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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鸣||张一兵:《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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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07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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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列宁、海德格尔、福柯哲学文本学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认识论和构境理论。

文|章|来|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化马藏工程”(18JJD710003)。

摘要

本刊组织四篇文章,以笔谈方式讨论《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关联。这四篇文章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MEGA2研究小组的最新研究成果,立足MEGA2的文本学解读,重新审视了青年马克思第一次经济学研究时写下的《巴黎笔记》与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献和逻辑关系。文章不仅考察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双重理论逻辑——异化逻辑和对象化逻辑——的内在关联,也审视了《穆勒笔记》异化逻辑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异化理论的差异和关联,并且透视出青年马克思人本学劳动理论逻辑中更深的理论背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否定辩证法构式。

关键词

MEGA2;青年马克思;《巴黎笔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理论

01

重新看待《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学关系

QING MA XIAN SHENG

在拙著《回到马克思》第1卷1中,我曾对《巴黎笔记》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的文本结构、理论支援、文本内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解读的基础是客体视位,即站在作者的彼岸观摩文本,但这却排除了最重要的作者主观意图。在2014年拙著《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文本学的主体视位,即文本学研究必须要考虑到作者的主观意图。只有主客体视位相结合,才能使作者的“原境”和“思之构境”浮出水面2。正如在《1844年手稿》序言中马克思交代的线索那样,其中首先讨论的就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方法论,即现象学的方法论。尼·拉宾、尤根·罗扬、伊萨克·鲁宾以及MEGA2编委会的学者们关于《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作出的大量研究和考证,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学基础。但是我们也必须克服其中客体视位的单一视角,避免通过可见的笔记、手稿来简单倒推马克思的写作或者思想,才能从根本上瓦解“西方马克思学”所谓价值中立的意识形态迷雾。

《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这一文本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写作过程,也体现了当时马克思思想的急剧变化。在MEGA2编委会以及很多学者的严格考究中,《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是同时进行写作的,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在这两个文本中提到的摘录对象和概念顺序是能基本对应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摘录一部分,然后立即在《1844年手稿》中撰写一部分。但是,假设一个基本没有研究过经济学的哲学学者,刚读了几本经济学入门著作,就能立即写下至今被西方很多学者奉为圭臬的异化劳动理论吗?显然,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这一客体视位的判断其实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严重矮化。

其实,马克思心中有着一套完整的经济学哲学研读计划,从内容上可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萨伊开始,一直到李斯特的经济学研究;二是《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笔记》”),这集中反映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思考与启发;三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绝对知识章》(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以下简称“《摘要》”)3。虽然这一摘要仅仅只有几页手稿的篇幅,却以逐字逐句的摘抄形式内蕴了马克思此时的方法论主要来源。

在完成了《巴黎笔记》三个部分内容的摘录和思考之后,特别是对《摘要》的思想实验之后,马克思有了一个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哲学性超越的完整计划,这个超越不是传统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观,而是以现象学的方式叙述经济学,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1844年手稿》。表面上,马克思是第一次完整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即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或哲学唯物主义。但是,让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根源,其实是黑格尔的劳动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劳动的必然性是把自己在对象性的自然界中外化,马克思将其描述为工人的劳动必须要外化和对象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实际上从古典经济学中汲取了很核心的一个部分,即“劳动”概念。但是马克思这时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完全按照斯密、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概念展开的,其理解依然是黑格尔式的。斯密通过手工业现实描述了劳动的过程,费尔巴哈以简单的线性对象化活动阐释了人的类本质异化,而黑格尔通过观念的辩证运动将劳动外化的对象性的存在、自然的物性存在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外化、异化再到扬弃复归的全过程。所以,马克思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劳动外化和异化逻辑为方法论,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和古典经济学的现实原则,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劳动异化构式,以此对古典经济学进行超越。

