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朝和，1953年生；1969年北京日坛中学毕业；1969-1978年下乡到原内蒙兵团2师十四团二连；1978年病退回京；1979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分别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91-1993年在中科院地理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4年后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运输经济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现已退休。
关于后套我们原来不知道的故事
作者：荣朝和
我1969-1978年下乡呆了9年的内蒙十四团二连，之前是位于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的苏独仑农场二分场，兵团撤销后所恢复的也是这个名字。苏独仑农场位于后套平原的东北角，在乌家河（或乌加河）北边，二分场又地处苏独仑农场的东北角，最近的乌家河桥在我们西南约10公里处。乌家河外边的引水干渠长五壕紧贴我们连北边的田地向东南流经西沙梁公社，即现在的苏独仑镇，然后绕到乌梁素海东边。乌梁素海距我们二分场东南约20公里。
长五壕再往北就是地势越来越高的山前冲积扇或洪积扇，越来越少的农田主要应该是依靠雨水和山水，已得不到黄河水灌溉。分场往北约20公里是属于阴山山脉的德岭山，再往北经过有秦长城的乌不浪口，就会到达属于内蒙古高原的阴山北麓乌拉特干旱荒漠草原，中蒙边界上的甘其毛都口岸距我们分场北偏西不到200公里。总体来说，我们下乡待的这块地方虽处在华北农耕区的西北部边缘，然而由于有黄河润泽，农业条件相当不错。
河套平原是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但我们当时却很少了解。后来，在书报、电视以及网络上多多少少了解到一些关于那里的历史，让人不由得对那块待过的地方多了些认知。很希望借此机会相对系统地整理一下可以查找到的信息，让自己和当年的战友对那个边陲之地的地理方位与演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一、“黄河百害 唯富一套”的河套是哪里？
关于河套，实际上有很多相互关联的概念，比如河套、后套、前套、西套、东套……但我们当年并不清楚，连河套与后套的关系都没理清。有些词甚至当时就没听说过，只知道有“黄河百害 唯富一套”的说法，而我们就在“河套”。其实搞清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还是挺重要的，至少可以帮我们对当年呆过的那个地方建立方位感，而河套的历史也与这些地理时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图1 不同“河套”概念位置示意图
现在我们知道，一般而言广义上的“河套地区”是包括黄河大“几”字内偏北的鄂尔多斯高原（也称鄂尔多斯台地），以及宁夏平原、巴彦淖尔平原和呼和浩特周边土默川平原的整个地区，最早出现在古籍中的“河套”就是指这个广义上的河套，大体为图1中的红框内。“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是《明史》对河套地理范围的叙述，其范围西至宁夏贺兰山，东至山西偏关，北到内蒙狼山、大青山，南至鄂尔多斯高原。而单独的宁夏平原被称作“西套”、巴彦淖尔平原被称为“后套”，土默川平原则称为“前套”。也有不少人把前套、后套及西套三地合称河套平原或河套地区。或者相对于宁夏的“西套”，把地处内蒙的前套和后套及两套之间的小块平原地区一起合称为“东套”。狭义上的“河套地区”一般只是指巴彦淖尔的“后套”。我们的苏独仑农场当然属于广义河套地区，但相对准确些说则是位于后套。
看到有人从行政边界视角去定义后套范围的变化，对我们理解后套地区的具体构成也很有帮助（见图2）。以1958年巴彦淖尔盟与河套行署两地区合并的时间为界，合并之前河套行署所辖的范围东起乌梁素海、西山咀，西到杭锦后旗三道桥、太阳庙，南抵黄河，北至乌加河，当时后套的行政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这里且称其为“小后套”）；合并之后，后套面积增加了原行政上不属于河套行署的4块约5000平方公里土地。它们包括：（1）磴口县乌兰布和灌区，面积1500平方公里；（2）1958年从乌兰察布盟划归巴盟的乌拉特前旗三湖河平原，面积1300平方公里；（3）乌拉特前旗所辖的山旱区明安川（从乌梁素海东岸到包头固阳县西），面积1700平方公里；（4）原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即现乌拉特中旗、后旗）阴山南麓抵乌加河北岸的乌北灌区，面积500平方公里。
图2 所谓“大后套”的范围示意图
这样看，我们苏独仑农场实际上应该属于那个“乌北灌区”，是在之前河套行署所管理的“小后套”之外。内蒙兵团西部的的1、2、3三个师配置在后套地区及周边，相对准确些说基本上是分布在前述“大后套”地区，1师师部设在磴口，2师师部位于乌拉特前旗的乌拉山，3师师部设在临河。其中2师除个别团分别位于包头附近和山区牧场，绝大多数团场和连队都是接收分布在乌拉特前旗和五原县的劳改农场或国营农场，属于后套平原的成熟开发地区，在兵团各师中自然条件最好。1师和3师据说都有些连队位于乌兰布和沙漠边上，也有在黄河南边库布齐沙漠边上（已不属于巴盟范围）的，特别是有些还要在条件不好的地方白手起家，比我们艰苦。
