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判断是一方论证其立场的精神归宿，是寄托本方立场意义的重要部分。因此，任何一场辩论，辩论双方都必须高度重视本方立场中价值判断的设计。一般目前主流的辩论打法，是将价值判断放在四辩总结陈词中进行阐述，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判断就和其他几位辩手关系不大。实际上，一方立场的价值判断，应当和逻辑底线、理论框架一样，深深的印在每一位辩论员的心中。
我们从93年复旦大学队三场酣畅淋漓的比赛中，就能够看到在辩论中树立崇高的价值判断的意义。我们可以看下面两段话：
谈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百多年前生活在哥尼斯堡的一位叫康德的老人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灵感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 摘自《狮城舌战》初赛实录
第三，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调动一切社会教化的手段来扬善避恶。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在物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而人类的精神家园可谓是花果飘零。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人性本恶这个基本的命题。可喜的是，在东方的大地上，我们说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已经从一阳来复开始走向了新的春天。我们也相信，通过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使人类从无节制的欲望中合理地扼制并加以引导，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人类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摘自《狮城舌战》决赛实录
这样的陈词，并不是从逻辑上、理论上、事实上论证本方立场的合理性。实际上比赛经过前面众多的陈词和辩论交锋环节，进入到总结陈词阶段，双方的立论和攻防已经全面展开，已经没有必要再去“论证”什么。四辩的作用，更多的可以理解为是对辩题和本方立场的一种提升。在价值层面上，阐明本方立场的存在意义。例如在复旦大学和台湾大学的总结陈词中，每个层次的开始都是“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这样的措辞，并不是证明人性本恶这一立场的正确性，而是阐述人性本恶这一思想的积极意义。这不是论证，而是阐发，是对立场的一种升华。
再来简单的说说树立价值判断的意义。瞿平老师曾经和我说到，现在的辩论赛有的时候像是在选美。辩论双方唇枪舌剑，争论的是互补的两个立场，两个观点。但实际上竞争的，是双方的逻辑思维反应能力、知识积累、心理素质、辩论队员气质及团队的配合。辩论员的素质我们后面会单独的来谈，这里主要说一说在辩论准备过程中，能够做好的一些价值判断的问题，或者说站在怎样的一个价值取向上，来看待和理解本方立场的问题。
在杨浦区法制宣传周高中生辩论赛的决赛前，得知抽签的结果是要求论证“电视选秀对文化传播利大于弊”。我们颇有些觉得这个立场不是很好处理。一方面是因为本身就对目前的电视选秀节目没什么好感，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怎样能使听众和评委能接受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评委是年龄相对较大的人，他们对目前选秀节目的评价可能也并不一定是非常正面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也并非一定不可为。我们在准备过程中设计的价值取向是：用积极的心态，用建设性的意见来帮助选秀节目健康成长。换句话说，我们的辩风需要体现的大气一些，宽容一些。
为了消解电视选秀对青少年确实存在的导向性问题，我们首先对这个辩题进行了性质上的解读：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要并不是探讨电视选秀对青少年成长道路影响的社会问题，而是探讨电视选秀对文化传播利弊的学术问题。在一辩陈词的一开头，就把这个辩题的讨论范围框一下，不讨论对青少年的影响，因为这不是本辩题讨论的范围，这里讨论的是对文化传播的问题。这样的限定对方显然是不认同的。例如对方就有这样的话：
对方辩友一直在回避电视选秀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把它归结为一个学术问题，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学术问题必须建立社会的基础上。如果对方辩友只强调它是学术的话，但是，没有看到，文化传播其根本目的就是推动社会的进步，既然电视选秀与推动社会进步背道而驰，那么，怎么只能说它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能说它是社会问题呢？显然电视选秀对文化传播是弊大。
也许是因为在自由辩论的过程中，我方又一次提到“学术问题”这个并不十分牢靠的概念，被对方抓住口实，以致抓住不放。但我实在认为，对方紧抓这点似乎有些舍本求末了。或许是因为辩题本身就存在偏向我方的情况，导致对方在逻辑上很难稳守反击，导致心理有一些不够稳定，也显得比较激动，辩风不够优雅。例如：
反方：谁告诉你们文化传播是分成三种情况，我刚才对文化的解释完全是来自《辞海》的，而且我明确阐述了不属于文化的一种，所以你们的论点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反方：我们并没有否认电视选秀没有创造任何的文化。只是说这个文化是非常差的。难道传播差的文化是对文化传播有利吗？
反方：我方已经解释过了，文化的定义是社会所创造出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何为财富？财富是指价值，而价值就又其大小。所以我认为电视选秀所传递的价值是非常低的，所以它传播的文化相对而言是弊大于利的。
反方：可是电视之所以为电视，电视就是公众媒体，我方一再强调它所传播的文化必须积极向上，必须健康，必须拥有很多的价值，必须是我们社会的主旋律。
