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西沽文化

在如今的西沽公园以南、北运河西路和红桥北大街三处合围的三角地带，就是我们要说的西沽。

西沽，一个北运河畔边的小村落，却在天津历史与现实交汇的长河中，扮演了诸多的角色。从万艘争渡的漕运，到关系民生的盐业，再到引领西风的现代工业，都在这里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履痕。

鲜为人知的西沽，经历了由最初聚落，到村庄，到城镇，直至融入天津市区的完整发展过程，既积累了丰富的传统历史文化，也受到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形成了西沽亦中亦洋、大雅大俗的文化魅力。

让我们一同走进运河畔这片静静的街巷，去寻找那个遗失的村落和曾经的繁荣与骄傲。

旧时的西沽位于天津旧城与北仓之间，是元明清三代漕粮转运和仓储的重地。最早，西沽只是北运河沿岸的一个聚点。明朝初期，燕王扫北，南方浙江等地少数几家移民，落户西沽沿河一带，成为西沽的第一批居民。据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穆森介绍，西沽在天津建卫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小码头的站点。到了万历十六年左右，它才有渡船。因为这里洼地多，又靠近河，所以零零落落地出现了一些窝棚，住了一些最穷苦的渔民。西沽真正形成一个小村落，是在明末清初。

明万历十六年，也就是1588年，天津兵备道造渡船，并在西沽等七地设渡口，这是天津最早的一批官渡，也是历史上所说的西沽村的形成初期。

后来，随着沿河一带居民逐渐增多，西沽逐渐繁荣，往来客商云集，沿河两岸越来越多的西沽人做起了与漕运相关的生意。漕运的兴盛为老西沽的原住户发家致富，带来了第一桶金。如今，紧邻北运河边的“宣家渡口”胡同，便是漕运兴盛时代的代表。住在西沽三官庙后 韩家大院的韩静轩老人，其祖辈就是随漕运从山西到天津的，老人是韩家的第四代传人。他小的时候，“宣家渡口”还有摆渡的木船，河两边是菜园子，一直通到京津公路。有船工划着木船在河两岸摆渡，来回过河人很多，大家过河后，给船工一点船钱。可是日本人入侵天津后，在此处盖了两个工厂,就把渡口封死了。

韩静轩所住的韩家大院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宅。据老人回忆：

他的祖父当年给西沽的郑家元泰板店打工。郑家专门是做木材生意的，木材从通州经过北运河伐到西沽口，而祖父就负责木材的督运。韩家的几间祖屋，就是其祖父从河里运来的这些木材里挑出好的木材，在自家盖房时当做四梁八柱，所有建起的房子特别坚固，房头上还有雕的砖刻，在当时算是比较气派的房子了。

韩家从给别人打工到自己经商，完全因为北运河起家。韩静轩的祖父当时在北运河边开了个胜兴号，专门贩卖船上所需的用品，也算是靠水吃水。从为老板督运木材到自己开商号，韩家的发展之路和漕运的兴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只是韩家，住在西沽的许多人家的生计都是依赖漕运。比如说在河是运输木材得先捆筏，这就让很多河边的穷苦人找到了活路。冬天时，河水结冰，河边的穷苦人家靠拉冰，就是把河冰一块块凿下来，再拉上岸，以此挣来一家的吃喝，这叫做吃河。

天津博物馆研究员陈克对西沽的发展史也很了解，据他介绍，

最初居住在此地的多是船户，这些人家靠跑船和糊火柴盒为生。

渡口虽然一度促进了西沽经济的发展，却同时也因西沽经济的繁荣而日趋衰落，并逐步走向消失。

西沽紧邻北运河，风景如画，漕运发达，发展较早，但人口聚集速度却相对较慢，主要的原因就是水坑和水患。经过明朝一代的经营，西沽已经有了一段相对安全的沿河区域可以繁衍生息了，在这周围迅速的形成了很多农户人家，开荒种田。到了清初，西沽已初具规模，但真正变为引人关注的大镇，那还是在三官庙形成时期。据天津博物馆研究员陈克介绍，在过去，三官庙是个标志，说明这个地方比较繁华，或是比较重要，一般的小村庄都有土地庙，但像三官庙这样大的庙却只有大的镇子才会有。那西沽的三官庙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据了解天津历史的人讲，康熙三十三年，皇帝巡视京畿地区，到达西沽时，看到运河水患，百姓受灾，良田受淹，遂下令修建通州至西沽、西沽至霸州之堤岸。从此，西沽水患得到重视，自然景观分外妖娆，桃花堤上引来无数文人雅客。三官庙的始建年代大概也就在此前后。 

穆森先生证明上述说法确实。他说，

那时候，从西沽到三岔河口水路通船，旱路有桥，人们来往出行便利，自然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到此居住，后来随着天津市的扩张，市里人满为患，人群向城外转移，这就使得西沽快速成为了居民众多的繁华大镇。居住在此地的大户人家为了满足村落日益扩大的社区生活需要，集资建造三官庙，这是西沽现在从地名上可见的最早的大型宗教场所，更是西沽从村到镇演变的地标性建筑。