1958年以后，河套或后套作为地级行政的名称不复存在，前述5块地理位置连在一起且依靠黄河水自流灌溉或得到山水灌溉的平原地区，当时在行政管理上统一到巴彦淖尔盟，在其后几十年时间里被民间俗称“后大套”或“大后套”。但也不能把后套与巴彦淖尔混为一谈，因为目前巴彦淖尔市全境面积有6.44万平方公里（见图3），相比之下后套只是该市所辖面积中的很小一部分，阴山和乌拉特草原的面积要大得多。更何况巴彦淖尔的行政边界曾多次变动，西边面积同样广大的阿拉善盟，曾经也是巴彦淖尔盟的组成部分。
图3 目前的巴彦淖尔市地图
二、黄河之水天上来 后套之地多曲折
地质学家们认为，印度次大陆板块在大约6500-5000万年前撞上欧亚大陆板块，自此抬升起了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到如今仍在不断升高。青藏高原造成了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且使绝大多数河流都从西向东流。因此黄河这条大河的形成与流向，也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及其上中下游地区的地质地貌密切相关。李白诗句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实际上黄河河道逶迤婉转，百弯千回。我们在这里不说一般的小弯折（实际上黄河的小弯折也都非常壮观），只说黄河拐得最大的那个弯。
黄河上游在流出现今兰州附近的地段以后，东面遇上地势较高的黄土高原，南面则是秦岭，只好折向北方。黄河北流经过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地堑后，又遇到阴山山脉的狼山，只好再次转向并在阴山山脉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向东流。黄河大“几”字上面的一横在东面遇到南北格局的吕梁山脉阻拦时改为向南，在今呼和浩特市附近的托克托县进入其中游河段的蒙晋陕大峡谷。直到再次遇到秦岭挡住南路，才结束其“几”字走向，最终向东并在广大的平原上一泻千里流入大海。
由于流经黄土高原，因此黄河水含沙量极高，沿途也形成了很多冲积平原。人们一般比较关注的是黄河数百万年来在其下游不断摆动的河道，和不同出海口大片地区的造地能力，譬如华北平原等。但实际上，黄河在其上游地区也造就了三块重要的冲积平原，即前述宁夏平原、巴彦淖尔平原和土默川平原三个“河套”。
后套平原是北上的黄河遇阴山山脉折向东流后在数百万年间泥沙沉淀而成。黄河在这个拐弯的地方遇到阴山山脉与鄂尔多斯台地之间的巨大山坳，应该是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湖泊。如果按照目前后套平原的面积，湖的东西长约200-300公里，南北宽100-200公里；如果再加上西南乌兰布和沙漠的部分面积，该湖还要更大。那个古代大湖的西边入口在现今磴口及其更上游，东边出口则在阴山支脉乌拉山“西山咀”（即今乌拉特前旗）。由于河水入大湖后流速放缓，因此所携带的泥沙就在湖中沉积并逐渐抬升湖底。从人类有记载时起，这一大片湖泊已经初步形成冲积平原的地面，但乌兰布和与后套的造地过程有差别。
在图4的历史地图上，黄河先是在“老磴口”（位于现磴口上游约70公里处）分出一支“西派”进入乌兰布和，并在吸收其他河水形成两个中型湖泊（其中一个是历史上著名的屠申泽）以后，与黄河“东派”在现磴口一带再次分叉形成的“北支”（即乌加河）聚合。图中黄河东派分为北支、中支和南支，实际上应有更多支。图4体现的年代应该远早于清初，因为据记载屠申泽在隋代就已经干涸，所以位于乌兰布和的黄河西派理应在那之前先断流了。其实黄河西派的流向原来也不稳定，新中国地理学家就在磴口西边30公里宽的沙地内发现了三条依次东西排列的黄河故道。而最早的“黄河西派”也许是从更上游的乌海附近开始分叉，乌兰布和则是如今巴音淖尔后套已经衰老的兄长。汉代曾对乌兰布和有过相当规模的移民开发，但被后期政策转向所中断，结果不但屯田荒芜、城镇废弃，乌兰布和也遗憾地退化为沙漠。汉代在乌兰布和屯田无疑是依靠了当时黄河的水利条件，而其从良田到沙漠的变化也显然应该与黄河西派断流有关。
图4 历史地图上黄河在后套地区的走向
记载中在后套土地上东流的黄河仍不断改变流经路线，失去西派尾水补充的北河在相当长时期仍旧充当过主河道。但由于河道不断摆动，后套冲积平原的地势也在改变，加上阴山南侧的洪积扇不断扩展，北河的过水量逐渐减少，最终使南河成为黄河东流的主河道。1850年（即道光30年），位于乌家河的北河终因泥沙淤积而断流，而原南河所形成的黄河干流到今天在巴彦淖尔市境内长度为345公里。需要说明的是，黄河在内蒙古境内相对水流平缓，因此元明清时期这一段黄河干流上存在着一定的水运交通。特别是1850年那次黄河改道，使黄河干流至少开通了百年从老磴口向下游八百里的季节性通航，方便了沿岸的客货交通，沿河形成各类型码头也助力发展了磴口、临河、包头等规模不等的城镇。直到1958年包兰铁路竣工，这一段黄河水运才结束其历史。
至于乌兰布和之所以能先于后套被开发的原因，在这里也可以做一些推理分析。黄河中的大量泥沙会在河水流速变慢的地方沉积下来，黄河在出宁夏进入古后套大湖以后相当于河道一下子变宽，流速放缓必然使泥沙沉积在湖底，并使湖底越抬越高。而且湖的不同位置水流速度肯定也不一样，一些地方湖底会先露出湖面成为陆地，而能保持水流快的通道仍旧是河道，而且必然是上游高下游低。清末民初著名渠商王同春经考察确认整个后套的地势是西南高东北低，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成功开渠垦荒，其实就是验证了上面所说的道理。因此可以推测，地处上游的乌兰布和最先被古黄河造成陆地，然后在后套地区由西向东不断推演造地过程，直到北河断流。
