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的皇兄哲宗死后无子。他们的父亲宋神宗一共有十四个儿子，但这些皇子们没成年就夭折了一半，老大到老五，老七，老八，老十，全夭折了，那么留下来的这几个长成年的皇子，哲宗是老六，端王赵佶是第十一子。按照长幼有序的话，当立九子申王，但申王是个盲人，如何主持朝政、批阅奏章？所以顺延下来，就轮到这个整天踢球赏花，吟诗作画、跟些妓女勾勾搭搭的端王。
所以这宋徽宗是这样阴差阳错的情况下当了皇帝。
赵佶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个艺术家，自己的专业是中国画，行政管理连选修都没选修过，没有半点从政经验，更没有想过要做皇帝。不过一旦登了基，开始还是想做一个好皇帝的。客观地说他当政之初，也曾想实现大宋王朝的伟大复兴。他以庶子跃登大宝，底下自有不服的群臣，他不得不依靠向太后来垂帘听政。其实半年后，向太后归西，便已还政，全权由宋徽宗主持朝纲。
徽宗即位之始便大刀阔斧除旧布新。驱逐佞臣，任用贤良。察纳忠言，只要臣下谏诤合乎情理，他都予以采纳，尽管一开始不那么习惯，但最后还是改正了错误。
其在第二年就降诏曰：“其间可采，主受奖掖；所言皆错，亦不受罚。”。
其心之诚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且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的坦诚，确实非常感人。
如宰相张商英劝徽宗要克制奢靡浮华之风，弄得徽宗一个堂堂帝王，修缮一座楼时候不得不在宰相经过这里时，赶紧让匠人藏起来。最有名便属陈禾碎衣上谏之事，陈禾抗疏上言，力陈汉、唐宠任宦官造成亡国的惨祸，《挥塵录》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论列既久，上以日晚颇饥，拂衣而起，曰：“朕饥矣。”禾褰挽上衣泣奏曰：“陛下少留，容臣罄竭愚衷。”上为少留。禾曰：“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它日受危亡之祸。孰为轻重，愿陛下择之。”上衣裾脱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奏曰：“陛下不惜碎衣，臣又岂惜碎首以报陛下！”其言激切，上为之变色，且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内侍请上易衣，上止之曰：“留以旌直节。”
陈禾为弹劾童贯、黄经臣等宦官，一见到宋徽宗，他就展开鸿篇大论，慷慨陈词，把那些宦官将祸及江山的道理，讲得口沫飞溅，一直讲到太阳下山，你倒是慷慨激昂了，宋徽宗的肚子也快饿扁了，于是他就跟陈禾说，我饿了，我得先去吃饭了，宋徽宗起身要走，陈禾一把就把他的袖子抓住，没想把宋徽宗的衣服给扯破了。宋徽宗真急了，你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陈禾随即回答：如果皇帝你不可惜这一件衣服的话，我做臣子的就不会吝啬我自己的脑袋。我虽然扯破了你的衣服，但我是一片忠心，你要砍我的头都不要紧。着一下把赵佶感动得热泪盈眶，心想居然有这样忠诚的大臣，不禁转怒为喜，勉励他说：你能这样不顾自己的性命来劝谏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好，那我接着听你说完。
且即位之初，他以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之意改元为“建中靖国”。即在朋党相互倾轧为祸日益明显之际，明智地取中立的态度，对任何一方都不加偏袒，唯以国事为重。
公平说来，其即位初期的政治尚可清明。他在政治上的走向衰落以至于一败涂地的初始是因受蔡京蛊惑，接受蔡京“丰亨豫大”观念挥霍无度，致使上行下效，令其当政下的整个北宋官僚只知贪图享受、鱼肉百姓，终致国库空虚，民财竭尽。
赵佶即位之初，皇后不育。此时一位名叫刘混康的道士，用风水学的哲学原理给皇帝解释说汴京地势平缓，风水不好，影响皇室的繁衍。破解的方法就是抬高地势，叠山理水，皇室将会子孙满堂。妙计正中皇帝的下怀，赵佶马上下旨在北宋皇宫的东北方营建一座占地约750亩的山水园林。就是后来的“艮岳”，不知是巧合还是怎地，艮岳一修，徽宗的后宫就连珠炮一般昼夜不停地给徽宗造人，效率比他画画还高，赵佶到死共生有38个皇子，二十多个公主，看来信了刘道师还真是信对了。以至于后来赵佶迷信道教陷入癫狂，人称道君皇帝。自己信还让臣僚们信，自己穿道袍上朝，与臣下以道号相称，搞得京城乌烟瘴气，就差把汴京城改成一个大号的道观了。
花石纲本是赵佶修建"艮岳"所用。花石纲是宋徽宗时运输东南花石船只的编组。宋代陆运﹑水运各项物资大都编组为"纲"。
最初，蔡京负责取江浙花石进呈，后来，规模越来越大，他主持苏杭应奉局，专门索求奇花异石等物，运往汴京。这些运送花石的船只，每十船编为一纲，从江南到开封，沿淮﹑汴而上，舳舻相接，络绎不绝，故称花石纲。花石纲之扰，波及两淮和长江以南等广大地区，而以两浙为最甚。听说哪个老百姓家有块石块或者花木比较精巧别致，应奉局的差官闯进他家，用黄封条一贴，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要百姓认真保管。如果有半点损坏，就要被扣个"大不敬"的罪名。有的人家被征的花木高大，搬运起来不方便，兵士们就把那家的大门拆掉，院墙毁了。那些差官、兵士乘机敲诈勒索，被征花石的人家，往往被闹得倾家荡产，有的人家卖儿卖女，到处逃难。宋徽宗曾得太湖石，高四丈，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应奉局原准备的船只不能应付，就将几千艘运送粮食的船只强行充用，甚至旁及商船，造成极大危害。前后延续二十多年，累计运送各类奇石十几万块儿。官吏一伙乘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终使天下萧然，民怨沸腾。激得方腊揭竿而起，从者二百万之众。
