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青年作家，生于湖南，中国最年轻的老舍文学奖得主，著有小说集《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等，散文集《三四越界》。谈论外国文学实在是一个太大而教人不知从何谈起的题目；民国以降，若干代中国读书人都曾受益于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浩如烟海的翻译文学；更不知凡几中文写作者，写作习惯直接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而被人批评说有“翻译腔”，也包括写作之初的我——甚至现在也很难说就彻底摆脱了翻译文学的影响。那么，不如就从“翻译腔”谈起？那么，所谓翻译腔究竟是什么？在我的理解里，一开始以为就是对一种多用欧式长句和倒装句式的中文写作方式的客观描述。待真打算讨论这问题了，一查，才发现所谓“翻译腔”其实多是贬义，文青大本营豆瓣网更总结出翻译腔几宗罪：其一，习惯性省略主语；其二，太多过长的定语和修饰语；其三，多用倒装句式和随意使用插入语；其四，刻意重复关键词汇以示强调；其五，特殊的感叹词如“上帝”，“老天”，并滥用感叹号；其六，抽象词汇的大量存在，如“生活”，“灵魂”，“意义”，“天堂”，等等。更总结出不同翻译腔的特点，如美式翻译腔——“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上帝啊！”、日式翻译腔——“虽然说这样十分任性，但仍然还是忍不住想要告诉小姐，请你一定要明白我的心情”、韩式翻译腔——“这会儿都已经三次了！阿西巴！我真是要疯了”，诸如此类。虽说此类概括难免以偏概全，但也不无警醒处，只能庆幸自己还并不至于可一一对号入座。反观中国传统文章的写法，从古至今，多用铿锵有力的短句成语；真要感慨，最多把几个没有特定意义的感叹词一股脑儿叠加在一起表达情绪，譬如李白长诗《蜀道难》里的“噫吁兮危乎高哉”，就算是其中的超典型代表。也无怪乎从小看惯了各国文学和译制片的同时代人真想发表一番感慨，说出“我的上帝啊，干得漂亮！”比“微斯人，吾谁与归！”可能还要更容易一点。外来语对本土语言的深远影响当然同样是个一时难以说清的话题，还是回到翻译本身吧。即便都是翻译文学，也一定有高下之分。一旦形成腔调，翻译腔也好，话剧腔也罢，大抵是某种特定语言习惯造就的特殊风格；味道倘若太足，则难免有装腔作势之嫌疑，好比烹调，便令人疑心是汤底材料不足才需大量添加味精；唯其态浓意远，蕴藉无穷，只在最必要处方点染一点舶来文明隐约的气息，却能又和母语语境无间融合，才是真正好的翻译。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翻译腔又是亟需付出绝大心血去超越，去转化的；而这样通过艰苦卓绝努力抵达的文字彼岸，无论翻译文学也好，原创文学也好，也都自然而然有其不可替代的语言风格。▲《安徒生童话全集》，叶君健译，长春出版社，1991年
我小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译本的好坏，是看《安徒生童话》。即便市面版本相对较少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安徒生童话也有好几个译本。好在最初幸运地看到的，就是叶君健先生的译本。后来再在小朋友家或图书馆翻到其他译本，读着读着就觉得气味不对。就以《坚定的锡兵》为例，叶君健先生的版本如下：
这位小姐伸着双手，因为她是一个舞蹈艺术家。她有一条腿举得非常高，弄得那个锡兵简直望不见它，因此他就以为她也和自己一样，只有一条腿。“她倒可以做我的妻子呢！”他心里想，“不过她的派头太大了。她住在一个宫殿里，而我却只有一个匣子，而且我们还是25个人挤在一起，恐怕她是住不惯的。不过我倒不妨跟她认识认识。”
而上海译文版则选用了任溶溶先生——任老先生当然也是我极为敬重的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的译本，同一段译文如下：
这个小姐是个舞女，她张开双臂，一条腿举得那么高，这位锡兵根本看不见它，以为她也和他一样只有一条腿。“她正好可以给我做妻子，”他想，“但是她太高贵了，住在宫殿里，而我只有一个盒子可以住，而且我们二十五个挤在一起，就住不下她了。不过我还是必须试试看和她认识。”