乌兰布和在汉朝被开发时，已经从原来的大湖演变成为平原+湖泊（屠申泽）+湿地；而旁边的后套地区当时还处在湖岛湿地+河网的状态，沼泽遍布，地湿苦寒，不适合农业开发。图5所示清前期后套地区的地形，就说明1000多年后该状态还没有完全改变，巴彦淖尔被游牧民族称作“富饶的湖泊”确是恰如其分，多个县城也因河道侵蚀而屡屡搬家。是1850年黄河改道才使后套地区真正进入平原+湿地+湖泊（乌梁素海）的可开发状态，而旁边的乌兰布和已经退化成沙漠。虽然乌兰布和经过解放后几十年的治理，目前已经开始向沙丘+绿洲（湿地）转变，但要实现沙漠的彻底治理还有很长路要走，其教训应该认真汲取。
图5 清前期后套地区地形示意图
三、从“河套人”想到农耕和游牧的历史性分野
在远古年代，后来形成黄河流域及河套的地区当时阴山山脉还未抬升，当地气候温和，草木繁茂，有过大量形态各异的生物包括恐龙曾在此生活。古生物学家后来在阴山以北地区发现了很多早期生物化石，温更一带也有煤矿，而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高原蕴藏了极其大量的煤炭资源，目前有我国最大的露天开采煤矿。说明广义河套地区在很久很久以前有非常好的生态条件。
至于人类在河套地区存在的历史，需要先简单说一下人类进化史。目前研究认为，人类祖先约700万年前在非洲最终与猩猩们分道扬镳，开始离开森林向在地面两足行走转变。到250万年前猿人进化成能够制造石器工具又学会用火的“直立人”，并开始多次走出非洲来到亚欧大陆的其他地方。科学家已经发现多处史前猿人到达中国的考古证据，例如生活在约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甚至可能来得更早，还有生活在约50万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都属于直立人种。但古人类学家认为早先走出非洲的直立人都相继灭绝了，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是直到约5万年前才最后走出非洲的“智人”，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现代人都是智人的后代。
从上世纪20-30年代起，中外学者相继在中国发现了智人生活的遗迹。例如，同样在北京周口店生活在约3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并不是“北京人”的后代，而是后来才到的智人。而河套地区是中外学者最早在中国发现古人类遗址的地方。1922年，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河岸砂层中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后来，在周边地区发现了多处同时代的古人类遗骨，且经研究确认是3.5万年以前生活在鄂尔多斯的智人，并将其命名为“河套人”。也就是说，在鄂尔多斯一带生活的古人类“河套人”大概率是“山顶洞人”的前辈，也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因此，鄂尔多斯或广义河套地区为研究现代人类在中国的早期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李保生教授是原来我们十四团二连的战友，在他作为地质与地貌学家的学术生涯中，一直长期关注着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古生物生存痕迹。有意思的是，他带领的地质和古人类学团队2006年在出土“河套人”的萨拉乌苏，发现了9-10万年前的诸多人类活动遗迹。根据李教授和多个单位的研究成果，“河套人”最早在鄂尔多斯地区生活的年代比原来估计的年代大大提前。这一发现在国际学术界都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为智人走出非洲的准确年代提供了新的事实依据。
我对保生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感兴趣，是因为“河套人”生活的时空节点中包含了太有趣的故事。研究确认智人在鄂尔多斯是以采集+狩猎的模式生活了数万年，说明鄂尔多斯当时的自然条件很适合农牧革命发生以前的古人类生活方式。而从鄂尔多斯向南向东，就是中华农耕文明的起源地，向北则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发祥地。不难想象，大约3万年前，由于气候、植被、资源数量等条件变化，已经在鄂尔多斯生活多年，甚至已经把狼驯化成忠诚家犬的采集+狩猎部族，大体分成两支离开了过于拥挤的老家，其中一支向南向东，另一支向北迁徙。向南向东的那一支到距今1万年前时已经遍布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靠栽培五谷和水稻、同时养殖耕牛、家猪和鸡、鸭等而进入了定居为主的农耕社会。向北的那一支则在广袤的草原地区如鱼得水，主要以放养驯化了的马、羊同时继续渔猎，靠奶品与肉食为生，成为在马背上随季节迁徙、纵横驰骋的游牧民族。
有专家认为，内蒙古河套地区极有可能是非洲古人类向亚洲大陆迁移的重要驻足之地。随着对于“河套人”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的发现，更多精彩将会呈现在人们眼前。真希望保生他们下一步的研究可以找到更多证据，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在那样的史前年代，是通过怎样的过程分别形成了历史悠久的两支陆上基础性文明，和我们的河套为孕育最初的文明还做出了哪些贡献。
