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人工养蚕的起始时代，史学家章楷先生在引证西阴村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同时，又以殷代甲骨文字中已有“蚕、桑、丝、帛”等字，在一片甲骨上还刻有“用三头牛祭蚕神” 的内容，甲骨卜辞中载有“蚕三祀三牢，八月”以及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有缣丝之痕迹为依据，提出了“早在殷商时代，我国已经育蚕和缫织”的结论。史学家周匡明先生认为，在殷代留存的能识别字义的大约1500个字左右刻字甲骨文中，关于“桑、蚕、丝、帛”等字频繁出现达153字之多，关于“衣、网、方个、巾”等字的出现有107个字。
刘克祥先生也在分析了甲骨文中“丝”与“蚕”字和出土陪葬品文物中的丝绸痕迹以及当时朝廷设有专门典蚕官等情况后，指出：“商代后，丝织品成为隶主贵族衣被和室内装饰的主要材料，又是政府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
纺织史学家朱启新先生说得就更加明确了：“其实，在商代蚕桑业已有发展，甲骨卜辞中，每见桑、蚕、丝、缫等字 。其中缫字最有意思，既形象又会意，造字十分神妙：从丝从鬲，像在鬲中煮丝。这也说明，商代缫丝纺织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对于钱山漾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桑蚕史学家周匡明先生说：“这是一次振奋人心的地下发掘，它说明在我国长江下游的太湖之滨，距今5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广泛地利用蚕丝作为织物原料了。”
为了写作《中国蚕业史话》，周匡明先生曾经专程去杭州博物馆细致地、近距离地观察了钱山漾出土的绢丝织物，他说：“那样平整的绢绸，那样细巧的丝带，且单丝纤维表面光滑，条纹如此清晰，必然是先缫后织的产品，可见，在距今5000年前，'蚕’不单是进入了家养时代，且人们的缫织技术上也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它必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经验积累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浙江省文物考古部门在对距今有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发掘中，意外地从出土文物中找到了有关桑蚕的信息。
考古队员从一件出土的牙雕杖首上，发现了四条刻绘的虫纹。这四条虫纹，非常像蚕，一个个弓着背，屈体向前蠕动着。在另一件残陶片上，发现刻有昆虫食叶纹，一条弓背屈体的虫儿，沿着叶边开始蚕食，形象生动，栩栩如生。
那么，河姆渡的先人为什么要在器具上刻绘昆虫纹呢？这些昆虫与他们的生活又有什么关联呢？
对此，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科学中心的魏东对这两件文物上刻绘的虫纹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这几条古虫，“和现代昆虫的足式、运动方式比较，极似天蚕蛾科的幼虫”。
尽管，我们从河姆渡古遗址里没有找到能直接证明我们的祖先驯化野蚕的资料，但那几条蚕虫纹却似乎印证了仰韶文化的历史性发现。专家们进一步推断，那绘在牙雕枚首上的生物，不是一般的昆虫，而是生活在当时茂密的野生桑林里不断蚕食桑叶的野蚕。
几乎在同时，从辽宁砂锅屯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件大理石蚕形饰物；
从河北正定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陶蚕蛹；
从江苏吴县良诸文化遗址出土了绘有蚕纹图饰的黑陶。
虽然，从古老的文化遗址出土的蚕茧与蚕纹，证实了桑蚕的客观存在，但并不能说明在当时就存在蚕丝业呀？
令人惊喜不已的是，考古人员从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出土了大批原始纺织工具一一陶制纺轮、木制绞纱棒、圆木棒、木杠、木刀等。这些纺织工具，做工精细，形制规则，保存完好。
经过对比研究，这些几千年前的纺织工具，与生活在云南的彝族、海南的黎族现在仍在使用的织布腰机上的构件几乎一模一样。这的确让当代人难以理解，在远古文明形态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为何文化的具体形态却又如此相同呢？
考古专家推测，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开始使用陶制的纺轮、骨制和木制的机具纺织了。楚史研究学者刘玉堂、张硕在《长江流域服饰文化》中指“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流域的人们就和黄河流域的人们一样，已经初步认识并且开始利用动物纤维、植物纤维和蚕丝、麻、葛等作为人类早期服饰的面料。”而周匡明先生则在分析了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与此相关的文物后，指出：“由此可见，蚕茧利用的秘密已被河姆渡人所掌握，茧丝纤维已经作为纺织原料之一当无疑问。
这一文物的出土，对我们考证养蚕起源的时代概念是一重大发现。河姆渡遗址的出土文物资料告诉我们，大约在距今7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可能开始利用蚕丝作为纺织原料了。那时，原始状态的蚕桑丝织生产可能已经出现了。
来源：《荆州文旅频道》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卫平 张 旗
2022-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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