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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P. Gage）的故事吗？
25岁的盖奇在美国佛蒙特州铁路工地工作时发生意外，他不幸地被铁棍穿透头颅。这根铁棍从他的颧骨下方刺入，又扎穿了他的眉骨，但他却在严重的脑损伤后奇迹般地存活了13年。盖奇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脑损伤患者之一，他的不可思议的经历被誉为“十大起死回生事件”之一，而他本人也成为医学研究的热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盖奇在经历了脑损伤以后，脾气、秉性、为人处事的风格等等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从前判若两人。盖奇本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效率的领班，思维机敏、灵活，对人和气、彬彬有礼。但这次事故以后，他变得粗俗无礼，对事情缺乏耐心，既顽固、任性，又反复无常、优柔寡断。他似乎总是无法计划和安排自己将要做的事情。
汉娜·达马西奥（Hanna Damasio）和她的同事借助新技术进行了新型研究，得出一些确切的结论：盖奇大脑的前额叶损伤削弱了他规划未来的能力、依照已经习得的社会规范行为的能力和做出对自身生存有利决策的能力。 现代版的“盖奇”故事 埃利奥特在他30多岁时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病。他变得难以专注，看上去像是缺乏责任感，也因此丢了工作。后来他被诊断出患有脑肿瘤，并进行了切除手术。手术成功了，恢复前景也乐观。但随后埃利奥特的表现，却与“乐观”相去甚远。他四肢健全，聪明老练，具有重返工作岗位的能力，一些专家也认为他心智健全。但他的表现却让大家普遍都觉得他那副懒懒的样子只是为了逃避工作，无病呻吟。 与盖奇类似，他的人格出现了变化，他身边的人都觉得他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埃利奥特拥有正常的智力，但是无法做出正常人会作出的决策，尤其是这些决策涉及个人和社会事务时。他可以感知（know），但是无法感受（feel）。也就是说他可以在理智上意识到视觉或者是听觉的刺激，但是永远无法获得这些刺激曾经给他带来的那种感觉，无论是欣赏喜欢的画作，还是聆听热爱的音乐，都无法让他感到愉快。 随着研究的进展，达马西奥发现了更多的类似病例。进一步的病例研究表明，埃利奥特这类前额叶损伤的患者有正常的社会知识基础，也保有较好的神经心理学功能，如习俗记忆、语言、基本注意、基本工作记忆和基本推理能力，但他们无法正常决策，他们的决策缺陷同时伴随着情绪和感受的缺乏，无一例外。更重要的发现是，推理损伤伴随情绪损伤的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前额叶损伤后。有些其他种类的脑损伤及它们引起的类似行为表现，都说明正常的情绪、感受、推理和决策的神经机制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 情绪和推理之间可能存在的真正关系 情绪和感受不是理性的附属品 大家普遍认为情绪会扰乱一个人的推理和决策。生活中，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会被教导要保持冷静，控制情绪。做决策时要努力隔绝情绪，不要让情绪干扰自己的判断。我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情绪是一种多余的心理能力，它是不好的，是理性思想的某种“杂音”。 达马西奥则认为情绪和感受是理性的核心，二者是驱力和本能的重要表现，也是驱力和本能运作的主要部分。情绪的本质是一系列躯体状态的改变。感受具有真正的特权地位，它在多个神经层面上被表征，包括在新皮层上。在新皮层中，在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层面上，感受信号和被其他感觉通道处理的信号是同等的，但是因为感受和躯体千丝万缕的联系，感受在发育过程中首先出现，保持着重要地位，并且遍布在我们的心智生活中。因为大脑是躯体的忠实听众，故而感受也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感受作为先来者，为后来者提供了参考框架，所以感受对大脑和其他的认知活动都有发言权，感受的影响无与伦比。 排除情绪的绝对理性决策 作为正常人的你真的能做到吗？ 人们总是利用过去计划将来，这个耗费精力永不停歇的创作过程，就是推理和决策。推理的目的是决策，而决策的本质是选择反应项。 能做出合理的推理和决策，通常表明决策者拥有一些能够产生有效推论的逻辑策略，还表明决策的支持过程也已经产生了，所以注意和工作记忆在决策支持系统中是经常被提到的，但是却很少有人提到情绪和感受，而且用于选择的种类丰富的选择生成机制也无人提及。 想象一下，你拥有一家大公司，你将要会见的一个客户可以给你带来潜在的巨大利益，但他碰巧是你好朋友的宿敌，还要继续谈交易吗？ 人们通常持有的传统决策的高阶推理的观点认为，我们有着最佳能力来做出最好的决策，正如柏拉图笛卡尔和康德所认为的那样，形式逻辑本身可以为任何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理性主义中重要的一点是为了达成良好的结果，情绪必须排除在外，情绪不可以去影响理性的加工。 按照这个观点，你得首先区分不同的情境，然后用类似于管理学的成本/收益方法对每个情景进行分析，比如说你会考虑每个选择在未来哪个时间点上的利弊得失。