居住在河套一带的先民还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历史文化遗存——阴山岩画。世界上最早的岩画始于1万年前，远早于约5000年的文字形成历史。通常认为岩画是在人类正式发明文字之前，但已开始从采集-狩猎生活模式向农牧生活模式转型的时期，用于记录自然现象、生物百态、人类活动和信仰。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岩画，原来比较有名的位于贺兰山，但后来人们在长340公里，宽40-70公里的阴山山脉区域里，发现了5万余幅画面的上百个岩画群，其分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大大超过贺兰山岩画，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岩画宝库。众多数量的岩画无疑有助于我们破解生活在河套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的生存发展密码（见图6）。
图6 阴山岩画
此外，起源于商代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在春秋战国特别是西汉初年达到较高水平，而在乌拉特后旗霍各乞发现的古代铜矿开采及冶炼遗址，应该就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原料供应地。有研究认为，鄂尔多斯是中华民族早期与西亚古文明所形成文化交往“青铜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河套地区的先民无论是在西套、东套还是鄂尔多斯，无论是走向农耕的分支还是走向游牧的分支，都为创立华夏文明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四、秦时明月汉时关 不教胡马度阴山
后套平原地处历史上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争夺的区域，阴山则是后套地区的北部屏障。阴山西端以低山没入阿拉善高原，从西向东狼山、乌拉山、色尔腾山、大青山连绵展布，横穿巴彦淖尔、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东端经锡林浩特止于河北张家口的大马群山，共长约1200公里。阴山北坡舒缓连接内蒙古高原，南坡陡峭，如海拔2364米的最高峰呼和巴什格与后套平原之间有1000米左右的断崖式落差。在后套北边高耸的阴山阻挡了南下的寒气和北上的水汽，加上黄河和众多湖泊的存在，使得阴山南麓形成了湿润的小气候系统。对于以畜牧为生的北方少数民族来讲，一旦进入河套就等于进入了中原的北大门，可据河套水草丰美之地向南扩张势力；而对于中原来说，宋以前很多王朝定都西安及附近，一旦河套有失北部边防就全线吃紧，直接威胁都城，也成为生死之地。
阴山地形相对有利于北方草原民族，而以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就必须通过修筑长城和关塞尽力守住阴山。后套平原北边的阴山上有4条可用于翻越的古道，其中有3条在今天的巴彦淖尔市境内。从西向东第一是位于磴口的狼山哈隆格乃山口，山前建有著名的鸡鹿塞；第二是在乌拉特后旗的狼山达巴图沟口，山前建有另一座古关塞高阙塞（见图7）；第三是位于乌拉特前旗和五原县北面德岭山之后的乌不浪（关）口，离我们苏独仑不远；第四则是位于今包头昆都仑河谷的光禄塞。占据可从阴山通往河套的纵谷通道尤为重要，各代封建王朝持续在这里经营，阻遏游牧民族入塞南下。2000多年来，围绕着打通或把守这些关键谷道，河套大地上发生了数不清的战争。所留痕迹最明显的就是赵、秦、汉各代长城，以及隐现于白沙荒草之中的烽墩、堡邑。
图7 高阙塞遗址
战国时期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向北击破林胡和楼烦后，沿阴山东起今河北西至巴盟后旗的高阙修筑长城，并置云中郡，这是河套设郡之始。战国后期，匈奴单于乘机率军越过赵国阴山长城，占领黄河“几”字一横以北的肥美草场，还渡过黄河占据了“河南地”（大体是指鄂尔多斯高原西部，也包括银川对面的临黄河可耕地块）。
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以蒙恬为主将统兵三十万北征匈奴。秦军当年就收复了“河南地”和宁夏，设置多县，并迁内陆犯人开垦西套土地，次年蒙恬率兵北渡黄河取得阴山以南所有地盘。秦始皇令将燕、赵所筑长城首尾连接起来，很多位置的秦长城都是用山石沿阴山山脊重建的（见图8）。秦朝修筑的700多公里“高速公路”秦直道则是从咸阳直通包头，那时叫九原，旁边也有个“五原”，当时并不在后套那边，但无论后套、前套还是西套，当时都无疑已属于大秦帝国的疆土。
图8 阴山秦长城
秦王朝瓦解后，匈奴趁机恢复故地，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朝才取得对匈奴的优势。汉朝在乌兰布和及后套地区设立朔方郡，新设若干移民屯田县，包头附近则为五原郡。位于狼山的高阙塞和鸡鹿塞，无论在战争与和平时期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史书载武帝时期“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汉武帝元狩年间，大将霍去病北征出击匈奴，经银川平原沿黄河北行，出鸡鹿塞直达居延，取得了军事上的大胜。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首次入朝长安，当其由长安返回漠北，就是由鸡鹿塞穿越阴山北上的，受到汉朝礼送，据说礼品包括在乌兰布和屯垦收获的很多粮食。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匈和亲，王昭君偕单于出塞，也是从鸡鹿塞前往漠北的。汉朝修建的外长城位置是在阴山山脉北面约100公里以外的荒漠草原中，还在阴山北面修建了一座用于接待匈奴降将的“受降城”，也成为著名边防要地。