宋徽宗终于实现了“丰亨豫大”的小目标，他把祖国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海，全都浓缩到这座皇家园林的苑囿之中。艮岳位于宋上清宝录宫东侧，“周十余里、峰高九十步”。建成后，宋徽宗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奇花异草、珍禽异兽进行了美化。同时，又命画师把这些异常壮观秀丽的景色描绘下来，集结正册，借此来夸耀高贵、粉饰太平。这就是篇幅浩繁的“宣和睿览册”，累计有千余册。如今流传下来的《瑞鹤图》《祥龙石图》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建成后的艮岳寿山集“天台、雁荡、凤凰、庐埠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盛，飒爽溟悻，参诸造化，若开辟之素有，虽人为之山顾岂小哉”。艮岳集中国古代园林之大成，主峰一百五十多米高，纯由太湖石堆砌而成。气势恢宏，精美绝伦，是一个纯粹游之用地方，不比后来圆明园兼具办公、住宿、玩赏或民居那种，如果能幸运留存下来，它不仅可能是世界园林之最，什么阿房宫颐和园都一边去好了。
后来方腊起义加上金兵南下，首都陷落，金兵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宫女、皇亲国戚、官员、工匠、艺伎等14000余众，被俘北上。建成不到五年的艮岳，也毁于这场战火。
仅仅的外在挥霍，奢靡败风还不足以让这头庞然大物倒下，朝中的内耗和腐烂才是最致命的死因。徽宗的右相是曾，联合自己的朋党把能臣章惇搞下去了。章惇尚有治国之才，对朝廷忠心耿耿，接着是韩忠彦上台。他一升官就劝勉宋徽宗要心怀仁慈，广开言路，不能胡乱猜疑，不要用兵打仗增加百姓负担。就是这样一个好人，也被曾布搞下去了。
且说曾布，这个人也不坏，他曾经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参与了绝大部分变法的筹划。还能坚持真理，他曾对新法推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病进行过尖锐的批评。可就是这么一还懂理的人，真是狠起来连自己都搞，他把所有的好人都给搞掉又找来一个大奸臣把自己搞掉，这一波操作真是666。大家其实都想把国家治理好，因为争权夺利，结果让奸臣有了可乘之机。宋徽宗刚刚开辟的良好开头也很快夭折，国家也被搞得鸡飞狗跳、鸡犬不宁。
赵佶在整个在朋党之争中充当了一个摇摆不定不用思考而只出蛮力的傀儡刽子手，做出一整套令人窒息的补刀操作。偏离原有的治国初衷，终将能与蔡京抗衡的人才以党禁之法贬斥殆尽，待到发现蔡京不可靠时己无人可用，只好硬着头皮继续依赖于蔡京支撑局面。才至于这样的恶性循环，最后陷入无可挽回的境地。
政治上搞得一塌糊涂，人多言徽宗昏庸，客观来说他是一个昏而不庸的皇帝。
李晓先生对此就看得很清楚，他讲“赵佶是个昏而不庸的皇帝，他虽然宠信奸臣，但最高决策权却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在这方面他确实继承并扩大了神宗皇帝管理朝政的一些妙招，最突出的就是朝中诸事无论巨细，全得由他亲自批示。原先负责讨论、起草诏令的中书门下、翰林学士被他一脚踢开。蔡京等贵戚近臣要想办什么事情也全得先请赵佶亲笔书写然后颁布执行。对御笔手诏属下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否则便是违制，要受到严惩”他虽然重用蔡京，但一旦对蔡京不满，就有办法立马让不可一世的蔡京下台，而且对蔡京的三次撤职也都很有章法，深谙驾驭权臣之术。而其即位初年对蔡王、章悼，两人的处理都极具政治腕力。统治上也深通愚民之术，对道教的崇奉多非出于信仰，而更多的是对仁宗愚民之术的继承。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上，他都从来没有“庸”过。他甚至有其雄才大略的祖宗都没有做到的事情的野心——收复燕云十六州，为此他一厢情愿地耗费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自作聪明的部署。《宋史》称宋徽宗有“私智小慧”，就是承认他很聪明，但都是一些在大事情上使不上劲的小聪明。
在北方五国城囚禁期间，赵佶受尽凌辱，写下了许多晦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如：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但是，他的悔恨只是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自己一系列神操作一步一步葬送了大宋王朝。
奸臣哪一朝都有，但皇帝能被忽悠的把国家都送了的并不多见，他最终在政治上失败，蔡京毕竟是个外因，主观到赵佶自身，是他的心思在画画上而不在政治上，政治上所做的一切只被整个朝廷、局势裹挟着往前走而已，做出的种种举动缺乏自主性，多是照着先王的样本，或者别人希望他做的事情去做，自己打心底还是贪图享受，没有自苦心志的决心与毅力，而又喜好文人式的自命风雅，书画上讲起来头头是道，政治上没有一点主心骨，其弱点才被蔡京利用。所以说徽宗既是一个咎由自取的丧国之君，又可谓一个悲情文艺帝王。
后来徽、钦二帝被金人从五国城送到均州关押，此时赵佶已经病得很厉害，不久就死去，为了不浪费这么金贵的一大块儿肉，金人将他尸体做成灯油。宋徽宗死后不久，宋钦宗也继续被金人折磨，最后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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