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让孔子蒙上愚民罪名的正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倡导“敢于知道”，然而却让人失去了对圣贤和传统的敬畏之心。于是所有人敢于知道，却导致所有人都无所畏惧；所有人无所畏惧，于是所有人无恶不作。
启蒙运动的三个本质特征时长：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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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三个本质特征《晋如说儒》是腾讯网儒学频道、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联手打造的高端文化讲座，学术性思辩性强，非常适宜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精英人士。讲座完全颠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习惯观点，带领听众重新思考近代史，重新审视儒家文化。
主讲人徐晋如为古典文献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国学院教务长，香港孔教学院永远名誉院长。著有文言诗文集《忏慧堂集》，学术专著《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缀石轩论诗杂著》等，是当代儒家诗教的首倡者。
（特别鸣谢：深圳文德天会所 汉字创意设计师霍者先生）
《晋如说儒》第七讲之第二节：
启蒙运动的三个本质特征
既然我们现在对于这句话的所有的歧见、异见都是来自于西方启蒙运动，所以我想我们对于西方启蒙运动做一个回溯，做一个批判，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去理解西方启蒙运动，不仅仅对于你理解这句话有非常大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你只有理解了启蒙的本质以后，你才会理解儒家所倡导的教化它是何等之重要。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启蒙？什么是教化？
康德
什么是启蒙呢？我在第一讲就跟大家说过，康德提出来的一句经典的话，四个字——敢于知道。他这样解释，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引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要敢于知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在康德看来，普通老百姓他们是具有运动自己的理智，能够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能够发挥聪明才智的，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了被人引导，被什么人引导呢？被贵族、被传教士所引导，所以他们的勇气丧失了，以为我就是应该被人所引导的。那么现在，康德说，你们要鼓起勇气来，你们要敢于知道，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当时，另一位学者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我认为，启蒙一般来说，意味着从能够具有合理性的人当中制造出理性的人”。“从能够具有合理性的人当中制造出理性的人”，意思是说，只要你的智力是完全的，你就可能也必须应该成为一个理性的人，成为一个心智成熟的人。这种观点其实跟康德的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康德说的更加富有诗意，更加文采斐然一些。
尽管康德的定义后来被证明是关于启蒙运动的最佳定义，但是在当时，跟他同时代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对于启蒙表示了怀疑，表示了质疑。比如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他就试图区分两种启蒙，一种是真的启蒙，一种是假的启蒙。他这样说：“什么是真的启蒙呢？真的启蒙的使命是光明和真理，是它们的增长和传播，是全人类的和谐、秩序、安宁与和平。假的启蒙的内容是迷惑而不是启发，是欺骗而不是指导，是瓦解与不和而不是和谐，是傲慢而不是自由，是心灵的恶性混乱和人心的诱惑。”莫泽尔认为真的启蒙是让你内心向上、人格完成，与他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而假的启蒙是放纵人内心的恶，让你为了自己的欲望寻找正当性。所以假的启蒙，它是靠宣传的方式，靠迷惑的方式，靠洗脑的方式去达到目的，而不是靠的是启发、指导、引导这样的一种方式。
当时还有一个著名的启蒙组织叫“柏林星期三学会”，里面也有一个重要成员，叫格迪克，他对启蒙的边界做了很严格的划定。他认为启蒙是必须要有差等的，注意啊，他说启蒙是有差等的：“启蒙按照而且必定按照地方、时间、社会阶层、性别以及几个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差异而变化”。也就是说你同样的思想，你不能够讲给所有的人听。所以孔子讲得很清楚啊，“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你该跟他道理的，该跟他讲真理，你不去跟他讲，你就失去了这样一个人。你不该跟他讲真理，你偏要去跟他讲，那么你对不起真理本身。所以格迪克希望这种差等可以作为启蒙的策略，或者启蒙的原则。他非常天真，他说：“启蒙的彻底平等，就像在财产上的完全平等一样，不仅不太值得向往，而且幸运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随着启蒙运动的有一件巨大的变革——社会变革，就是大众传媒的兴起。大众传媒的兴起，导致了贤愚不肖都处在同一个平台上，所以启蒙不但进行了，而且平等地进行了，根本没有以一种差等的方式进行。
