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汉初军功阶层的真相：为什么韩信必须死？》一文中，三解已经借助韩信的仕宦经历，复原了刘邦集团的“制度骨架”，初步触及了汉初军功集团的“静态”权力结构，本系列文章将重点填补“血肉”，勾勒这一集团的“动态”权力关系。
“静态”的权力结构坐标系在附加了“动态”的权力关系引发的“人事互动”之后，就构成了“帝国核心决策圈层”的立体图景，而这个图景，或许将颠覆我们很多的“常识”。
一
电视剧《少帅》里张作霖有一句台词：
江湖，江湖就是人情世故。
在《无赖皇帝：小妾之子的逆袭》和《女主吕后：曾经只是父亲一笔吝啬的“风险投资”》这两篇文章里，三解尽可能地回溯了刘邦因“出身”、“交游”、“婚姻”和“工作经历”而获得的人际关系资源，也就是他的“人情世故”。
这些是刘邦“创业”实实在在的资本，一一说起来，并不出奇，却造就了“布衣提三尺剑平天下”的奇迹，到底是刘邦另有“奇遇”，还是“江湖”故事本就是一本“念错的经”？
答案，恰恰隐藏在历史的细节之中。
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在大泽乡率900戍卒起兵，苦秦久矣的六国人纷纷响应，仅仅2个月间，数十万楚军已经在周文的统帅下攻入关中，“楚兵至戏”，并迅速被反应过来的秦军击败。
正是在这个月，远在江东会稽郡的项梁自号“武信君”，而沛县的刘邦，也在本县父老的推举下担任了楚国传统的官职——沛县县公，当然也是“自号”，并没有远在陈县的“陈王”的批准。
不过，类似的现象并不代表着相同的事实，在《项羽“贵族”袍子下的跳蚤》一文中，三解已经详解过项梁起兵的全过程，包括他是如何以秦朝的名义来收郡县精兵，并完成对会稽郡的占领和动员，之所以顺利，在于项氏是真正的“豪强”，哪怕是自家秘密蓄养的死士已有90人，之前在大徭役、婚丧嫁娶中聚合的江东豪杰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项氏集团的崛起顺利而又“乏善可陈”，因为实力的碾压往往是没有戏剧性的。
反观带着“数十、百人”（《史记》数，《汉书》作数百人，应不确）藏匿丰邑的刘邦，被秦朝的沛县令邀请反秦，兵临城下之际，又面临反复，沛县令反悔闭门守城了，还要杀死萧曹，吓得萧何、曹参等人都逃出城投奔刘邦，逼得刘邦只能以箭射帛书，号召沛县子弟父老杀官反秦，否则破城之后要“父子俱屠”，沛县父老于是率子弟杀死沛令，开城门迎接刘邦。
整个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真是太刺激了。
按照这个“剧本”，刘邦的沛县起兵绝对是顺天应民的“义举”，尤其是后来沛县“父老”的直接参与，看起来极有群众基础，问题在于，这是真的吗？
见《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为沛公，赐爵七大夫，以婴为太仆，常奉车。
注意这里多出的细节，刘邦最初是想要率领“徒属”进攻沛县的，然后派出当时担任沛县令史的夏侯婴作为使者。在刘邦降服沛县一天后，刘邦成为“沛公”，即赐夏侯婴“七大夫”爵位，并让他作自己的“太仆”，专属“司机”。
“爵位”必然用于赏功，夏侯婴出使这段，在《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中都是没有的，而只有“射帛书”到城头，而父老率子弟杀沛令、开城门的记载，似乎另有反证，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戴敬侯彭祖，《汉书》作：戴敬侯祕彭祖）以卒从起沛，以卒开沛城门，为太公仆；以中厩令击豨，侯，千二百户。 （平皋煬侯刘它）项它，汉六年以碭郡长初从，赐姓为刘氏；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户。
这两个人有任何可比性吗？
一个是刘邦部下的小卒，后来成为刘太公的仆人；另一个是项羽家族的重要成员，以西楚柱国的高官在楚汉之争结束后，获得了赐姓。
表面上是没有的。
但项它有一个重要的经历，那就是当楚汉之争进行到最后时刻，他的选择，见《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灌婴）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酂、萧、相。
