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坊间流传的胡雪岩败落的故事里，上海道邵友濂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在胡生丝大战的紧要关头，邵扣发了50两“西饷”20天，让本就亏损严重的胡雪岩只能从自家钱庄拆借银两还款给洋人的银行，白脸奸臣盛宣怀又在李鸿章的指使之下，四处散播胡雪岩周转不灵的消息，引发储户挤兑，胡氏金融帝国至此轰然倒塌……
这个故事很精彩，因此就诞生了不同的版本。
台湾小说家高阳在《红顶商人》里写道：
邵友濂又说：‘雪翁，五十万银子，在你算不了一回事，万一期前催不齐，你先垫一垫，不过吃亏几天利息。
此处还是50万，到了一本名为《决策中的心理学》的杂书里，又变成了：
此后，盛宣怀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由于事发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
50万，吹着吹着就成了80万了，让你不服不行，有人说，数字是小， 事儿总是真的，但恰恰事儿就不可能是真的。
一
这个段子的起源，其实是清末人刘体仁所著的笔记《异辞录》：
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
人家说钱数了吗？没有，那么是不是小说的作者们有特殊的渠道了解钱数呢？
我们回到小说的记载来看，邵友濂兴风作浪的原因是他的身份——“上海道”，负责各省汇来的“还贷”款项的汇总，具体流程就是，各省把应缴银两汇款给“上海道”，上海道再把全部款子转给胡雪岩，最终由胡雪岩还给汇丰银行。
这个程序对不对？咱们来看看浙江巡抚马新贻同治七年（1868年）的上奏：
甘饷银……应解银十四万两……应还洋税银七万两，其余应还洋商借款七万两，业于藩库按数拨发交阜康银号兑交，转解上海运转局投收。
翻译一下，“甘饷银”是当时的一个财政科目，就是有国家规定的，富裕省份向穷省的转移支付，由省与省之间点对点递解，大名叫“协饷”，总数14万两，应还洋税银就是该还给海关的一半，另一半偿还洋商借款，都通过浙江省财政的“藩库”直接划拨给阜康银号，也就是胡雪岩的银号汇兑，由上海转运局接收，转运局的头儿正是胡雪岩。
简言之，没有上海道，或者其兼任的江海关监督任何事儿。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邵友濂把持的江海关应还的汇丰银行贷款，被邵扣发了呢？
这个问题就得上图表解释了。
我们可以看下，西征借款，到1883年11月，胡雪岩破产之时，前三笔已经到期还清，只有后三笔仍在还款付息之中，那么，江海关到底要负担多少呢？请看下表：
江海关承担的6次西征借款本息总额，只有660,000两，再拆开6-7年的还款期，平摊下来，1883年能够扣发的所谓贷款本息能有10万两？
总不至于突然大义凛然起来，要在一年提前还款50万两吧？这玩意儿又不是咱还房贷……
所以事实很清晰了，所谓的扣发还债钱， 让胡雪岩自己垫付给汇丰银行的故事，本身就是胡说八道。
真实的历史位面，在1883年10月初，胡雪岩和怡和洋行的交易中，确实涉及到了一笔汇丰银行11月份到期的贷款，但数额只有10万两，所以，怡和洋行的大班为胡雪岩设计了一个资产包的计划。
即胡雪岩出售的2000包生丝，每包作价380两，但是做成一个各占50%收益的资产包，在伦敦售出价格高于380两的部分将由双方分享，但是货款，却是一分钱现金都没有支付的，这也是当时丝业的一个“惯例”，就是洋行压款，售出后结算货款，往往会达到半年之久。
不过针对胡雪岩1883年11月份将到期的汇丰银行贷款，怡和洋行可以接受以胡雪岩的一半货款和超额收益作为抵押，承接下来这笔年息8%的贷款，条件是胡雪岩要向怡和洋行贷款10万两，年息10%。
这就是一笔没有现金支出的过桥贷款，胡雪岩也并没有得到过38万两的现金，而是拿到了一张“期票”……
如果说历史上真的存在那笔50万或80万的应还贷款的，这个“过桥”肯定不会这么谈了。
