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湘鄂，所向披靡，清廷深感绿营和八旗兵已不足用，便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1853年1月21日，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奉命帮湖南巡抚张亮基督办团练。后来，曾国藩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组建一种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也称“湘勇”）。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和背景。但是，他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就开始担任兵部左侍郎这个官职，在当时，这个官职等同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曾国藩对大清的武装情况，比一般人的理解的更为透彻和深入，这也奠定了他率领湘军做出一番事业的基础。
曾国藩认为：以大清目前的实力是无法战胜太平军的。因为，晚清的军队就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可言。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是“立新”，他要亲手建立一支具有超强战斗力的队伍。于是，他筹谋在长沙建立一支新军。
曾国藩练兵，融入了我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的“政治教育”元素，他希望将部下练就成一支有良心、有灵魂的军队。自创立湘军开始，他每逢三、八两天，都会把军队集中在操场上训话，进行政治动员。他教给军人们忠君爱国之道，也教给他们爱民不扰民的处事原则。
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但是，却有人评论曾国藩“手伸得太长”了，认为他在做职权以外的事。驻扎长沙的绿营军不仅军心涣散而且疏于训练，而曾国藩则命令驻扎长沙的正规军，每逢三、八两天与湘军一起训练，他希望借此开启这些军兵的士气和良心。
但是，这一利国利民之举，却差点要了曾国藩的性命。
大清惯例是：文官不可插手军队事情，即便是像巡抚这样的大官，也不可插手军队的操练。
而文官们，痛恨曾国藩，却没什么好的策略。但是，性情粗野的武官们可没好脾气，他们立即采取了“讨伐”曾国藩的行动。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他曾在抵御太平军进攻湖南一战中临阵脱逃，但是，“讨伐”曾国藩却是“勇气倍加”。
他不仅带头抵制操练活动，而且，还四处动摇军心，希望大家不再接受曾国藩的鼓吹。而杀伐果断的曾国藩，便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并猛烈地抨击了他的所作所为。咸丰帝允许曾国藩对清德缉拿问案，这是曾国藩在湖南官场内第一次与军队正面交锋。
从表面上看，曾国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实际上他却把这颗仇恨的种子埋在了大家的心里。要知道，官场最讲究“官官相护”，不知道谁跟谁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彼此掩盖罪行，不仅能保证大家平安，而且，还尽量避免让大家处于危险之中，早已是唇舌相依的关系了。
湖南官员对曾国藩愤怒的举动，最终，使得清德的直属上司鲍起豹伺机反杀。绿营军看不上湘军这些“土包子”，经常借故跟对方闹事。同年的八月初四，鲍起豹再度挑衅，双方都有负伤。而军队没纪律怎么行，曾国藩立马给鲍起豹下了文书，让他整顿械斗之风。
然而，鲍起豹则希望用这个机会好好斗斗曾国藩。他特意将肇事士兵绑到曾国藩的公馆内，同时，还散播谣言：“曾国藩要严治这几人。”很快，消息在绿营军队传播开来，引发了众愤，于是，他们纷纷上街游行讨伐曾国藩。此时，长沙城中一片混乱。
湖南官员早就看不惯曾国藩了，甚至，暗中添油加醋都等着看他的笑话，不久，军队居然围攻了曾国藩公馆。曾国藩以为军队就算再有胆子，也不会围攻他这个二品大员，可是，没曾想这些人早就丧失了理智，不仅冲了进来，还差点儿捅伤了曾大人。
对于此事，他只好急忙求助隔壁的巡抚大人——骆秉章。骆大人早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他却故意在事态更严重后，才出面平息。事后，骆秉章还反过来安抚绿营兵，让他们赚够了面子。而且，对曾国藩的态度也很冷淡，仅一句“以后打仗还要用到他们”，就潦草地结束了跟曾国藩的对话。
并且，经过此事湖南官员见曾国藩被“治”得服服帖帖，他们个个都暗自窃喜。
可以说，这件事成为了曾国藩人生的一个重大挫折，一个堂堂的二品大官，居然被兵痞闹事，而且，还没人支持自己。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史上也是少有的，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当时是何等的气愤。当然，他的第一反应是“告状”，想把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说给咸丰帝。可是，再仔细一想，这不是好办法。
因为，这封奏折也只能治得了鲍起豹一人，其他的湖南官员还是会“逍遥法外”的，而且，还会让自己未来的工作更难开展。经过几夜深思，他决定淡化此事。不再与湖南官员们纠缠，相反，搬去了湘军所在的衡阳居住。这点时间，他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练出劲旅，用战场上的成绩说话。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者，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成为了清政府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的主要军事力量。同时，曾国藩又借助了安徽本土力量发展淮军，并培养了淮军首领李鸿章。湘军不但消灭了太平天国，还参与了清廷与各地其他起义军的作战，而且，兵权落入汉族改变了当时清朝的政治格局。
参考资料：
[《曾国藩全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议汰兵疏》、《清史稿·卷四百六·列传一百九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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