康德胜利了，康德说的“敢于知道”其实是让所有人敢于知道，最后真的是所有人敢于知道了，所有人敢于知道的结果就是所有人敢于作恶了，所有人敢于无恶不作了，所以无所畏惧就是无恶不作。
我们中国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那么当时康有为写了他的著名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这两本书，影响很大，但这两本书的结论呢，我们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而它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所造成的恶果更是极为地深重。当然1903年以后，康有为的思想他跟前期的思想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之推崇康有为，是在于我认为康有为他始终是一个坚持独立思考的思想家，他不像梁启超，永远只是一个思想的二道贩子，而且他在1903年以后呢，他的思想的确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境界。我并不认同他在戊戌变法以前的那种思想，但是我认为，即使他的思想是错误的，他也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这样的一位学者。那么当时他的这两本书出版以后，就有一位学者叫朱一新，就给他写信。写信的时候，朱一新这个信写得非常地深刻，非常地情真意切。我的老师周笃文先生无数次地在我跟前提到这封信，当然我后来也阅读过这封信。这信里面他提到，他说你去追求道，就好比在大街之上设了一个水缸，给大家取水喝，那么有的人很渴，他就喝得多一点，有的人呢，他的量大，他又喝得多一点，叫“各依其量而止”。所以他强调的是一个差等。接着，朱一新又说：“凡事不可打通后壁”，你不能把背后的一层东西给说出来。他说，佛老——佛学和黄老学说——都是打通后壁之说，会让那种性情本身就不好的人，他学了之后就会变坏。他说孔子的思想、圣人的思想就是不打通后壁的。所谓的不打通后壁其实也就是强调，第一，不能够对所有人都讲同样的道理；第二，有一些道理，你是永远不能跟大众讲的。
刚才我们提到的格迪克，他也是一位教育家，他有一个经典名言，我觉得非常地有意味。为什么说它有意味呢？他说：“启蒙必须开始的真正起点，是作为国家栋梁的中产阶级。启蒙的光芒只能从这个阶级逐渐扩展到两个极端——上流阶级和下层阶级。”如果我们把中产阶级、上流阶级和下层阶级换一个说法，比如我们换成心智、性情的差异，这句话呢，怎么看都像是孔子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下愚不移”。所以我说这句话非常地有意味。《颜氏家训》里面颜之推就说，他说上智之人不学而能，中庸之人学而就善，下愚之辈乃政刑所慑。天分最高，心智、性情最好的人，他是不学而能的；中人之智，他是你教他，他就会学好；那下愚之辈，怎么教也不会成人的，只能够靠行政、刑事、法律、政令这些东西去震慑他，让他不敢作恶。
在十八世纪末期，其实有一批人抱有共同的见解，就是启蒙是不能（也）不应该针对所有人。当时有一位学者，约翰·路德维希·埃瓦尔德，他在1790年就发表了一篇《论大众启蒙：它的限度和优势》，这样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有人相信我想让农民系统地了解这些学科的全部内容，那么就大大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样做，既不可能，也毫无用处。有些人粗俗不堪、未经雕琢，他们的沉睡的精神能力不可能理解这些东西，而且，即使有人想方设法去唤醒他们，这样的学问对他们来说既不可理解也没有用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老师讲给我听的——当时北大哲学系那些教授被要求到田间去给那些老农讲哲学，你说这怎么讲？没有办法讲。他们的心智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那个荒谬的时代，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任务，就必须得去完成，最后还是我们中文系的教授聪明，教了哲学系的教授一个办法，说你们去给那些老农讲哲学的时候，你们要多举“肥例子”，就是举那些老农身边的例子。你讲一些浅显易懂的东西，那些东西哪里是什么哲学？但是老农听了以后，觉得：“嗯，有道理，总结得好，我一下子理解了，你们真有水平！”我们现在很多的讲国学的都是这样，没文化的人听了以后，觉得说您讲得我懂了，您真有水平。实际上他讲的根本就不是国学，也不是任何的知识，其实就是心灵鸡汤。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就行了啊。那么，在当时，在文革期间，我当时翻阅清华大学的校史资料，说那个时候，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就学会了高等数学，又说我们把西方资产阶级认为完美无缺的高等数学给划分为精华和糟粕两个部分。大家看，这就是“启蒙”给所有人启蒙以后才会闹出来的大笑话。
那么还是在18世纪末期，阿多尔夫·弗赖赫尔·冯·克尼格，这个人他在1788年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他认为，对下愚之士进行启蒙也并非不可能，但是启蒙的内容是要有边际的。他说：“现在有人试图激发农民，放弃他在栽种方法以及实际上在家庭管理中继承下来的许多偏见；有人希望通过有目的的教育，来摧毁愚昧的幻想，摧毁愚蠢的迷信，摧毁对鬼怪、巫师以及类似东西的信仰；有人现在教农民读书写字，变得文明——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有用的，值得赞赏。但是，给予他们所有种类的书刊、故事、寓言，使他们习惯于把自己运送到一个思想的世界，使他们睁眼看到他们自己所处的、无法改进的贫穷状况，使他们因为太多的启蒙而不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把他们转变为对地球上资源的不均分配废话连篇的哲学家——这才真正毫无价值。”