事实上，在1883年12月9日的《申报》报道中就提到，在当年10月份，上海银根最紧的时刻，阜康银号按照规定给北京汇去了一笔海关的款项，也就是“京饷”，而非“协饷”或者“西饷”，不过这也只能是纸面划拨，并不存在现金的流失，按理说，胡雪岩仍可以高枕无忧。
他也确实是这个范儿，
据光绪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申报》报道：
“昨晨（公历1883年10月22日）九点钟时，胡雪岩方伯诣侯相座船禀见，叙谈良久，礼意有加。侯相即于十点钟登岸拜客……于粮台局拜胡雪岩方伯聚谈片刻。”
一天里，左宗棠和胡雪岩见面两次，作为两江总督的他，竟然对上海道扣发50万两或80万两银子这样的大事不闻不问？
说到底，所谓的扣发还债钱的桥段，不过是古今段子手的一种想象虚构罢了，最可笑的是竟然那么多人信。
二
胡雪岩的破产，由于时间的奇巧，被当时人和后人，广泛与他的生丝投机和偿还洋债的时间点相联系，形成了一套阴谋论的解释，仿佛是因为前者的亏损和后者的逼债， 造成了他的资金链断裂。
在这之中，再加上湘淮军大佬们的恩怨纠葛和此消彼长，整个故事自然无比具有趣味性。
但是，同样重要的几个时间点， 并没有被人们所重视。
其一，就是1882年掀起的股市狂热，在胡雪岩破产前崩盘；
其二，当时上海现银的最主要来源，在胡雪岩破产前抽逃。
而这两条，都不是一朝一夕酝酿的问题，而是清王朝整个宏观经济大破产的前奏。
与很多人的认知不同，在战乱频仍的1860年代，虽然清军和太平军的疯狂杀戮，让江南十室九空，但中国的进出口额却在节节攀升，尤其是以丝茶为代表的外贸特产行业，在这个阶段蓬勃发展。
经上海口岸出口的生丝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就增长到了战前的10倍，再一次的出超，让大量白银流入了中国。
正因为如此，战乱疮痍的晚清竟然爆发了“同光中兴”。
但是，这样的经济结构下的中国，不但经济上无比依赖外贸，在货币金融上，也无比依赖外贸所带来的白银流入。
非常不幸的是，在1870年代末，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白银价格，都出现了完全不利于中国的“大逆转”。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50中写道：
自光绪丙子（1876年）以来七八年间，市风大坏，丝茶两项之外他业亦均平常，无甚出色，倒闭之店每至年终不一而足，其故由于货多价跌、厘税重之，而销场塞滞，本资轻者不禁折阅，即巨富之东人亦有所警惕，而不敢鲁莽从事，因而市面萧索，大非同治间可比。
除了丝茶这种纯出口行业外，其他行业全部陷入萧条，所谓“货多价跌”，正是进入“过剩”的征兆，咱也别笑，这种所谓的“过剩”是由几个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
1，自光绪二年（1876年）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华北平原发生了规模空前的“丁戊奇荒”，山西、河南、直隶、山东、陕西五省因饥饿和瘟疫死亡的人口达到了2290万人。
此后数年间，中国一直水旱灾荒频仍，无论是区域性生产、消费还是商路，全部受到惨重打击，就连专门面向外贸的丝茶行业，也因为连年亏损，导致从业者竟比同治初年少了一半。
其二，自1877年起，中国对外贸易就处于连年入超的状态，其中又以1881年、1882年的数据最为巨大，达到20,458,000海关两（一种纸面计量单位）、10,378,000海关两。（刘广京：《一八八三年上海金融风潮》）
消费市场的萎缩，伴随着流动性的短缺，经济衰退的征兆已经无比明显。
这是宏观经济的层面，在微观经济的层面甚至更为恶劣。
1883年2月2日《申报》报道了上海永安街生昌杂货栈倒闭事件，其中详细记录了店主李俊方积欠的8000-9000两巨款产生的细目。
在光绪八年（1882年），李俊方做金针茶74票、蚕茧3000两、丝头70担、颠色20、30担及鸭毛、瓜子、牛角等杂货，竟然无一不亏。
做什么都不赚钱， 已经成为摆在当时所有清朝商民面前的难题。