反方：难道不可以吗？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选秀大多数是超女，型秀，绝对唱响以及好男儿等，它们所反映出来的黑幕充斥了整个娱乐新闻的头条版面。
反方：激起了谁改革？激起了谁改革？我们一再强调电视选秀对文化传播是弊大，所涉及的是电视，而电视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大众传媒，所肩负的责任便是传导积极向上的文化，如果电视传播了这种消极的文化，显然偏离了它作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文化传播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通过上面的一些措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辩风是不够儒雅的。这样的价值判断也是不够大气的。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
1、绝对性的价值判断。这恐怕是一种不太受欢迎的价值判断。将事物的性质绝对化，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高即低。在高中阶段，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常见，也比较正常的。但在辩论过程中，这样的价值取向会让人觉得不够成熟，也不够大气，缺乏宽容的精神和包容的气度。
2、强调文化的优劣性。这点可能从道理上可以得到一些认可，但如此武断的表述，颇有些不够恰当。我方在立论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思考，认为无论是从维护本方立场的角度，还是从听众接受的角度，都应该回避将文化分层的做法。我们说文化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艺术成就可能也存在一些差别，但一来二者可以相互转化，并不是永远不变的，二来两者只是好与更好的区别，并不是差与好的区别，这样界定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尊重：让我们抱着一颗宽容的心，去看待那些参加选秀的人，和选秀所展示的文化。只有不带上有色眼睛，才是对别人的尊重，对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在第一届“远向”杯高中生辩论赛的决赛中，我们抽到了反方，要求论证“对个人来说，尊严比生命更重要”。在完成概念的界定、逻辑和理论框架之后，整体准备起来就比较顺利了。为了给学生鼓舞士气，我把一篇《亮剑》的读后感打印出来给他们传阅。因为《亮剑》中整体的氛围便是尊严重于生命。在最后的总结陈词中，我也把赵刚和冯楠的那番对话进行了整理，打了出来：
还记得在小说《亮剑》中赵刚和冯楠的那番对话么？当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二十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他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他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而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伤害，受到挑战，而又无力改变现状，将面临着一种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
在这次比赛中取得胜利，一方面在于我们对辩题比较深入的准备和分析，更重要的其实还在于对方交大附中派出的是四位新手，第一次上正式的辩论场，经验不足。在逻辑设计和价值判断上都没有做好设计。四辩总结陈词基本上是从网上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这样的准备难免不在赛场上出笑话。例如：
正方二辩：如果说失去了尊严就是行尸走肉的话，那么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反方的一辩，现在将要实施宫刑，那么以你们立场，请告诉我们，你们是选择逞能去死还是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正方一辩：其次，假设对方一辩将要遭到宫刑，而他却选择放弃自己的尊严，而去轻生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有谁可以看到《史记》这部伟大巨著呢？
应该说，从辩风的角度看，即便是四位第一次参加正式辩论赛的新手，临场经验不足容易紧张，可以理解。但是以上连续几次要将我方唯一一位男生辩手施以宫刑，这样的表述确实是有失妥当。想举司马迁的例子，可以就用司马迁本人，这样的比喻反复出现，的确让人觉得可叹又可笑。
但回顾这场比赛，我们自己在准备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对一些比较关键的关系和问题在准备的过程中没有理清楚，导致辩手到了场上不能很好的表述自己的思想。
首先就是司马迁这个例子。对方乱，我们跟着对方一起乱。司马迁接受宫刑而求生是为了什么？他放弃尊严了吗？怎样的行为是失去尊严？司马迁和勾践的事情实际上是可以类比的，但是由于没有讲清楚，这一块的攻防做的是不够让人满意的。
第二个问题是对对方所提到的“国家尊严”和“个人尊严”的解释，做的不是很好。这点也是在准备过程中的一个空白，事先没有把这方面的思路理清楚。其实对一个社会人来说，国家尊严和个人尊严是可以统一的。中国古代儒家要求个人怎么样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里，个人、家庭、国家（那时候的国家概念和现在的国家概念不一样）、天下是一体的。所以这个问题应当，却没有给予有力的回答。
第三个问题是对对方提出日本的问题，解释的不尽如人意。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的来说，价值判断是需要在准备的过程中加以认真考虑的内容，辩论队员需要用价值判断和逻辑底线来统领辩论的全过程。因此一个立意较高的价值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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