项佗即项它，在垓下决战之前，作为留守重将，开国都城门投降灌婴，其“历史关键性”与刘邦起家得沛县时开城门恰恰可比，故而有“功比戴侯彭祖”之语。
这也从侧面印证，戴侯彭祖的“开沛城门”与夏侯婴的“为高祖使”有着类似的“决定性意义”，而“戴侯彭祖”是“卒”的身份，又做了刘太公的仆人，而“彭祖”是战国、秦、汉之际非常流行的“名”的词组，也是个长寿的“吉利话”，所以，很可能就是个“无氏之人”，他这样的人能否算作“父老子弟”？
恐怕是算不上的，或许吕公带着吕泽、吕释之一同行动，还能计入，但是，就像《史记》和《汉书》的绝大部分书写惯例一样，在沛县起兵中，“吕氏家族”仍旧是“隐形人”，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做出贡献。
那么，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夏侯婴并未跟随萧、曹逾城逃走，而是在城内，以县令史的身份“无间道”地说服或是威胁，争取到了一部分城门的守卒，夺下了沛县城门，再鼓噪着杀死沛令，以小规模的队伍占领了县廷，控制了沛县的中枢，所谓的“父老”、“子弟”未必没有，但要说多主动，就实在言过其实了。
也正因为此，“诸父老”对于刘邦的推重才可以理解，否则，在人人手上沾了秦朝县令的血之后，灭族的可能只是“首领”吗？恰恰是在可以找人“背锅”之后完成自己的免责，才能让他们得以坐观形势。
要知道，哪怕是彭越这样沦落巨野泽中的盗贼，也有这个“智慧”，见《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陈胜起，或谓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
也就是说，“等”才是常态，那么，为什么沛令、刘邦都不等呢？
二
只能是出现了“等不了”的形势。
这个形势，与陈胜的主力关联不大，还是看图说话：
陈胜的首都在“陈县”，是人工运河“鸿沟”岸边的重镇，而其分路的扩张，其实也是与图中发达的水系交通直接相关，吴广所率领的主力即逆鸿沟而上至圃田泽围攻洛阳东方的重镇荥阳，而邓宗则沿鸿沟至颍水过汝阴至淮河，向南掠地至九江郡。
而周文则一路突进过函谷关，入关中，至戏；武臣率张耳、陈余北上到达濮阳，北渡黄河进取故赵地；另有宋留西向入南阳郡，后被秦军所拒，退回了新蔡，也在汝水的岸边。
西、北、南各个方向，陈胜都派兵掠地，独缺哪边呢？
就是东方，原本陈胜起兵的地点就在蕲县，位于彭城之南，陈胜主力西进直奔陈县，而留下葛婴略地东面，具体见《史记·陈涉世家》：
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
蕲县在濊水之畔，铚、酂、苦、柘、谯这5个县，正好在蕲县到陈县的这条交通线的沿线，再之后，葛婴即分兵至东城，地在淮河以南。
哪怕是响应起兵的秦嘉等人，地盘也是在蕲县以东、睢水、泗水之间的区域，见《史记·陈涉世家》：
陵人秦嘉、铚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
郯县是东海郡治所在，上图中泗水与沂水交汇处为名城下邳，上游即郯县。
还有一家就是周市，见《史记·陈涉世家》：
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
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
按照战国时代的六国疆域，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东郡、砀郡都属于魏国的地盘，而薛郡、泗川郡、东海郡则属于楚国的旧地，济北郡、临淄郡、琅琊郡、胶东郡则是齐国的故土，但是，周市的进攻矛头，明显超越了“魏地”的范围，见下图：
图中红色标记处为田儋起兵的“狄县”，由此可知，周市的招降行动已经跨越了砀郡、东郡，沿着“济水”杀到了故齐地的腹心地带，可见其“野心”之大。
而黄色标记处为陈胜首都“陈县”，绿色标记处为武臣的北进基地“濮阳”，黑色标记处则是秦嘉、朱鸡石等响应陈胜的“楚军”，最终包围了东海郡守。
从整个大形势来说，在秦二世元年七月至九月的2个月间，“绕开”了“泗水”沿线的彭城、萧县、留县、沛县等地，也就是图中蓝色标记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就要考虑当时的“力量形势”。