就经济学理论而言，此时被迫闲置的流动性，只能自己寻找套利的机会，而在清朝落后的社会体系之下，最佳的出路就是“金融”，甚至由于根本不存在任何风险监管（1883年经济危机之后，清朝才规定经营票号要官方批准授权， 代价就是交钱60两……），这种投资， 完全可以视为“赌博”。
三
所以，大量的资金涌入了新兴的股市。
“自从有平准公司（1882年10月24日开幕，证券交易所雏形）以来，总计各项原本已收银则七百余万，洋银则三百余万。”吊诡的是，1882年的上海，除了空前繁荣的股市之外，其他行业“市情反窘”，处于普遍亏损的状态，“几乎有江河日下之势”，据年底统计，上海各行业倒账约有150万两，整体亏损之巨，“为往年所未有”。（彭厚文：《19世纪80 年代上海股票交易的兴衰》）
金融投机的活跃，伴随着实体经济的崩解，1000多万两白银流入股市，流向新式工业，本来是应该高兴的事情，但是，大部分在平准公司挂牌招股的所谓“洋务企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真正有盈利能力的，还是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几家而已。
更恶劣的是，这些“银子”实际上多数是在钱庄的账面上，是通过各种信贷手段滚雪球滚出来的。
当上海滩上最能赚取流入白银的外贸企业——丝行开始倒闭，本身资本金，甚至存款都无法抵偿贷款的钱庄体系，就开始了链式反应。
“去年金嘉记闻因某宦提去存项二十余万，以至不能支持。今年泰来庄亦以票号立索存欠，以致倒闭。”（《论沪市衰象》，《申报》1883年12月6日，另注：去年、今年为农历年间隔，公历未跨年）
金嘉记是一家上海老牌丝行，泰来钱庄则是上海一家信用卓著的钱庄，他们两家的倒闭，恰恰是今人总结的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的两个阶段性标志。
前者倒闭于1883年1月12日，欠款总额56万两，涉及钱庄达40家，要知道，当时全上海只有78家钱庄，这一下子就牵连了一多半。时间正赶在农历年关之前，中国传统商业讲究年节结账，农历年就是账期终了，所有钱庄都要收回账款。
人人催债，市面银根越来越紧，仅仅不到20天的时间，包括丝茶栈、什货行、糖行、沙船号、洋布号、铁号、棉花行等20多家商户倒闭，涉及日用品零售、进出口、原料批发、国内运输等多个行业。
当然，1883年年关的这次倒闭潮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高潮，出现在1883年的年底，山西票号和外资银行在1883年10月30日之前，全面收回在各个钱庄的“拆放”和“长期”贷款，总数达500万两以上的现银抽离市面，将所有依靠这笔现金艰难周转的钱庄全数击倒。
到1883年年底，上海原有的78家钱庄，只有10家尚存，而大清朝廷的救市举措，只是派兵禁止北京、天津的储户取款，同时要求胡雪岩这样的业主优先偿还公款。
上海房地产大亨，家产达到380万两的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这样写道：
举市所存现银不到百万，恐慌不堪言状。巨家如胡雪岩、刘云记、金蕴青皆相坏事，其余号商店铺接踵倾倒，不知凡几，诚属非常之祸，各钱庄草木皆兵。
请问，在这场浩劫之中，谁被割了韭菜，谁又是割韭菜的人？
只有两家，晋商的票号和外资银行，他们才是笑到最后的人，而他们的赌博成功，代价就是中国近代洋务企业的发展硬生生推迟了近20年，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工业才畏畏缩缩地开始发展，更可怕的是，自此之后，以胡雪岩为代表的，曾经无比活跃、给予洋务运动、自强求富运动无数支持的江南资本，一蹶不振。
自此之后，赚钱发财和为国为民之间，竟再难统一，而大清朝也彻底失去了经济振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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