叶君健先生的译文里，无论连用两个“她”形容“她的派头”和“她住在一个宫殿里”也好，“不妨跟她认识认识”也好，都有一种民国时新语文的亲切爽利味道。而任译虽也准确，用词却稍嫌平实，和叶译相比反而特色不够明显。像这样的例子，整个叶译安徒生全集里比比皆是。《小意达的花儿》里会说“一个怪讨厌的枢密顾问官”，怪责大学生“居然把这样的怪想头灌进一个孩子的脑子里去！”
“怪”“想头”这样的词除了更口语化之外，还有一种活泼泼的生气，念书给小孩子听的大人看着也许并不在意，而像一张白纸一样尚未留下太多印迹的小孩子一旦能够自己看书了，对这种声口语气却十分敏感，因为觉得既口语化，又有上一个时代的新鲜陌生感。这个版本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大概就是叶君健先生并不因自己翻译的是童话，就刻意降低文字水准译成天真幼稚的孩子话，里面甚至有“罪恶的渊薮”这样深奥的短语。他好像是天生适合翻译安徒生的人选，因为译后记里提到，安徒生本人在给一个朋友写信时就说过：
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
尤其值得钦佩的是，叶君健先生的译文并非转译自英文，而是直接从丹麦文译就。他本人精通汉语母语、世界语和英语，达到了可以创作小说的水平；此外，更能以英、德、丹麦语等七门外语翻译世界各国文学。
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之所以水准极高，和他不惜为此苦学丹麦语、更在一九四六年就动身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实地生活了两个月、以求更好还原出故事背景风貌而所下的这一番苦功有关。他回忆说：“在安徒生的童话语言感召下，我甚至对整个北欧的文学都感兴趣，后来我又学了瑞典文和挪威文。它们都属于同一个语系，比较容易学。”
一部《安徒生童话全集》，他整整翻译了三十余年，“翻译时逐字逐句紧抠原义”。这样的工作中没有强烈的爱和使命感，是不可能想象的。他在译后记中还说，除了通常所说的信、达、雅之外，“额外我还想应该加一个‘文学’的标准……我对安徒生的童话的实质的理解，就是凭我在各方面的‘素养’的一种表现……我所选择的词汇及通过它们我所希望产生的联想和所掀起的感情冲动，就带有很深的个人色彩……安徒生的童话是诗，因此我希望我的译文也能具有‘诗’的效果”。正因为叶先生这种严谨而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安徒生作品本身的情感，以及各方面素养都足可匹配原作者水准，这个中文译本才会被哥本哈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汉学家埃格罗教授认为可以与美国赫舒尔特女士翻译的全集译本媲美，并列为当今世界上的两个最好的安徒生译本，甚至“比原著更适合今天的阅读和欣赏”。此外，小时候给我留下极佳印象的另一位出色的童话译者，正是刚才和叶译比较的任溶溶，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虽略输一筹，但任译《洋葱头历险记》却是我幼年最心爱的枕边书之一。足见一个道理：翻译好坏并无定论，只有译者风格与原著契合的程度高低不同。就像先后翻译过《小王子》的人也极多，多数认为周克希的最好，却也并不是说其他《小王子》的译本就无足称道。甚至有时候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好几个译本各有优劣，一时难分伯仲。以我非常喜欢的美国女作家奥康纳在我国的翻译为例，自一九七五年由今日世界出版社推出温健骝翻译的《鹧鸪镇上的杜鹃花季》以来，上海译文社八十年代又有主万、屠珍、贺哈定、杨怡翻译的《公园深处》，到了二〇一〇年以后，新星出版社则先后推出於梅译的《好人难寻》，仲召明译的《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和《暴力夺取》，以及蔡亦默译的《智血》。二〇一六年，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又推出了奥康纳短篇小说全集，分成三卷本《好人难寻》《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天竺葵》，分别由三位既精通英语同时也以汉语创作小说的女作家陈黎、周嘉宁和张小意翻译。在这种种版本中，我个人最熟悉的是新星出版社的几种。