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1002年，和父亲同游通州狼山的一位17岁少年，写下一首《渡口》:
渡口人稀黯翠烟，登临犹喜夕阳天。
残云右倚维扬树，远水南回建邺船。
山引乱猿啼古寺，电驱甘雨过闲田。
季鹰死后无归客，江上鲈鱼不值钱。
这首诗被北宋王辟之评论为“后之题诗，无出其右”，这少年就是北宋文臣夏竦。
夏竦，江西九江人，4岁启蒙，聪慧敏捷，显示出读书的天份。少年时便文采斐然, 超迈不群。
父亲是武官，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牺牲了，作为烈士子女，公元1004年，他被朝廷录为“三班差使”，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
这样一个小官怎么能满足胸怀大志的他，于是很有才华、工于写诗的夏竦给当朝宰相李伉献诗，其中有“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的佳句，李伉很欣赏，第二天就向宋真宗建议改授他为文官，做润州丹阳县主簿。
大宋没有科举的功名，以后无法进入中枢，宋真宗景德年间，20岁的夏竦应试贤良方正科。
翰林待读学士杨徽之，知道他少年的诗名，就出题“贤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夏竦提笔即写道：
帘内衮衣明日月，殿前旌旆动龙蛇。
纵横落笔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
杨徽之称赞道：“真宰相器也！”
前辈的激励和夏竦本人的野心，让他在仕途上一路向前。
同为江西老前辈的王若钦，将有才华的夏竦调入京城，参加编撰《册府元龟》一书——这是“宋四大书”之首，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
王若钦和夏竦都为南人，当时朝廷用人重北轻南，仕途的艰难，让南人养成了善于揣摩迎合帝意的群体特征，又让北人更加鄙视南人。
王若钦和夏竦走得近，也是被人们视为“奸邪”的原因之一。
《册府元龟》历时八年才编修完毕，参加编修的人员都受到朝廷嘉奖。
大中祥符七年（1014），夏竦被任命为东京留守推官。
宰相王旦欣赏年轻的夏竦的才华，推荐他成为资善堂的一名讲师。
资善堂是宋代专供太子、皇子读书的地方，从此，夏竦有了机会接触到当时只有4岁的庆国公赵祯（就是日后的宋仁宗）。
他与赵祯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为他日后仕途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夏竦此人，知人善任，保举贤良，这是他的一大特点，包括范仲淹、韩琦在内的许多后辈，都是由他举荐的。
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在1036年因不满宰相吕夷简谋私上书弹劾，结果被贬出京城。虽然吕夷简后来倒台了，但宋仁宗对于结党厌恶，范仲淹也一直不得志。夏竦眼光独到，看出范仲淹是一个人才，在就任陕西经略安讨招抚使时，向皇帝推荐了他，让他任副使。范仲淹正是在陕西任上的突出表现，得到宋仁宗赏识，有了主持庆历新政的机会。
范仲淹后来感谢夏竦的举荐，在《谢夏太尉启》中写道：“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
夏竦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使时，两位副使是韩琦和范仲淹。当时西夏崛起，西疆的战事成为大宋的要务。陕西任上，三个人经略西疆的思想并不统一，夏竦和范仲淹主张守势，韩琦主张攻势。年轻的宋仁宗采纳了韩琦“毕其功于一役”的攻策，结果好水川一战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宋仁宗“为之旰食”，这时才“悔不用公（夏竦）言”。韩琦原本要负全责，因夏竦求情得以保全，仁宗仅仅将韩琦降职一级，后才有机会起复。南宋的洪迈评价此举“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
夏竦任安州知州时，认识了宋庠、宋祁两兄弟，当时他们还是少年，夏很看重他们的才华，一天他们一起作落花诗，宋庠道“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宋祁道“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夏竦说：“咏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宋庠）君须作状元及第，又风骨秀重，异日作宰相；小宋（宋祁）君非所及，然亦须登严近（近臣）。”
这两位日后正如夏竦所预料的，1024年，宋庠、宋祁一起赶考，同时考中了进士。宋庠考中状元最后成为宰相、宋祁成了工部尚书。