外国人说话总是比较绕，其实我们用中文直接地给他解释一番，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去教农民学会一种更好的栽种方法，去教他们改变一些不文明的生活习惯，去教他们不要再迷信巫师、神棍，这些都是有用的，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教给他们哲学，你让他们去变得对整个世界牢骚不平，让他们变得充满了要改造这个世界的欲望，那么这样的努力是毫无价值的。那么当然我可以补充一句，不但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上面的这些具有清醒的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力图想把启蒙紧紧限定在某一种阶层，或者紧紧限定某一种内容，这样的一些努力都失败了。最后实际上的启蒙和康德所讲的启蒙是完全一致的。那么，第一，就是要人知道，要人“敢于知道”，变成了要所有人都“敢于知道”，也就是说这些启蒙者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性、理性。启蒙者假定了每一个人的心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去追随一小群的精英，而应该相信自己的理性。但是我们要首先问一句，究竟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有理性？既然肯定了启蒙运动是要针对所有人，既然肯定所有人的心智是平等的，那么启蒙运动必然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运动。他们认为，我们有一个词叫做“精英文化”，有一个词呢叫做“大众文化”，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大传统”和“小传统”。那么精英文化是大传统，大众文化是小传统，在这些人看来，这些词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概念的提出，预设了一个精英理论，而大众启蒙的倡导者，这些启蒙主义者，他们是认为我们要文化融合，不存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分别。我有一个姐姐，是在电视传媒业界非常优秀的一位制片人，一位导演。当初她很想考一位人类学家的博士，所以我就去引介了一下。我的这位姐姐是一个极具精英立场的优秀的导演。我前面跟大家解释过什么是精英，什么是大众，奥尔特加讲得非常清楚，在各方面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就是精英，在各方面对自己放任自流的就是大众，精英和大众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是一个客观存在。那么我这位姐姐是一个极具精英意识的优秀的电视传媒人。她当时跟这位人类学家，跟这位教授、博士生导师见面的时候，她就说，我的镜头——她拍了很多优秀的纪录片，拿了很多很多的大奖——她说我的镜头是用一种俯视的眼光去拍摄底层。人类学家马上勃然变色，你怎么能够俯视呢？你怎么能够去用一种精英的姿态去面对他们呢？你应该同情他们，你应该跟他们处在同样的地位，你用跟他们平等的镜头拍他们嘛。我一听就知道，这位教授他肯定不会接受我姐姐去读他的博士，我姐姐如果去读了他的博士，也肯定会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这种基本立场上的差异是绝对无法弥补的鸿沟。很多的博士生导师跟他的博士学生往往会关系不太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立场不一样。我一生最幸运的事情，就是我的导师跟我的立场，我的立场跟我导师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读博士是最愉快的。那么我立刻就想起了一位学者当时说的话，他说我一生最恨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最恨人类学家了。为什么最恨语言学家呢？最恨人类学家的原因是因为人类学家都是启蒙主义者，都是平等主义者。最恨语言学家是为什么呢？因为语言学在人文学科当中，它是一个异类，它是一个怪胎，它是完全科学的，它里面最没有人文精神，与你的生命成长是最没有用的。所以很多从语言学，从小学入手，去读经典，去读经的人，他往往到后来他的心胸都极其地狭隘。我经常见到有这种，从这种琐屑的考据入手去研究国学的人，他对传统文化是充满刻骨仇恨的，而且这种人呢往往个人修养都极其地恶劣，经常在微博上网上用极其恶毒、极其肮脏、极其下流的话去辱骂我们的文化传统，辱骂我们的传统文化。根本原因是因为，语言学它是一种科学，它通向的是怀疑，它通向的不是信仰，所以它恰恰是违背了知识的本来的目的。
那么启蒙的第二个特点——是启蒙唯一注重的——是理性。它使得理性一家独大，而完全不去注意人的性情的化育，对信仰的敬畏。一个人只有理性是非常可怕的。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人跟机器没有什么分别，其实西方一直在反省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西方的关于世界末日的科学带来人类毁灭的种种的科幻片。其实这是体现了美国人文学界、西方人文学界对于理性一家独大，它的一种警醒、一种反思。
后来的现实的启蒙，它有第三个特点，就是启蒙依托于科学和实证的知识。凡是不能够被科学分析实证的知识都遭到排斥，却不知道人类的所有的精神生活的基础，人文、宗教、音乐、艺术这些东西永远不可能被科学实证。梵高的画你能用科学分析分析出它哪里好吗？没办法。八大山人的画，你能用科学分析分析出哪里好吗？你只能够用情感去感受它，你沉浸在其中，去玩味它，你才能够理解它哪里好，科学是解释不了的，也无法分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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