二〇一九年，雅众文化又找到作家与翻译家于是，重新编译了一个全新的奥康纳短篇小说选本，书名也叫《好人难寻》，但其实几本中文版《好人难寻》内文选目皆大相径庭。于是在译后记里也详细说明了自己编译这一选本时的考量，以及“借由翻译，我得以重读奥康纳，也因此和前任几位译者多了个话题（确实有三四位都是相识很久的朋友），好比我们又多了一个旧友，尽可畅所欲言：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用顾忌的交流；你这样翻，我那样翻，是不是有问题，也尽可讨论”。我英文水平有限，看到这样的译后记，实不由心向往之，仿佛得以窥见另一个世界的堂奥，是有如乌托邦一样的文学共同体：或许也因为翻译的工作极苦极累的缘故，因此同行竟然并不相轻，只会彼此鼓励和切磋。也因为我实在对译者的世界好奇，也机缘巧合手头这几种本子正好都有，因此就在某个下午，把它们都找出来，做了一番逐篇逐句比对的工作，发现果然是各擅胜场。其中仲召明的版本对我来说大概是最易接受和偏爱的，因为多用短句，读来更符合中文习惯，也喜用更口语化的本土词汇；周嘉宁的版本则有年轻女作家特有的细腻精微，用词典雅；而于是因是目前最新的译本，力图在“不断的重译，不断的商榷中”，让奥康纳以“越来越好的中文面目吸引越来越多的新一代读者”。是否越来越好自见仁见智，但至少这样扎实的重译工作做下来，错译漏译一定越来越少，真理愈辩愈明。话题扯远，继续说回童年时曾带给我无穷欢乐的任溶溶任老爷子。这位老先生本名任以奇，祖籍广东，一九二三年生于上海——这出生地和时间或许可以解释，他译笔里何以同样带有强烈的民国新语文气息，那是一种既典雅又不避俚俗的海派味道，而上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代表了中国最洋气的文化前沿。他一生著译极丰，除《洋葱头历险记》外，小时候看的《豆蔻镇的强盗和居民们》《吹牛大王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吹小号的天鹅》《夏洛的网》皆出自他的译笔，此外新中国整整数代人耳熟能详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则是他的原创代表作。他本人也是极好的儿童文学创作者，我想，这一点既成就了他成为一代儿童文学的宗师，另一方面，却恰恰又决定了不如叶君健那么适合翻译安徒生——安徒生还是更特别，需要更多一点余味和苦涩气息的。小时候还读过一本绿色封皮的《永无岛》。长大后才发现这本书更多的时候翻译成《小飞侠彼得·潘》，或者《小飞侠》和《彼得·潘》。大剌剌直接叫《永无岛》的，反倒是一本国内人写的青春文学。因为小时候看了太多遍的缘故，里面很多句子都能成诵，但后随父母从湖南迁居广东，失落爱书，一直引为憾事。后来反复寻找各个版本，总觉得不像，任溶溶的不像，其他人的更不像。都说杨静远的版本最好，有一本三联版的是杨静远和顾耕合译，封皮上却写着非常古典的“文化生活译丛”，一看就不是小时候看过的绿书。重读总有一种恍惚的似幻还真之感：也许记忆骗人，多半就是杨译了，因为只有她的版本时间最对得上，只除了我记得女主角是温蒂，而不是温迪之外——但这也可能是不同版本的编辑通改。想当年在书店找《彼得·潘》，老早就见过这个版本，当时翻开第一页就认定不是，大概就因为温迪的缘故。但其他方面似乎却又都是对的，比如保姆狗叫做娜娜，达林夫人在温迪两岁生日时发出的感慨：“要是你老是这么大该多好啊！”——和我记忆中的那个句子也一模一样。这成了我成年后回望童年最大的憾事之一：上穷碧落下黄泉，无论是孔网还是旧书店，再也无法找到一模一样的第二本绿封皮的《永无岛》，就好像这个版本从来不曾存在过。但这同时又说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有时候格外钟爱一个译本，其实和你接受它的时间最早有关，也就是通常说的“先入为主”。我最早读的聚斯金德的《香水》是台版，把聚斯金德直接翻译成徐四金，非常之本土化，而内文却译得缠绵悱恻，华丽无比，我当时在香港朋友家小住，不惯看竖版繁体，因此看得不快，差不多整整读了两日；等看完后，回北京再看简体字版《香水》，阅读速度一下子变快了许多，反而只觉味同嚼蜡，风味全失——虽然我早忘了那本台版《香水》的译者名，后来上豆瓣查徐四金，才发现译者叫黄思德，这名字看上反倒更像一个外国人。当然也有陆版先入为主的。就像我最早看的《斯通纳》是杨向荣译的，明白晓畅，一连读了两遍。后来听人说杨译有不少错漏之处，遂又找了台版比对。那边译成《史托纳》，译者马耀明，台湾启明出版社第一版，比杨译典雅得多，长句也更多。