我们再来看一看《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的写作顺序与思路。我认为,探寻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马克思《巴黎笔记》的主要构序线索。从这一主题进去我们会知道,在马克思读完斯密以后,当他读到李嘉图和穆勒的时候,他明显会感觉到一个巨大的断裂,这也是马克思进行不同的分栏写作的重要原因。斯密强调主体性,他的经济学以早期工场手工业时期经济学为基础,强调作为主体的劳动活动,因此他得出了社会财富的基础是劳动的结论,这也是他会写作《道德情操论》的主要原因。而在李嘉图那里,斯密所提供的劳动作为整个财富的主体本质,即后来马克思说的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被李嘉图遮蔽了。其实,国民经济学包含三个核心的部分:(1)工资;(2)利润;(3)地租。也可以将其分为三大主体:(1)工人(劳动者);(2)资本家;(3)地主。这也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分栏的直接来源。但是,这三栏的划分最后在马克思这里只剩下了一栏。因为工人和工资已经是作为资本的成本被抹杀掉了,变成了完全非主体化的物性对象。随后,地租实际上也转化为了资本,从不动产到动产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本关系下的控制。总之,马克思从三栏到两栏、两栏到一栏的写作转变,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其最终的落脚点就是资本,即私有财产,且是现代性的私有财产。最后,马克思得出了与舒尔茨《生产运动》中相似的结论4:市民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是工人和资本家。

02

重新理解劳动异化构式的生成

QING MA XIAN SHENG

作为《1844年手稿》的整体逻辑方法,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构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第一个原创性的理论制高点,其经历了他性思想建构、哲学隐性方法论支撑、经济学理论与哲学方法论共鸣、原创性结合的多个阶段,在不同的文本中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凸显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劳动异化构式的生成奠定了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基础,甚至为我们理解马克思后期的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来源留下了索骥之图。具体来说,青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构式的生成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马克思第一次自觉使用异化构式的方法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之中,在其中,马克思指出,如果市民社会中人的世俗基础恰恰是做生意(Schacher),那么,“他们的世俗上帝”就是货币(Geld)6。我觉得,货币是现实交易世界(Schacherwelt)中人们的上帝,这完全是赫斯式的人本主义经济异化论的观点。虽然马克思此时在表面上使用了异化概念,但是没有深入到经济学的马克思很难厘清异化劳动的具体内涵及其超越,因此这种理论并不能作为完整的体系化原初理论出场,我认为这只是马克思劳动异化构式的萌芽,其方法论来源主要是赫斯。

劳动异化构式正式出场的标志是在《巴黎笔记》中《穆勒笔记》的交往异化理论之后,这一部分也是马克思的批判认识论较为完整的一个形态。我将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的劳动异化构式称为“劳动异化理论Ⅰ”,其理论基础是“需要(Bedürfnis)”,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所构建的人与人以需要和交换为基础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此时在斯密、穆勒等人的经济学中惊喜地看到了赫斯曾运用的“需要”关系,也就是经济学的交换概念引起了马克思的共鸣,哲学与经济学开始在马克思的头脑中首次接轨。“劳动异化理论Ⅰ”是马克思用劳动概念来改造了经济异化的观点,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坚实的方法论支撑,所以这种异化理论既没有主体劳动的范畴,也没有扬弃异化的辩证环节,此时的马克思处在他性思想和原创性思想的过渡期间挣扎。由此看来,《穆勒笔记》中的“劳动异化理论Ⅰ”不仅与《1844年手稿》的“劳动异化理论Ⅱ”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且马克思也是在《巴黎笔记》中迅速完成了这一重要思想转变。我们必须要来看一看,是什么促使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在赫斯的异化理论中,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颠倒为金钱关系,这种货币本质的经济学基础其实来源于斯密关于市民社会的描述,即建立在市场关系上的人与人需要体系的小贩世界,在这种商业社会中,所有人被夷平化为金钱的交易关系,工人也属于交易方式之一。但是,随着经济学的深入,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逐渐意识到了这种观点的错误:异化的核心不再是任何人的主体间关系,而是工人的劳动,以交换领域为基础的交往异化过渡到了以生产领域为基础的劳动异化。这一过渡的正式完成是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中,我将其称为“劳动异化理论Ⅱ”。