五胡十六国时期，众多游牧民族逐鹿中原，北方地区战乱频繁，但随着北魏王朝的汉化改革取得明显进展而获得转机，北方一度获得统一。北魏防范北方柔然的前线也在阴山一带，北魏前期在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以北边境沿阴山设置了六个军镇，被称为“六镇”，后来陆续有所增加，但仍沿用六镇之称。北方六镇是北魏国防的生命线，其中最西边的军镇是沃野镇，始置于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西南，后迁至汉朔方故城。沃野镇也是北魏政府的重要牧场。隋朝则在后套地区设置了五原郡。
唐代虽然相对强盛，但同样需要用大量国力处理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纷争。唐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主要是突厥和回鹘。唐没有像之前朝代那样大修长城城墙，但汉受降城应该是唐建立边疆防御体系的主要模仿式样。古籍多处提到唐中期以后分别在阴山以南、黄河以北兴建了东中西三个受降城，据考证东受降城位于现包头附近、中受降城位于现乌梁素海南部、西受降城则位于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在图9《河套唐州郡图》中可以找到它们的位置。三个受降城都设在后套地区或附近，体现唐朝重视阴山-河套防务，唐燕然都护府（后改为安北都护府、镇北都护府）也曾设在今天的杭锦后旗一带。有记载唐朝在其他地区也设有个别受降城。各受降城通常具有行政、屯兵、屯粮、交通、商业等多种功能，战争时期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功能都是重要的战略战役支点，和平时期则成为农耕与游牧诸多民族商品交换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与节点，但与所继承原汉名中“受降”的意义已基本无关系。
图9 《河套图志》中的河套唐州郡图
960年北宋建立，在宋、辽、夏、金对峙分裂时期，西套和后套都是西夏的重要统治区域，其首都兴庆府（今银川）就坐落在西套。而西夏北部边防的 黑山威福军司，其辖区位于今内蒙古境内包括后套平原、小佘太、明安川、包头平原等地。西夏被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五次征讨所灭，其中成吉思汗于1207年、1209年的第二次、第三次征伐西夏，均攻破斡罗孩城，据考证为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高油坊古城。元代阴山南属大同路云内州，阴山北属德宁路，统归中书省直辖。马可波罗途经了位于原中受降城的天德军城。
明初，北元大将扩廓帖木尔盘踞河套与明廷对抗，明太祖花费将近30年的时间反复扫荡漠南蒙古势力，夺回了河套地区；但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先放弃了原受降城，继而弃河守墙，有明一代河套边患终不能祛除。据说“河套”一词的出现就是用来特指过去一直必须尽力争夺，但当时已经无法被明朝控制、只能无奈放弃的明长城以外地区。直到清朝统一漠南漠北，河套地区绵延2000年的塞内外兄弟民族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才结束了。然而近代以来，这里竟又再次成为关系国家危亡的前沿地区。
清政府不希望统一强大的蒙古再次出现，因此将蒙古地区分为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分而治之，大体上按照早期的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划分，中间隔着广大的戈壁沙漠，并没有明确边界。清朝设立了掌管蒙古地方事务的蒙古衙门，后改为理藩院（部）统管蒙古与西藏地方事务。17-18世纪俄罗斯东扩期间侵吞了很多人烟稀少的土地，但内外蒙古都是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然而高度自治。雍乾时期，清在内蒙古筑归化城（后称归绥，即今呼和浩特），派兵驻守并设立归绥道（包括后套地区），由山西省管理。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将清政府的理藩院改为蒙藏事务局（委员会）。由于外蒙古先后在沙皇俄国和苏联的鼓动下谋求独立，内忧外患的民国政府为防备内蒙古跟随外蒙而去，先后采取措施加强防范。1914年北洋政府将归绥道分离出山西，建立绥远特别区，同时成立了内蒙东部的察哈尔特别区及热河特别区，1928年，这三个特别区分别改为省，并增设宁夏省（见图10），其中绥远省省会为归绥。这些措施除了应对外蒙独立的影响，后在挫败日本吞并包括河套地区的整个内蒙古的斗争中也变得至关重要。1933年3月热河省被日军占领并被并入“满洲国”；日军继而进攻察哈尔，扶持伪“察哈尔盟”；1937年10月日军进占归绥和包头并扶植伪蒙德王，成立了依附于关东军的“蒙疆联合委员会”“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等分裂机构，并继续武装有数万人的伪蒙军。而后套在这场被步步紧逼的斗争中挺身成为中方最后的阵地。
图10 民国时期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塞外四省”示意图
五、著名绥西抗战之地 血肉筑起的新长城
民国时期的绥远省管辖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巴彦淖尔市和鄂尔多斯市。巴盟后套地区曾经分别是著名将领冯玉祥和抗战名将傅作义的行政、驻防与战斗之地。1926年9月，担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带领其原驻屯并准备开发后套的15万“西北边防军”，于五原誓师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在率部离去参加北伐战争前报请中央批准设立了磴口县。