很多人推崇这个版本，我读时却觉得少了杨译的朴实简洁（且不论杨译是否更准确），仿佛就没有那么契合约翰·威廉斯这个“普通失败者的一生”。想来也觉得身为读者有点可悲：有点像刚出生的小鸭子，看到第一桩物事就唤做妈妈。但是倘若能教人冲破这先入为主的局限，那绝对是显然更出色的译者译本。就像我最早看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译林出版社2010年，小二译），当时看时并没有觉得多好；等二〇一五年再读到孙仲旭译的《新手》，其实就是《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编辑利什未修改的原版，同样是译林出版社出的，猛然间就觉得被击中，好比重新认识了卡佛。那本书的腰封上写：“雷蒙德·卡佛：有朝一日，我必将这些短篇还以原貌，一字不减地重新出版。”而孙仲旭本人也是非常传奇的译者，长期在广州一家航运公司工作，一九九九年才开始从事业余文学翻译工作。二○一四年八月，因罹患抑郁症在广州自杀。其短暂一生竟完成三十多部译作，包括理查德·耶茨的《恋爱中的骗子》《复活节游行》，伍迪·艾伦的《门萨的娼妓》，林·纳德的《有人喜欢冷冰冰》和卡佛一生唯一一本诗集《火》等，无不殚精而竭虑，信达雅三者兼备。《新手》[美]卡佛 著
孙仲旭译，译林出版社
在那些最好也最准确的译笔里，我常常觉得作者和译者成了一个人。就像这首诗里的卡佛和孙仲旭，某种程度上共同完成了一个复杂的失败者形象。是失败者同时也是真诚的写作者，是读者，是诗人，是厌世患者。
同样带给我此等颤栗感的还有王道乾翻译的杜拉斯的《情人》，以及他翻译的图尼埃的《礼拜五，或太平洋上的灵簿狱》与《桤木王》，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罗曼·罗兰著），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李健吾译的《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傅惟慈译的《恋情的终结》和《权力与荣耀》(格雷厄姆·格林著）、穆旦翻译的《美术馆》（奥登著）、冯至翻译的《杜伊诺哀歌》（里尔克著）……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对于这些译作，我甚至说不清感激作者更多，还是感激译者更多。也许是后者，因为当我看到我想读的作品书名后面紧跟着我信任的译者名字时，当真会有极强烈的幸福感，知道这一番阅读的愉悦大抵是可以保证的了。
记得有一次读西西的《哀悼乳房》，她写自己查出了乳腺癌，并没有告诉任何家人，便冷静地预约了医院手术，住院时唯一从家里带去病房的，就是几个不同译本的《包法利夫人》——等后来自己也开始比对奥康纳的译本才知道，实在是最消磨时光也最接近我所说的翻译乌托邦的方式之一，正适合卧病在榻的时候。
▲文珍作品《柒》
二〇一五年侥幸得了华语文学传媒新人奖。领奖前接受记者采访，问我对这个奖还有什么建议。也许是因为头一年孙仲旭刚离开，加之又在他曾工作生活过的广州，我脱口而出：其他都很好，只是也许可以增设一个翻译奖，为感谢那些曾经将我们带至更广阔世界自己却始终躲在幕后的译者们——说的时候心里很难过，觉得所有的外国文学读者们，其实都欠这些最好的译者们一声谢谢。但长久以来，国内这样低廉的翻译稿酬，和如此困难的脑力工作丝毫不相匹配，也绝不是一声谢谢能够补偿的。
本想从翻译学方面来写这篇文章，但无奈自己并无实战经验，虽找了几本这方面的著作来读（包括许钧先生的《翻译论》和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最后仍然决定不班门弄斧，还是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谈谈自己受益于文学翻译工作者多年的感想。更由此生出狂想：将来如果有一天……那么，大概会先从重译《彼得·潘》开始。为那本记忆中再也找不到的绿色封皮的小书；也为了真正去理解，我所感激的这些桥梁与信使。
文字丨授权转
文字丨授权转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1期，作者：文珍，责任编辑：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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