这些契机促使马克思开始反思,去寻找自身原创性理论的方法论根基,以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超越古典经济学,其成果就是《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所构建的“劳动异化理论Ⅱ”。从《巴黎笔记》的理论支援来看,“劳动异化理论Ⅱ”的方法论来源可以一分为二:一是从黑格尔哲学中重新发现否定的辩证法;二是在经济学现实路径中体悟劳动概念。在MEGA2版的《巴黎笔记》中,《摘要》写作顺序位于《巴黎笔记》的中部/后部,那么就无法避免地要回答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在研究了大量古典经济学之后,突然转向黑格尔哲学?为什么逐字逐句摘抄这一曾经被马克思严厉批判的哲学家?无独有偶,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曾专程到伯尔尼花了9个月时间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伯尔尼笔记》。历史的重现警醒我们重思黑格尔哲学对于马克思的重要意义。其实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又继续阅读了黑格尔的著作,这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的思想变化可以看出。在1844年他要做的是以劳动异化理论的形式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他在黑格尔那里寻找的是辩证法,更确切地说是否定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中提醒我们:“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7。一方面,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为什么马克思集中摘抄了《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章?马克思实际上要探究无产阶级怎么扬弃自己的劳动异化,这一点在费尔巴哈那里找不到,在赫斯那里更没有。而黑格尔的“绝对知识”章是绝对理念否定自身、然后扬弃对象化和异化的过程,它是一个永远不断向前运动的辩证过程。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最核心的部分是其否定性,这个否定性让我们看到了异化和外化,也看到了扬弃异化回归自身,这是哲学共产主义惟一能够得以实现的根据。所以另一方面,马克思也说:“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肯定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否定的方面。”8马克思不仅吸收了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也在经济学中体悟到了劳动概念的凸显。在黑格尔哲学中,“劳动(Arbeit)”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改变自然使自然提升到主体的水平,也是因为劳动的外化和对象化才有了异化,即主体性变成外部的对象性存在,因此形成了沉沦和异化。此时的马克思抓住了自我意识和劳动的连接,即个人主体走向世界的外化过程:通过劳动在自然界中对象化,自我意识的物性沉沦反过来主宰了意识本身。劳动作为这一连接的中介,也成为马克思扬弃复归的落脚点。当然,劳动概念在马克思思想的生成也离不开古典经济学的启发。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肯定斯密关于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说法,将斯密称为“经济学中的路德”,因为斯密的劳动概念基础是手工业中看得见的工人劳动。但是李嘉图讨论的则是机器大生产中的非主体性物质生产,其中的工人只是劳动机器。所以1844年的马克思更多地站在了斯密和黑格尔的肩膀上,认为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以异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最终也将扬弃异化复归自身。这就是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03

重新审读青年马克思的“两条逻辑”

QING MA XIAN SHENG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和我国学界对《1844年手稿》的讨论各执己见,从未休止。孙伯鍨先生开创性地以“两条逻辑”的思路解读了马克思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复杂语境,以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为基础,透视了青年马克思思想中人本主义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巨大张力9,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但是,随着近年来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化,关于青年马克思的“两条逻辑”的细节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以文本学的方式进入《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的原初发生语境,将有可能重新改写国内外学界对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和经济学研究的判断,也是我对孙伯鍨先生《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和拙著《回到马克思》的反思。