1931年，傅作义因善战而就任晋绥军第35军军长兼绥远省政府主席和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自此后套地区就成为傅作义长期屯兵、训练、设防、进攻等战事活动的主要基地和战场，陕坝（今杭锦后旗）、五原、临河等地则分别成为过绥远省会、省政府和长官司令部的所在地。1933年1月，傅作义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参加长城抗战。1936年11月，傅率军击退了日军和伪蒙军对绥远东部的进犯，毙伤和俘虏敌军数千人，攻克位于包头东北约150公里的战略要地百灵庙。百灵庙战役是在我国14年抗战史中的首场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极大激发国人抗战激情并促成张杨发动西安事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傅作义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8月率部参加平绥路东段作战，抵抗日军从北京向冀北、察哈尔和山西方向的进攻；10月在山西忻口会战中，傅作义所部出其意料地主动出击，夜袭了敌板垣司令部的前线指挥所；11月率部坚守太原，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傅部撤出后回防后套地区。1937年12月，傅作义升任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1938年12月，傅作义被任命为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在绥西自成体系。
在国民党军中，傅作义的部队一直以坚决抗战而著名，而且作战勇猛，攻守兼备，屡建奇功。而且该部在山西和绥远等地抗战期间与八路军及我党相关根据地一直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由于治军有方、军民关系相对融洽，例如模仿八路军颁布了其自己的《十项纪律》，傅作义的国军部队也被各方称作“七路半军”。
1939年冬，为积极配合其他战区，增援主战场，傅作义率部再次从绥西后套出发奔袭并一举攻克日军战略要地包头。该战毙伤日军及伪蒙军逾千，俘虏日军官20余人，击毁军车60余辆、坦克4辆。日军遭此重创，恼羞成怒，从山西、河北调集大批部队组成共约3万人的日伪蒙军，出动千余辆军车车并配合飞机、坦克和大炮夺回包头。并于1940年1月27日由包头分三路向绥西发起报复性进攻，打算彻底摧毁中方第35军的绥西根据地并占领后套地区。
三路日伪蒙军分别沿乌拉山的前山（今包兰公路沿线）、黄河南岸和经固阳、大佘太的乌拉山后山北线向西进犯，分别遭到中国军队顽强阻击。其中北线日军第26师团在秦长城乌不浪口，与受命来援的宁夏马鸿宾部81军马腾蛟35师（史称西军）三个团约3000余名官兵，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正面阵地攻防战。35师挫败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甚至进行了白刃肉搏战，日军用飞机则投下毒气弹。至2月2日晚撤出战斗时，35师已战死约一千人，其中208团大部阵亡，205团亦伤亡有半。保存至今的乌不浪口抗日烈士陵园（见图11），是后来为收殓并埋葬在乌不浪口阻击战中殉国的烈士而建。
图11 乌不浪口抗日烈士陵园
在傅作义率主力主动西撤后，2月3-5日，日军分别占领了五原、临河、百川堡、磴口和陕坝等地。日军认为西进重创中国军队和控制后套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决定部署部分日军和伪蒙军准备长期固守后套重镇五原，撤回大部分其他战区的部队。而傅作义则决定等到春天解冻，河套地区泥水泛滥致使日机械化部队如陷泥淖时进行反攻，收复五原。
1940年3月中旬天气转暖，傅作义3月20日以35军为主力攻击五原城，而董其武的第101师则负责破坏乌加河桥并阻击日军的增援部队。日寇侵占五原后在乌家河上加固可以通行汽车和坦克的木质桥梁，成为包头经大佘太通往五原的要道，派有重兵把守。101师先炸毁大桥并全歼守桥日军，然后隔河激战3昼夜成功阻击前来增援五原的约3000日军和几百辆战车和火炮。乌加河之战101师击毙渡河日军300多人，创造了国军用一个师军力抵挡住三个以上日军联队进攻的战例，101师也付出了巨大牺牲，300多名弟兄阵亡。五原战役中日双方在五原周边激战，该城数易其手，直到4月1日，日军在中国军队强大压力下最终决定放弃五原并撤出后套地区。
五原战役史称“五原大捷”，共歼灭日伪军3400余人，击毙日军总指挥官水川伊夫（皇族）中将、金腾少将、步兵联队长大桥大佐、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伪蒙军顾问中岛少佐、警务指导官内久保作等。缴获火炮30余门，汽车50余辆，轻重机枪50余挺，步枪3000余支，毒气筒1000余个，电台1部。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后套地区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除滇西腾冲等地外，日寇在陆上侵入我国内陆最西端的国土，也是中国军民最早将侵略者驱逐出去的地方，日军在那里停留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国民政府为此将在大陆期间除蒋介石之外的唯一一枚最高荣誉奖章“国光勋章”授予傅作义。位于五原县城北的五原抗日烈士陵园，则安葬着679位那次战役阵亡将士的忠骨。抗战胜利时，傅作义作为热察绥第十五受降区受降主官，回到归绥接受日军投降。
