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淮南子》是汉代易学史上的重要环节。它在接受先秦道家之说的同时，继承、发展《易传》的思想成果，提出了自己关于宇宙生成、万物起源的理论。它以“道”为最高范畴，而“道”是阴阳二气尚未分化的原始物质实体，阴阳二气的运动又造成了宇宙万物的变化、发展。它承于《易传》天地人一体观和整体思维方式，追求社会和谐安定乃至天人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整体和谐。基于一种深广的忧患意识，它以天地盈虚、盛极必衰之理告诫人们居安思危，并发挥《易传》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对纯任自然、无所作为的无为之说加以改造。与此相应，它弘扬《周易》的变革精神，明确主张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它也吸收了《易传》天人之论中不少神秘主义的思想因素。《淮南子》的易学思想与陆贾、贾谊、韩婴等人的易学思想一起构成西汉前期易学的总体格局，并清晰地展现出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势。
在汉代易学史上，《淮南子》占有重要地位，其易学思想对后世易学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启示和影响。
西汉前期，道家黄老之学尽管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和负面效应，且越来越难以适应刘汉皇朝增强国力、巩固皇权的需要，但它毕竟已风行几十年，毕竟雄居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毕竟为恢复、发展经济生产，缓和社会矛盾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文化氛围，加上其主要因子来自楚文化，合于刘汉最高统治集团的传统性格和文化习俗，所以直到武帝初年，它的势力和影响还相当强盛。另一方面，儒学的不断升温及其向统治思想宝座的逼近，也反过来促使坚持道家传统的学者、思想家进行深刻反思，对无为而治的政治实践加以论证和总结，对其他学说的有利因素加以借鉴和吸纳，对自己学说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化和充实，以期保住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派的地位。基于这种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寻求避祸求福、养生保身之道，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编撰了著名的《淮南子》，使道家思想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辉煌，而其中的易学思想也使易学发展出现了一次高潮。刘安等人对易学是颇为重视、颇感兴趣的。《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易类著录有《淮南道训》二篇，班固自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可见此书为解《易》之作，惜今已亡佚。《淮南子》引《易》论《易》之语，或与此书有某种关联。
当今易学研究不断深入，迅速发展，而对《淮南子》易学思想的研究则日显薄弱。尽管有的学者已开始有所注意，但更为全面、更为系统的探讨仍亟待进行。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草成本文。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关于宇宙生成、万物起源问题，老子提出“道”化生天地万物的理论，但含义尚不清晰。庄子也认为“道”化生天地万物，而气是这一过程的中介环节，天地万物的形成是气聚散变化的结果。到了《易传》则提出太极生两仪以及天地阴阳交感而化生万物的理论。这一理论继启示、影响《吕氏春秋》之后，又再次成为《淮南子》的重要资鉴。《淮南子》继承和发展《易传》等宇宙生成论的思想成果，吸收当时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自己的宇宙生成论。它将“道”作为最高范畴，认为“道”是无限的存在，是浑然未分的宇宙的原初状态，且由此化生天地万物。《淮南子》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因而各篇之间的观点也有某种不同。《原道训》：“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浡，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又说：“（道）横四维而含阴阳。”《精神训》说：“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濛鸿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在这里，“道”是混沌未分的气，是阴阳二气尚未分化的原始物质实体。而《天文训》则说：“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注：此处今本作“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据《太平御览》卷一引及王念孙《读书杂志》校补。）。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此处的“太昭”，是指天地尚未分化时的状态。当时只有混沌的元气，后来元气分化，其中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元气之上还存在“虚霩”、“宇宙”等。关于其具体内涵，《俶真训》曾作过比较详细的说明：“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所谓有始者，繁愤未发，萌兆芽蘖，未有形埒垠堮，冯冯蠕蠕（注：冯冯，今本作“无无”。据李哲明《淮南义训疏补》（刘家立《淮南集证》引）校改。），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寞，萧条霄雿，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万物掺落，……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有无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储与扈冶，浩浩瀚瀚，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无者，包裹天地，陶冶万物，大通混冥，深闳广大，不可为外，析豪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根。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这一段话是根据《庄子·齐物论》而进一步发挥的，但与《庄子》虚构的逻辑概念不同，这里的“有始者”、“有无者”等等，的确是指一些特殊的东西，具有宇宙生成论的意义。按《天文训》及《俶真训》所讲，道始于“虚霩”，又由“虚霩”生出“宇宙”，然后才有元气，这样就如《原道训》所说：“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只不过《淮南子》的“无”是“虚霩”和“宇宙”，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时间和空间，物质和时空在这里被分裂开来。再者，按照这一理论，元气有一个开始，于是物质存在也就有了开始。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无始无终是物质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必须承认，《淮南子》在宇宙生成、万物起源问题上具有明显的无神论倾向，对后世颇有影响。关于万物构成和发生的物质原因，《淮南子》归结为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它认为，作为原始物质的元气，本身就含有阳气和阴气两个对立之物。阳气“清阳而薄靡”，造成了天；阴气“重浊而凝滞”，造成了地。天体和气候现象的形成、变化及其差别，四时变化，万物盛衰，都是由阴阳二气的运动形成的，人也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这又进一步发展了《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