孙伯鍨先生认为,青年马克思第二条逻辑的出发点是对象化概念,即从对象化出发的现实逻辑与异化劳动的人本主义逻辑相对立,开启了走向物质生产的科学道路。毫无疑问,对象化概念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的核心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却包含了一种难以透视的显隐结构。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完全遵照了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序言中所说的“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10的指示,将这一概念的来源和发展归功于费尔巴哈的启迪。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也认为此时马克思的主人话语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对象化概念的直接来源是费尔巴哈固然是没错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一概念的深层解读其实也映射了马克思此时哲学方法论的思想构境。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文字表述,它们是极具矛盾性的。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大肆赞扬”了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其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对哲学唯物主义的贡献、对宗教的揭露堪称天才,但是这一系列赞扬更多是修辞性的。反观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黑格尔的“严厉批判”,不仅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总结和批判,而且也部分肯定和不自觉地使用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作为其异化劳动方法论基础,与对费尔巴哈的修辞不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讨论更多是理论和方法层面的。此外,根据我们对马克思一生写作和思考习惯的了解,马克思的重要思想突破都会以笔记、手稿等形式记录下来。假设此时的费尔巴哈是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主人话语,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巴黎笔记》、《1844年手稿》或者其他笔记手稿中几乎看不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摘抄与评论?与之相反,马克思不仅在《摘要》中逐字逐句地摘抄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而且从他读博士开始,一直到《资本论》时期,黑格尔始终都是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绕不过的他者,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可见一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与费尔巴哈、黑格尔的理论关系。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是第一次在表层话语上完整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但是这种对哲学唯物主义接受和借鉴的契机却是来自于黑格尔和古典经济学。从黑格尔的《耶拿手稿》来看,他其实吸收了大量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斯密的理论,在他看来,劳动必然要把自身外化为对象性沉沦于自然。而古典经济学的斯密也基于手工业劳动现实提出工人主体性劳动的理论,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以黑格尔现象学的方式理解了对象性劳动的概念,从而与费尔巴哈的对象化概念产生了连接,这是马克思通过劳动来理解对象化的重要理论来源。所以,哲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只是属于第一条逻辑的异化史观。究其根本,青年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以费尔巴哈为表,以黑格尔为里。所以,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试图超越恩格斯、赫斯、古典经济学家的根基恰恰是他拿手的黑格尔哲学。换句话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研究愈是深入,愈是无法自拔;批判愈是激烈,愈是体现了黑格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认为,青年马克思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的凸显,恰恰是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当中生成的,这不仅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中可以看出,而且从《1844年手稿》的第一笔记本、第二笔记本,乃至《巴黎笔记》的摘录中都可以得到体现。随着《巴黎笔记》的摘录,马克思从现实出发的第二条逻辑愈发增强。实际上,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第一笔记本手稿的第13页就开始引用欧·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一书,之后甚至引用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势学派理论家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这两本书主要论证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由此倒逼了马克思在第二条逻辑上继续深化。但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缺环是劳动价值论,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分工、货币、资本、地租以及其他范畴方面的细节讨论,和他整个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后相比,都是不够完整的。其实,马克思尽管在第二条逻辑上越走越远,但是他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经济学内在的逻辑,他不仅没有试图去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没有想过经济学本身可以反转为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形成一个对剥削的全新讨论。马克思只想要找到一条和经济学发财致富的物性逻辑不一样的“人”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西斯蒙第、赫斯、恩格斯和蒲鲁东的理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使马克思能够在进入经济学的过程中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保持立场距离,从而形成令人难以捉摸的双重逻辑。

参考文献

1.我目前已经完成《回到马克思》第2卷的书稿,此书不久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2.参见张一兵:《回到海德格尔——本有与构境》(第1卷,走向存在之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9页。

3.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Ⅳ,Band2,Berlin:Dietz Verlag,1981,S.493-502.此笔记于1932年作为附录发表于MEGA1第三部分第3卷的第592-596页,中译文首次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6-374页。

4.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李乾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张一兵:《舒尔茨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在我看来,与《1844年手稿》笔记本Ⅰ中具体描述的四个方面“异化劳动理论”不同,“劳动异化构式/理论”代表了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整体方法。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1页。

7.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Ⅰ,Band2,Berlin:Dietz Verlag,1982,S.404.中文参见﹝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8.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Ⅰ,Band2,S.405.中文参见﹝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1页。但是在此单行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2卷第1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320页中将“否定的(negative)”和“肯定的(positive)”翻译为“消极的”和“积极的”。

9.参见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3-193页。

10.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AbteilungⅠ,Band2,S.326.中文参见﹝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页。

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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