的其他陶瓷发展线索，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在“南青北白”格局形成之前南北各地域陶瓷手工业发展均曾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历程。在我看来，这种胎釉结合的多样性，一方面揭示了古代先民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另一方面也为解开白瓷起源之谜提供了新的线索。
白瓷的起源回顾
有关白瓷起源的研究，二十世纪70 年代以前的讨论大多是从邢窑、定窑之类瓷窑遗址的资料出发，将其出现年代定为唐代或提早至隋代。后来，随着对窑址分期认识的深入，并结合考古发现的纪年墓葬出土的相关资料，才进一步将白瓷的出现提早到北朝晚期，出现了北齐或不晚于北齐之类的看法。最近又因巩义白河窑的发掘，加上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以及孟津北魏墓所见，提出了白瓷出现于北魏时期的新认识（参见项坤鹏《中国早期白瓷与白釉彩瓷专题研讨会综述》，《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 年第6 期）。不过，对部分出土白瓷遗物的年代判断还存在一些分歧，目光也大多集中在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区。至于南方地区发现的东汉时期的白胎施釉器物，其性质如何，尚未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总的来说，有关白瓷起源的讨论，从出现时间上讲有逐步提早的倾向。
问题在于，已有的关于白瓷起源的研究，或许是因为囿于白瓷是在青瓷的基础上“改进选料工艺”“有意识地减少胎中含铁量的结果”，即所谓“去铁”使胎变白的思路，从而忽视了汉晋以来白胎器物发展的多样性及其重要意义；另外，就是在未经科学检测的情况下误将白胎低温铅釉器看成是成熟的高温釉白瓷器（如被质疑的范粹墓出土的部分器物），忽视了低温铅釉在汉代以来的发展尤其是其胎质原料的改变。归结起来，已有的讨论显示出，大家对于汉唐之间陶瓷手工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胎釉结合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还缺乏充分的认识。
现在，通过对考古所见古代白胎陶瓷器的梳理，可以看到在中国古代陶瓷手工业发展历史中，对于高岭土或瓷石类制胎原料的开发与利用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尽管在白陶发展过程中还曾使用过高镁质的原料制胎）。毫无疑问，自从器表施釉技术出现之后，尤其是从汉代低温釉技术兴起之后，在既有高温釉又有低温釉的情况下，胎与釉的结合问题就成为影响或制约陶瓷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同时，对于相关技术的掌握与探索也为陶瓷产品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自汉代以降，在白陶持续发展的同时，白胎铅釉陶、白胎青瓷的出现只是古代先民在胎釉结合上的两种新的尝试。正是因为前述各类白胎器物的发展，才为真正意义上的高温釉白瓷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正如大家所共知，早期白瓷主要是白胎与透明的高温釉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也有部分器物可能在胎表施加了化妆土），那么，它的起源原本就是和汉晋以来白胎器物的发展密切相关联的。白瓷的成功烧造是先民在胎、釉结合上不断探索创新而取得的杰出成就之一。由于制胎原料中的含铁量通常不会因制胎工艺的改进而明显降低，那么，与其说白瓷的起源是在青瓷基础上降低胎中含铁量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在白胎基础上增加高温釉的透明度而形成。总之，是在胎、釉结合的尝试中，人们找到了将高温透明釉（早期通常也是高温钙釉） 与耐高温的白胎相结合的方法，从而创烧出早期的白瓷。这样一来，从与早已形成的高温透明釉技术相结合的角度来看，白瓷的出现就不是对青瓷胎“去铁”的结果，而是直接“换胎”而成。
我们还看到，在北方中原核心区域附近成功烧制大家所公认的高温釉白瓷产品之后，一方面，原先流行于山东滨海地域的白陶手工业便逐渐走向了衰落；另一方面，白胎与低温釉相结合的产品却仍在中原腹地继续发展，并形成新的风格，在唐代瓷器“南青北白”大格局下仍大放异彩，出现了中国古代低温釉技术的第二个发展高峰。其背后的关联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本文系作者2016年5月22日在郑州“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的发言，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16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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