应该指出的是，《淮南子》中虽然未提及太极生两仪的宇宙生成、万物起源理论，书中讲到的“太极”只具有天空之意，“两仪”一词更未出现，但承自《吕氏春秋》而与《易传》“太极”意义相同的“太一”却屡见于书中。如《本经训》：“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伸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诠言训》：“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要略》：“《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容。”很显然，与《吕氏春秋》一样，这里的“太一”是指阴阳混沌未分的物质本原，也就是元气，其意义同于“道”，也就是说同于《周易》的“太极”。有的学者在分析《原道训》时明确指出：“此篇论道，犹阐明'易有太极’之象。全篇屡及阴阳相对之概念，即发挥'一阴一阳之谓道’之概念。”（注：潘雨廷：《论尚黄老与〈淮南子〉》，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再者，从《本经训》所述“太一”到“阴阳”再到“四时”的次序上，从其“混沌为朴，未造而成物”的表述中，似乎亦可感受到这一点。另外，还应注意到，《要略》说：“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测淑清之道，而捃逐万物之祖也。”有的学者指出：“这里的'乾坤’也就是两仪。这段文字，可以认为是意识到《易·系辞传》'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写出的。”（注：[日]福永光司语。见[日]小野泽精一等编著《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李庆译）第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此论确有一定道理。
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推天道以明人事，是《易传》的主导精神和思维模式。《淮南子》致力于对此加以继承和发展，特别强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淮南子·泰族训》。下引《淮南子》及《周易》仅注篇名），竭力沟通天人。《要略》讲到《淮南子》的著述宗旨时说：“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本着这种精神和模式，《淮南子》与《易传》一样，强调阴阳和谐、天人和谐，把宇宙视作一个整体系统，天文、气象、地理、人事等万事万物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彼此联系且遵循同一规律的宇宙图式中。在这里，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相互映现、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相互感应、浑融无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易传》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文言》）又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系辞上》）《淮南子》则说：“天设日月，列星辰，调阴阳，张四时；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风以干之，雨露以濡之。……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日之行也，不见其移，骐骥倍日而驰，草木为之靡，县烽未转，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其且雨也，阴曀未集而鱼已噞矣，以阴阳之气相动也。故寒暑燥湿，以类相从；声响疾徐，以音相应也。故《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泰族训》）很明显，《淮南子》此论是以《易传》为资鉴和依据的。
在《易传》中，天地人一体是以崇尚自然之道为基础的。自然之道乃事物的固有本性和规律，是宇宙的根本之道，包括天道和地道，一般言天道而兼赅、涵盖地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系辞上》）。人们只能顺应、效法自然，体认万物本性，而不能强行干涉，也就是《文言》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淮南子》继承、发挥了这一思想。《泰族训》说：“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精神训》说：“圣人法天顺情，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诠言训》则指出：圣人“不为善，不避丑，遵天之道；不为始，不专己，循天之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从天之则”。正是本着顺天而动的思想宗旨，《淮南子》反对那种违背客观规律而任意妄为之举。它说：“今霜降而树谷，冰泮而求获，欲其食则难矣。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人间训》）当然，天道、地道与人道是不可分的，它们的运行规律可视为人道的一种合理性依据。在《淮南子》中，由《易传》太和、中正观念发展而来的中和思想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淮南子》认为，宇宙演化的根源在于阴阳之气的相互交感，而这种交感的最佳状态和根本趋向就是中和。“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阴阳相接，乃能成和。”（《汜论训》）“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泰族训》）“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是故上下离心，气乃上蒸，君臣不和，五谷不为。”（《本经训》）与自然万物一样，人类社会也应遵循中和的法则，这样才能实现太平。《泰族训》说：“故圣人怀天气，抱天心，执中含和，不下庙堂而衍四海，变习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诸己，能以神化也。”正是本着“执中含和”的为政宗旨，五帝三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灾”，使天下大治。这种中和思想，寄寓着《淮南子》对社会和谐安定、人们和平相处的期望，也体现了汉初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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