秦朝泗川郡的郡治，也就是“郡府”所在地，应在“相县”，如图所示，“相县”在泗川郡和砀郡的交界处，地处睢水沿岸，保证了芒县、砀县、栗县以至睢阳一线的安全，而彭城的位置更是险要，卡住了泗水、谷水的交汇处，成为萧县、下邑、虞县至孟渚泽方向获水一线和留县、沛县直至薛郡鲁县方向泗水的屏障。
这两处“要点”，恰恰将淮北地区如野火狂飙的反秦义军隔绝在了南方，而上述城邑，在这几个月间，均无陷落和叛乱的记载，这也就意味着，泗川郡府仍牢牢掌握着不小的力量，虽然反攻不足，固守却有一定的把握。
而武臣和周市对赵地、魏地的攻略，实则以黄河沿岸为重点，占领东郡之后即迅速在河济之间向故齐地发展，直到在狄县被击败。
那么，在西线的陈胜部，北线的周市部和南线的秦嘉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以薛郡、砀郡、泗川郡北部连成一片的秦国控制区“飞地”，其中以睢水、泗水贯穿，在沛县县令的角度来说，身处腹地，周围都是秦军，毫无响应陈胜起义的必要，为什么会出现上文中的“反转、反转、再反转”呢？
之前的文章《项羽才是秦始皇的“精神继承者”》早就提到过，“沛令”极有可能出于对刘邦的畏惧，也就是害怕自己的“失权”而拒绝刘邦的入城，那么，他为什么突然就“恐”了，要让县外的“群盗”回来反秦？
答案，仍旧在字缝之中。
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棘蒲刚侯陈武）以将军前元年率将二千五百人起薛，别救东阿，至霸上，二岁十月入汉，击齐历下军田旣，功侯。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有“前元年”、“前二年”、“前三年”字样，对应年份应为“秦二世元年”、“秦二世二年”和“秦二世三年”，而“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起兵，秦以十月为岁首，当年非闰年，以九月为岁末，则总共只有2个月时间。
陈武记载并无“从起”字样，可知其实为“自起兵”，也就是说，他在“前元年”于薛县拉起了2500人的队伍，自称将军，而“别救东阿”之后，又至霸上，此后2年10个月后方才“入汉”，即加入汉军序列。
而刘邦至“秦二世元年九月”方才起兵为“沛公”，所以，时间上，很可能陈武在前，刘邦在后，而从上图可知，薛县、戚县与沛县相邻，薛城在战国时代孟尝君封国之后即为“大邑”，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作为重要的人口都会，“薛县”却与以鲁地为中心的“薛郡”地理悬隔，如图所示，秦朝“薛县”与“戚县”相邻，在今天滕县以南、枣庄市以西的微山湖畔，而秦朝的薛郡郡府在鲁县，即今天的曲阜市，二者之间，正好被尼山隔开，交通最便利的路线就是自鲁县沿泗水而下，至沛县向东至戚、薛。
就当时情况来说，陈武在薛县聚众反秦容易，因为地方“暴桀子弟”极多，而“薛郡守”要有所反应，却要绕个圈，甚至就消息传递来说，沛县这个泗川郡属县要比薛郡的属县知道得还早，更直面威胁。
所以，沛县县令的“恐”，“恐”的只能是身边的变故，也就是薛县的反叛。
在个人命运的角度，就是陈武帮了刘邦“大忙”，所以，虽然“晚从”，晚到楚汉之争末期加入汉军，在《史记》、《汉书》记载的“元功十八侯位次”中都排第十三，也算是刘邦夫妻知恩图报了。
三
那么，短短旬日之间，为什么沛县县令的态度又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秦二世元年九月”条：
秦：楚兵至戏。
楚：周文兵至戏，败。
项：项梁号武信君。
汉：沛公初起。
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
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
也就是说，在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反叛之后的几个月间，秦二世对于东方的反秦浪潮并不重视，类似的问答也可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甚至可以说完全不愿意相信，所以，面对“大股”的反秦义军，秦朝郡县的发兵权力是不足以拮抗的，毕竟“县卒”和“都尉屯”都不可能达到万人规模，而陈胜初期时已有数万人，周文入关中时更是“兵数十万”。