六、后套水利与农垦事业的开拓者
从我们到兵团那一年开始直到差不多所有知青都已离开后套回城为止的9年里，我们每一年的劳动都从来没有少过各种各样的挖渠。后套平原渠道纵横，我们常年的挖渠劳动本身就是后套灌区生产条件的组成部分，但当年我们只是挖渠劳力，并不清楚后套灌区的渠道系统是如何构建成网的，特别是不知道先人们开发灌区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图12 清末民初后套平原上主要渠道分布示意图
前面已经说到后套地区曾长期处于河网变动与沼泽遍布的状态，不适合大规模农业开发，这种情况一直到1850年那次黄河改道并稳定下来以后才得到根本性改变。当然在那之前也有过一定的屯田，而且旁边的乌兰布和在汉代也有过半途而废的屯垦历史。后套广袤土地开发的关键是引黄河水灌溉，而灌溉必须有渠道。黄河河道在后套内不断摆动，在其后来的南河主河道与废弃的北河乌家河之间的平原上，留下了多条黄河故道，从地图上看，这些黄河故道后来成为后套地区引黄灌溉主要干渠的走向（见图12）。当然，如今后套灌区密如蛛网的灌排渠道也有自己的演变史，也有其感人的创业故事。有趣的是，清代后期河套平原的大规模垦殖事业并不是官方组织规划实施的工程，而是民间主动从事的开渠和垦荒活动，这就要说到清朝在内蒙古的土地制度和一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渠商”。
实际上从明朝起，山陕穷苦失地农民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越过陕蒙边界的明长城，进入蒙界给蒙人放羊或租种土地维持生计。清朝初期满清政府担心蒙汉联手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实行“汉蒙隔离”政策，不让汉人和蒙人接触，口外种地也受到限制。但后来因内陆人口骤增人地比例失调，于是逐渐“开边”，“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所到的地区也越来越大，先是到灌溉条件已经较好的前套，再后来更多到1850年黄河改道后有变化了的后套。但内蒙这些地方的土地属于蒙古族王公，汉人在此垦荒必须租种土地。于是，在后套立足的走西口汉人中逐渐形成一批民间渠商，他们有能力向蒙古族王公租借大片土地，从内陆动员并雇佣成千“渠工”，自己规划引水渠线路并筹资实施工程，然后再把渠工留下利用水利条件耕种土地，这些渠商则通过收租实现营利。
王同春（1851-1925年，祖籍河北）就是当时这批渠商中最有能力且最成功的代表。他也是走西口从给别的渠商做渠工干起，但在没有正规测量技术的条件下，由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很好掌握了合理利用地势水势策划取水渠口位置和渠道走向与高程等方法。王同春作为“渠头”和渠商的开渠成功率使其成为当地的“河神”，从同治到民国年间他从东端乌拉特前旗开始逐渐向西，先与人合伙投资开通通济渠、长济渠、塔布渠，然后独立投资开通刚济渠、丰济渠、灶河渠、沙河渠、义和渠，这就是清末后套的“八大干渠”。在此基础上，他还挖通了270多条支渠和无数条小渠。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顾颉刚、侯仁之和张相文等都对王同春给予极高评价。据说绥远省当初五原、临河、安北（位于今乌拉特前旗新安镇一带）等几个县如今的县址和开发都与王同春开渠成功关系密切。
清末民初先后成立绥远特别行政区和绥远省，后套地区开始改制，削弱了原蒙古王公的权力，也促进了该地区的移民垦荒。经过不断修挖和调整，八大干渠到民国时期发展成为“十大干渠”，灌溉面积达20万公顷，灌区甚至也扩展到东面乌拉山前的三湖河地区。傅作义主政绥远期间，除率部积极抗战外，也发动官兵参与了屯田和兴修水利。1941年他派部队与民间合作开挖杨家河渠，1943年又以军队为主开挖复兴渠，扩大了40多万亩耕地的灌溉。屯田和水利建设促进了绥西粮食生产，繁荣了战时经济，也体现了傅作义治军治水并重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出任共和国水利部长23年，其在任上向国家推荐酝酿多年的河套灌区实行“一首制”引水方案，建成了三盛公水利枢纽。
七、后套的渠网系统变成了什么样
后套灌区的渠道系统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有长足发展，然由于未经全面规划，渠系紊乱，而且初具规模的几大干渠都是直接从黄河开口引水，每年春季开河放水之后无坝自流，要等到秋灌结束后再组织大量劳力去封堵渠口。这就出现了枯水时大小渠口争水，许多土地干旱歉收或绝收；水大时又会漫过渠堤，淹没大块良田，形成洪涝灾害。而来年春季“放口”的时候，又需要大量民工在春寒料峭的冰凌水里，捞出上年秋天封堵渠口时塞填的麦草及各种泥石物料，方能疏通放水，被称作“捞渠头”。因此，通过提高渠化闸化水平，从根本上改善灌排和抗御水旱灾害能力，是后套灌区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后套先后进行了两个历史性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一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二是兵团时期1975年底开始的疏通总排干工程。