结合我们上面举的问题，招揽一个新客户可以带来即时回报以及可观的未来回报，但收益到底是多少仍然是未知数，因此你需要去估计收益的大小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收益率。并据此和失去朋友带来的潜在损失相比较。而潜在损失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所以你才需要计算一个贴现率，事实上你面临的是一个在不同想象时间段上的复杂计算，由于需要比较不同性质的结果，你还需要将各种结果转换成统一形式。 如果我们这么做那么理性，实际上是无法工作的。好运的情况是你花很长时间去做决策，以至于一天干不了别的事儿，坏的情况是你根本没办法作出决策，因为你已经迷失在计算的漩涡中。因为计算和比较所需要的得是账户太多了，注意和工作记忆的容量不够用。最后很可能是你会做出错误选择，或者直接沮丧地放弃选择。 但是，埃利奥特这位前额叶损伤患者会采用康德等人所说的冷静策略，不停的做比较。而这是正常人通常不会这么做的。 情绪、感受与决策 躯体标记假设 在之前描述的情景中，你在对问题的答案进行推理前，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当与某个反应相关的负性结果出现时，哪怕只是一个瞬间，你都会体验到一种不愉快的躯体感受。因为这种感受与躯体相关的，所以达马西奥给这个现象起的专业名称为“躯体状态”，并且由于这些现象标识了一个表象（指基于知觉在头脑内形成的感性形象），达马西奥把它叫做标记。由此，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设。 那么躯体标记是如何工作的呢？ 躯体标记让你注意结果可能带来的负性结果，并且发出警告，提示你注意某选择可能带来的危险，这种警告信息会使你放弃可能带来负面结果的选择，保护你免遭日后的损伤，从而让你在更少的选项中进行选择，随后依然需要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和适当的推理能力，但是这发生在躯体标记帮你减少了可选项之后。 躯体标记的本质 简而言之，躯体标记是次级情绪（成人在先天的基础情绪上随后来的社会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复杂的情绪）所产生的感受的特例，通过学习，这些情绪和感受被连接在一起，并用来预测特定情境的未来结果，当一个负性躯体标记伴随一个特定未来结果时，两者结合就起到警示作用。反之，当一个积极的躯体标记伴随一个特定未来结果时，就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而躯体标记是悄悄运作的，并没有进入到意识层面。躯体标记并不会替我们思考，它是一个自动检测系统，是一个偏向装置。 可见，情绪与推理的关系并不是我们一直认为的“水火不容”状态，很可能情绪位于推理的回路中，情绪可以帮助决策，而不是像大多数人认为的只会干扰决策。推理并不是单独在起作用。如果情绪被排除在推理过程之外，就类似特定神经疾病的状态，那么推理过程就会漏洞百出，这比情绪干扰决策时还要糟糕。 推理时，记得对自己的情绪好些，没准你的情绪会帮你做出一个更好的决策。
《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大脑》
篇幅宜人性：★★★
趣味可读性：★★★
（满分为五星）
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思想是一种与躯体完全分离的活动。他在躯体和心灵之间划分了一道鸿沟，将最精巧的心智过程与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和运作分开了。在20世纪中期，笛卡尔的心智无实体的观念是人们将心智比喻成软件程序，实际上，如果心智与躯体分离的，或许人们可以不借助神经生物学而去理解它，也不需要神经解剖学和神经化学的知识，有趣但矛盾的是许多认知科学家认为自己不借助神经生物学就可以探索心智，但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二元论者。
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似乎也塑造了西方医学对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方式，笛卡尔的学说同时渗透到了研究和治疗领域，因此。躯体疾病所造成的心理后果通常被忽视或没有被认真考虑，此外更被忽视的是心理冲突所产生的具体后果，笛卡尔确实改变了医学的发展历程，颠覆了心智存在于躯体的观点，即便后者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到文艺复兴时代都占主流。
《笛卡尔的错误》由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和哲学教授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所著。以临床案例入手，逐步介绍了情绪在推理中的作用的研究和发现，革命性的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设”。该假设为身心之间的联结提供了当代科学的实证，把虚无缥缈的心智转变为具体可感的实在之物，启发了欧美诸多神经科学实验室的工作，对当代的哲学和科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理解情绪、感受和意识背后的大脑运行方式做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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