三官庙建成后，西沽又相继建起一座又一座庙宇，火神庙、龙王庙、药王庙如今都能在此找到遗址。这些公共区域的增多，说明了西沽的人口基数越变越大。当年药王庙香火旺盛时，每年还要定期举办花会，而西沽花会在天津及至周围地区是很有名气的。

雍正八年，西沽划归天津州，这标志着西沽越发的向城市中心靠拢。此后，乾隆帝多次临幸西沽，并留有《西沽两首》传世。至今西沽街坊间还流传着，龙凤槐下，乾隆帝后避雨、观运河的传奇佳话。

清朝中期，西沽早已完成了由村变镇的过程。由于靠近码头，农业在西沽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客观上决定了西沽要想发展，必须向商业靠拢的路线。但是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内忧外患，西沽做为运河边上一个货运码头的功能逐渐丧失。三岔河口地区发展得越来越好，商船都选择在那里卸货装货，西沽仅仅是一些商船暂时的休息站，所以，西沽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型。

此时，一条在西沽历史上具有指标性意义的道路——盐店街形成，见证了西沽工商业的发展。

天津的制盐工业，不仅在国内，在全世界也占据重要地位。早在天津城市形成之前，沿海滩涂的制盐作坊，就开始聚集着许多居民，这些星散的制盐社区，逐渐形成最早的天津雏形。天津几位大盐商，原籍多是江南，他们先向朝廷纳贡，取得贩盐特权，然后迁居天津，只等着日进斗金，闷头发财了。

盐商们发了财，尽兴享受，自然先是兴建庄园，享受生活。于是，盐业的发展，人口的聚集也带动了西沽其他商业的发展，一时间老西沽商铺林立，一派繁荣景象。现如今西沽地区存留下来的老房子大多是清末民国初时建的，而盐店街是这个时期发展的核心道路。在盐店街住的都是商人，没有官宦。

今年70多岁的曹保衷是1952年搬到盐店街新10号这个大院居住的，这处大院原是染房，他搬进来时大染池还在院子里呢。其实在染房之前，这里是家银号，由一个叫刘洪年的人开办的。离10号院不远的13号院住的是盐商，他家在街上开了一个很大的盐店。盐店的掌柜是何人已经不可考，但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当盐商在此安家落户，沿河走向衰落，盐店街一带开始繁荣，这也意味着西沽从以河为生的码头经济，开始向积极靠拢老城的商业服务性经济转变，这一转变的完成，大概在民国初年。

清末民初的1911年，华昌火柴公司在西沽成立。从此，大量西沽人走入工厂，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工人。由于火柴公司的生产量很大，西沽的许多家庭便以“糊火柴盒”为生。

在老西沽人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每天清晨，大批妇女拥挤在“洋火公司”门前，一字长龙般的期待这里面分发活计。这个活计是指什么呢？其实就是糊洋火盒。西沽三官庙后韩家大院的韩静轩一家也靠此为生，据老人讲，华昌公司是天津最早的火柴公司，后改名为丹华火柴公司，这家公司把装火柴、糊洋火盒这类零活交给厂外人来做，养活了很多人。有人从那家公司领出材料，再组织人去完成，谁乐意干就去报名，然后把材料拿回家，按约定时间完成后，再送回去，按件取酬，许多穷苦人家都争着干这活。

对此，穆森先生也感慨地说，

老城周边也有一些工业，但是任何一个工业都没有像西沽火柴厂那样和当地人的生活结合得那么密切。首先是唯一性，大的有规模的公司就此一家。第二是结合紧，它养活了西沽地区一大批人。他和西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早晨，男人们都上工去了，妇女和孩子们就坐在一起糊火柴盒、装火柴，这份收入虽然微薄，但许多家庭没有这笔收入就会揭不开锅，所以，家门口有家火柴厂很受当地人的欢迎的，甚至连火柴厂倒出的废料都成了争抢的宝贝，捡回家可以生炉子……

百年过去了，老西沽的华昌火柴公司早已经消失。新西沽人也许无法理解当初家家糊纸盒烧火柴的情景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华昌火柴公司给西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我们走在西沽的大街小巷，还会看到很多关于华昌的痕迹，就连家具店都起名叫做“新华昌”。

到了上世纪20至30年代，西沽进入全面成熟期。华昌火柴公司的大发展，改变了西沽地区的人口结构和主要消费方式。此时的西沽盐店街也成为当时商人首选的居住地。裕兴银行掌柜、真记土膏店东家及大商人孙家、孟家等，纷纷在盐店街落户，使这里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人一条街。当时天津市数一数二的国营大银行官银号，其董事吴老爷的家就住在西沽小道子。他有包车、洋车，但从来不坐，即使偶尔有银行的小汽车把他送回家，他也要在临近西沽社区口时就下车自己走，还边走边与街坊邻居们打招呼，无论穷富，都亲切交谈，可见当时西沽地区的居民关系十分融洽。

至此，一个崭新的西沽出现了，它已不是一般的村镇，俨然成为天津老城的一座没有城墙的卫星城，甚至可以成为不仅是天津而且是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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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广播电视台滨海广播《城市记忆》节目播出频率：FM87.8\AM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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