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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上学就花了27万

编辑/祥燎


教育问题,是头等大事。

 

前几天,“部长通道”上,陈宝生就被记者们逮着问了好几个问题。

 

其中,有记者问到由于学生放学早,导致接送困难,如何解决?陈宝生表示,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教育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是“成长中的烦恼”,但终究可以治理。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年轻的父母们认为这是党和政府给他们的一个大红包,这个红包将会更加厚实。”陈宝生说。

 

说到底,还是要早放学,少学习,也就是所谓的“减负”。

 

只不过,这个大红包,很多父母不太敢领,倒是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毫不客气地收下了。

1

越来越具体的减负政策

 

中国学生减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88年5月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

 

“一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二、三年级每天课外作业量不超过三十分钟,四年级不超过四十五分钟,五、六年级不超过一小时”。

 

随后十多年,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多项减负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

 

事情转变发生在2000年。

 

2000年1月17日,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徐某,因学业压力过重,铁锤杀母,藏尸遁逃;大约同时期,河南省安阳市一学生家长,因自己儿子没被评上“三好学生”,带人将班主任打死。


学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犯罪。这样的联想,令中国正式开始减负之旅。

 

自那以后,减负政策变得越来越具体,不再是喊口号。

 

2013年3月,北京市下发了号称“史上最严减负令”的《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明确指出:

 

“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严格控制课外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而且在很多学校,一二年级的期末考试也不叫期末考试,叫乐考,且没有成绩。


就在今年2月23日,《十项禁止》通知发布,内容包括:

严禁学校自行组织选拔生源考试;

 

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

 

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但,结果呢?

 

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中国从2015年到2017年,已经三年未夺冠。要知道,此前中国队几乎吊打对手,在2000到2014年的15年间,拿了12次冠军。


减负,使得那些“天才级”学生,失去了发挥出100%实力的可能。而对于普通学生,减负的结果,要么是成绩一泻千里,要么是家庭被迫的“增负”,压力前所未有。

 

说到底,在减负中唯一受益的,只有遍地开花的培训机构。

2

校内减多少,校外翻倍增回来!

 

减负之后,课外补习便如雨后春笋般疯狂生长,由此造成了一个怪象: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聚焦中小学校外培训市场的好未来(前身为学而思),市值超过180亿美元,大幅超越教育龙头公司新东方(135亿美元),这就是该怪相的最好证明。

 

虽然不论从收入规模,还是利润规模上看,新东方都远高于好未来,但好未来压准了中小学生培训市场,所以它在资本市场备受青睐。


所以,现如今的新东方也在加紧进入中小学生培训市场。

 

新东方集团2017财年总营收增长22%,其中它的优能中学和泡泡少儿贡献了其总营收的55%。新东方,这家曾以留学为主业的公司,正在渐渐变为一家针对国内K12的校外培训公司。

 

另外,因计划生育等原因,全国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一直在下跌,而好未来、新东方仍能逆势上扬。这说明,上辅导班的家庭越来越多。在一线城市,上辅导班几乎成了标配。


至2016年,我国注册登记过的培训机构总数约为20万家,上课外辅导的学生达1.37亿人次,参与辅导机构的教师有700-850万,中小学辅导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

 

而根据北京大学教育财政所2017年的调查(CIEFR-HS),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补习总参与率为47.2%,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则高达80%以上。

 

教育支出,或者说课外辅导费,已经成为了许多中国家庭的第一大支出。



归根结底,减负只是做出了“少学”“少作业”这些表面上的改变,但高考仍是“唯分数论”,企业招聘时也仍是“唯学历论”。

 

认清了现实的家长,谁敢配合学校给孩子减负?

 

所以,减负之后,学校和老师们轻松了,孩子、家长则陷入了长期的折磨中。

 

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学生每周课外学习时间长达17小时,每天写作业2.82小时,均是全球第一。

 

在摇晃又吵闹的公交、地铁上,学生们埋头写作业,成了一道残酷的风景线。累到睡着的现象,十分常见。



即便如此分秒必争,对于中国学生而言,熬夜仍必不可少。特别是重庆,已连续两年成为“熬夜城”榜首。


熬夜对身体的危害不必多说,2015年甚至曝过一则新闻,一名15岁男孩因熬夜写作业,第二天猝死课堂。

 

减负之后,不仅学生,家长也跟着遭罪。

 

首先是钱遭罪。在北京、上海,年度辅导班支出超过10万的家庭比比皆是。

 

其次是时间。减负后,小学放学越来越早,有的三点半就放学,滋生出“三点半现象”,接送孩子成了难题;培训班则越上越多,每天疲于奔命。


最后,是精神的折磨。去年,“陪孩子写作业”的吐槽风靡一时。因为辅导作业,家长累到心梗住院、秒变悍妇,以及滋生出分分钟要揍孩子的暴力倾向.....



在中国,91.2%的家长都有过陪孩子写作业的经历,其中每天陪的高达78%。

 

陪写作业,已经成了家长幸福感下降的主因之一,也成了亲子关系的最大杀手,有75.79%的家庭曾因“写作业”发生过亲子矛盾。

 

但相比那些父母学问不高,或家庭不富裕的学生,以上的种种,都算得上是“幸福的烦恼”了。

 

减负后,“寒门更难出贵子”。在校学的知识少了,但又上不起辅导班...


简而言之,减负后,有能力的家庭费钱费时间,每天活得心塞;没能力的家庭,再难上演鲤鱼跃龙门的命运转变;培训机构,赚疯了!

3

日本也掉进过减负的坑

 

减负这件事,日本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干过了。毕竟,经济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拼死了学习?

 

具体措施和我国也很像,少学少考试,多些“宽松而充实”的自由时间,被减负的人也因此被称为“宽松世代”。

 

结果呢?这些人被普遍认为“缺乏常识”、“缺乏忍耐力”、“缺乏行动力”、“缺乏抗压能力”,在日本经济不景气时,更难找到工作。


在过去十几年间,主要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科技论文全球排名下跌,从1993年以来的第2位跌落至2013年至2015年的第5位,高引用的论文数量也同期从第4位跌至第10位。

 

反观2000年以后日本涌现的十几位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得主,都是在日本实行“宽松教育”之前的所谓“填鸭式教学”教出来的学生。

 

所以,前年日本便宣布,要“去宽松教育”,实行“教育强劲化”方针。

 

因为高分高能才是常态。现实中,学霸能在学习中一骑绝尘,也能在工作中碾压大部分人。大佬们的学历或许能说明一二。有调查显示,好大学和商业成就完全成正比。


不说大佬,普通人的收入也和所上大学的好坏密切相关。


 

新东方、好未来这样的公司能挣得盆满钵满,因为生活不会减负,学习也就不能不假思索地减负。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

不论是学生、还是企业,

都要自我挑战和革新!

 

(参考资料来源:宁南山《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小石头侃升学《被减负毁掉的中国家庭》;财新《校外辅导班越打越疯狂 该反思减负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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