此时，残酷的现实终于将秦二世拉出自己的“幻想”，秦帝国的官僚组织终于重新发挥作用，即“派将出征”，而周文（周章）战败的消息，也会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驿传送达诸郡县，也就是说，沛县县令即将迎来关中杀出的“秦国大军”，他也不需要出城讨捕盗贼，只需要“守住沛县”就可以，此时，他的“闭门”反复也就毫不奇怪了。
更重要的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当秦朝的官僚组织恢复运行时，之前满足于“自守”的郡县，也开始活跃，见《汉书·高帝纪》：
（秦二世二年）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薜。秦泗川守壮兵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杀之。
也就是说，刘邦起兵2个月后，泗川郡守壮非但没有带兵扑灭沛县的刘邦势力，反而越过沛县进攻了陈武盘踞的薛县，并在会战中战败，在逃亡到戚县的途中被刘邦部下的左司马杀死。
整个过程让人匪夷所思，但如果结合另一条记载，就清晰一些了，见《史记·高祖本纪》：
攻胡陵、方与，还守丰。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丰，引兵之薛。
此事，《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录在“秦二世二年十月”：
击胡陵、方与，破秦监军。
这样，前后的事实就连起来了：
九月，刘邦起兵收沛县“二三千人”。
十月，进攻薛郡的胡陵县、方与县，并在秦朝的“泗水监平”逼近丰邑时回兵防守，在对方围城2日之后，出兵野战击败了他。此后，任命雍齿留守丰邑，亲自带兵至薛县。
十一月，击败泗川守壮，将他斩杀于戚县。
回溯一下经过，就是秦朝在“泗川郡”的两位首脑官吏，分兵两路北上镇压境内义军，“泗川郡监御史平”攻丰邑，“泗川郡守壮”攻薛县。
由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以月纪事，我们会发现整个攻防形势的变化非常迅速，在周文战败后，楚军形势急转直下，仅仅两个月后的秦二世二年十一月，周文败死，又一个月后，陈胜也在迎击章邯大军战败逃亡途中被部下杀害。
此时距离陈胜起兵，满打满算也不过是6个月，实际上也就5个月左右，而刘邦起兵的时间更短，也就3个月左右。
“一片大好”到“愁云惨雾”，最关键的日子，也正是刘邦、项梁起兵的秦二世元年九月，关中的章邯已经出兵，泗川郡的郡守、郡监，正在准备出兵。
所以，尽管陈胜起义距离沛县并不远，《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中记载的地方势力的犹豫，并非毫无来由：
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而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
有意思的是，当进入沛县县廷开始推举首领时，与会者有萧、曹等“文吏”，还有“诸父老”，在与会者中竟然没有沛县县豪王陵、雍齿，也没有提到刘邦的岳父吕公，就很有意思，这三个人都有争这个位子的资格，吕公是刘邦的长辈，而王陵是刘邦“兄事之”的大哥，雍齿更是“雅不欲属沛公”，怎么会出现“众莫敢为”的情况呢？
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三人根本就没在刘邦的取沛县的“徒属”之中，而是附和在“诸父老”之列，沛县周围局势的风云诡谲任谁都会害怕，都会看不清未来，但刘邦作为被沛县令、萧何、曹参召回的“反秦义士”，没有退路，容不得他怕，哪怕他已经“数让”，还是被按在了那个位置上。
可以说，刘邦完全是被形势逼到了沛县，迫不得已地用“命”做赌注，开始了人生第一场“豪赌”，只不过，他的眼睛要比彭越之流“亮”得多，就像《萧何，人杰出少年》中的萧何一样。
万幸的是，他赌赢了，赢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接下来才真正进入他的“命运主场”。
（未完待续）
- E N D -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