图13是坐落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从1959年6月动员10万民工开工建设至1961年5月竣工的三盛公水利枢纽，它结束了河套灌区因“多口引水、无坝自流”的局面，是后套灌区水利体系的龙头工程。该枢纽的干流大坝将黄河水位提升了约5米，并向新配套沿黄河北岸平行开挖长约230公里的输水总干渠（即“二黄河”）实行分水。该枢纽和二黄河的修建，使共13条引水干渠不再从黄河直接引水，而改接入二黄河，并通过后期完善的10万余条、65万公里密如蛛网的七级渠道，和18万多座闸桥涵建筑物，形成了设计灌溉面积73.7万公顷，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灌区。
图13 三盛公黄河水利枢纽工程俯瞰图
1975年深秋，当时的巴盟动员15万兵团战士、农村青壮年和各级单位干部职工，在严冬会战“疏通总排干工程”，这是我们在兵团及农场多年所干过的规模最大、吃苦最多的水利工程。该工程使作为总排干沟的乌家河向乌梁素海年排水能力达到5亿立方米，用于解决后套长期有灌无排所致的土地盐碱化问题。经过后来12条配套干沟及各级排沟的相继疏通，并于1980年完成乌梁素海至黄河出口疏竣，在西山咀最后经过总排干出口段连通黄河，实现全系统顺畅排水。
乌梁素海作为河迹湖目前面积约300平方公里，该湖南北长50公里，东西宽20公里，湖面高程海拔1018.5米，最大水深约4米，但大片水域水深只在0.5-1.5米之间，湖水过浅导致总水量并不大。乌梁素海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地球同一纬度（北纬41°）最大的功能性湿地，是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区域气候等重要功能。但由于黄河水量不足和节水要求，目前乌梁素海靠灌溉尾水和乌家河排水补水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因此该湖也面临着定期调水补充水量、改善水质的要求，每年春季黄河凌汛分流和其他补水量已达数亿立方米。
经过清至民国近百年，以及解放后又是几十年分不同阶段陆续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河套平原上现在已经形成相当完善的灌和排分别都是7级配置的功能性配套体系（灌渠分级大体应该是总干渠、干渠、次干渠、支渠、次支渠、分渠和农渠，排渠相应）。图14是后套灌区灌排渠道体系示意图，图中红线表示灌渠，绿线表示排渠，其中粗红线为总干渠二黄河，粗绿线为总排干沟乌家河。可以看得出整个灌区内都是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渠道。图15是二分场仍在使用的四支渠，其上游是一百多年前由王同春所开的义和渠。
图14 后套灌区灌排渠道体系示意图
图15 苏独仑农场二分场仍在使用的四支渠
八、必须顺应大自然要求的后套未来
我们在兵团和农场的那些年中，连里所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一直是春小麦，后套“雪花粉”至今仍旧非常有名，甚至比以前更加知名。但后来我们再回连时发现，农作物已经从当年的春小麦为主变成以葵花为主了。节水应该是转变的重要因素。一季春小麦需要浇灌三到四遍水，那时候渠里的黄河水是敞开、无偿使用的，支渠水似乎总是满着，大水漫灌确实相当费水。在我们南边的4连靠近乌加河，据说当年主要是种水稻，好像用水更多。这些年，由于黄河水实行地区计划分配使用，如何节水就转变为最重要的考量。
图16是苏独仑农场二分场2014年执行的义和渠管理所用水流量与水费计算标准，表中的数据和详细计算办法我们不很清楚，但还是可以看出应交的总水费等于“指标内水费”“超水水费”“水资源费”和“群管水费”之和，而指标内水费是每立方5.3分，超水水费则是每立方10.6分，即超标准用水是要加倍收费的。图17是2014年时苏独仑农场种得最多的向日葵，据说该经济作物的耗水量和耗工都较少，但带来的收益不错，因此成为大多数农工耕作的首选。
图16 义和渠管理所用水流量与水费计算表
图17 目前苏独仑农场土地上种得最多的作物已改成向日葵
后套平原的年降雨量在200毫米以下，据说按照气象规律这应是一个荒凉干旱、人畜稀少的地区。然而今天后套一片绿色和繁荣的景象，周围被沙漠、荒漠与大山包围，唯有这里成为了一个“绿肾”（见图18）。由于有黄河水灌溉，河套地区可不待降雨而获丰稔，打破了“降雨量400毫米以下是荒漠草原”的规律，1000多万亩良田由此产生。
图18 后套平原及周边地区生态示意图
人们真的应该感恩黄河，珍惜这难得的幸运，并且尽力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和要求。中国人对后套的真正开发只不过是距今约150年前才开始的，这在人类历史特别是自然与地理史上只不过是一瞬间。而且其中差不多100年时间我们灌溉靠的是在黄河河堤上“穿墙打洞”，直到三盛公枢纽才实现了后套的“一首制”自流灌溉，疏通乌家河才解决了盐碱化的问题。但后套地区的生态条件仍旧脆弱，而且黄河这条中华民族“母亲河”仍旧负担过重，隐忧不断。乌兰布和的开发失败包括地理、气候、社会安定等多方面原因，但最主要的一定是水的问题或是与黄河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而后来荒漠化的鄂尔多斯至少在战国时期还有大片森林覆盖。人类失败的教训就在旁边。今天河套人的眼界也不能局限在后套自身，要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青藏高原上河源的保护、到全流域恢复植被并让黄河变清、到河水的平衡使用避免中下游断流、再到实施上游南水北调的“引江济河”工程……一定要珍惜并善待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一无价瑰宝，确保其未来百年千年的可持续发展，续写让世世代代中华子孙永远骄傲的后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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