多年后任宰相的宋庠，在夏竦去世后，写下《宣徽太尉郑公挽词》表示哀悼。他对于夏竦没有做宰相感到惋惜，因为他看到了夏竦身上的治国之才。
宋真宗天禧三年，夏竦调任襄州知州，当地发生大饥荒，地方上流民、强盗猖獗，治安十分混乱。夏竦毫不犹豫地打开公廪，向灾民放粮，但还是无法解决那么多的灾民吃饭问题，情况紧急，夏竦劝说全州的富人拿出余粮，用来赈救灾民，并没有向上伸手要，靠襄州自己解决问题。巡按使姜遵将夏竦救灾的事迹上书皇帝，皇帝赐书褒谕。
夏竦不是一个庸碌之才，而是干将、能臣。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宰执的梦想。
宋仁宗亲政后的十年间，夏竦多被外放，政绩斐然，62岁的他回京被任命为枢密使，这是一个文臣的最高荣誉，拜相入内阁了，也是夏竦一生的愿望。
但他却没想到惨遭谏官、御史口诛笔伐，仁宗只好把已经回京的夏竦改判亳州，让他意难平。
与之相对应的是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受到重用。
谏官蔡襄言“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蔡襄将这次朝臣的重新任命归结为进贤退邪。
国子监直讲石介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为新政派歌功颂德，直接将夏竦等称作“妖魃”、“大奸”。
石介书生一个，是有名的“愤青”，他并不知道这首诗给后面的政局，带来多大的影响。
夏竦属于保守派，范仲淹、韩琦等人都是新政的拥护者。夏竦和范仲淹、韩琦之间以前并没有私人恩怨，但经石介这一搅合，自此引发了他对新政派的敌视。
夏竦意难平，一出手就直击新政派的“命门”，也正是这件事，给他造成了一生污点。
庆历四年（1044）初，他发动朝臣弹劾范仲淹等庆历新人，拉帮结派，组织朋党——这是一个送命的问题，朋党是皇帝最为忌惮的。
宋仁宗曾与朝臣一起谈论对朋党的看法，范仲淹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
夏竦直接拿石介开刀，进行了第二轮攻击。
这次夏竦用文人手段整治对方，他截下了石介给富弼写了一封书信，信中有一句让富弼行“伊周之事”，这是勉励富弼为朝廷鞠躬尽瘁的。夏竦让女婢练习石介的笔迹，然后把“伊周”改为“伊霍”。
一字之差，含义就变了，伊霍”取西汉权臣霍光废立皇帝之事，这是谋逆大罪。
庆历四年（1044）十一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搞了个“进奏院案”，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韩琦等都被外放，新政宣告失败。
百口莫辩的石介成为众矢之的，也被外放。石介没等到外放，庆历五年五月，病死在家中。
保守派得势后，夏竦回到了朝廷，庆历六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庆历七年宋仁宗再召他做宰相，没想到又一次遭到谏官、御史的反对，宋仁宗只好改任他为枢密使，并写下了“文行忠信”赐给夏竦作为安慰和勉励。
同年，夏竦被封为英国公。纵是如此，夏竦也是意难平。
皇祐三年（1051）九月，夏竦病故，宋仁宗为之辍朝三日。
对有才又能干的老师夏竦，仁宗始终有眷眷之念。
王珪在《夏文庄公竦神道碑》中也提到夏竦能文，“其为文章，闳衍环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册，屡以属之，其誉满天下。”
《宋史》亦记载夏竦是能臣，“竦材术过人，然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术数，倾侧反复，世以为奸邪”，他工作干得不错，但就是不讨台谏的喜欢，在后世他的正面形象遂被掩盖。
夏竦死后，宋仁宗拟谥为“文正”，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不得已，宋仁宗才改谥为“文庄”。
《宋史》将夏竦的列传与王钦若、丁谓等奸相归为同卷，是因为此三人“世皆指为奸邪”，也是当时北人瞧不上南人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夏竦一生其实最擅长的是作词，他晚年的代表作《鹧鸪天》，隽永可喜：
镇日无心扫黛眉，临行愁见理征衣。尊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
停宝马，捧瑶卮，相斟相劝忍分离？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
这首词是夏竦意难平的一种心绪，他这一生，谥号为文庄也符合他一生的功绩。
作者：炎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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