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二分部有两个警卫团，即警卫2团和警卫4团、6大站、第28兵站医院和第17大站、第13兵站

 1951年2月，湖南军区组建长沙军分区补训14团，父亲由军分区独立1团2营调任该团党委书记、副团长（该团没有团长，父亲主持工作）。
 该团大部分是湖南的兵员，暂编二个营。母亲此时也由长沙县大队转入该团，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

1951年4月志愿军二分部运输7团团干部入朝前在安东合影（前排中为父亲、前排右一为母亲）
 
 1951年3月，补训14团接到湖南军区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出发，三日内赶至武汉汉口集结，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此次行动严格保密，只有几位团干部知道，营长们问部队的任务是什么，父亲就说是部队换防。部队接到命令时，母亲恰好回家探亲，由于时间很紧，无法通知到母亲，父亲估计母亲是跟不上部队行动了。部队抵达汉口后停留了三天，将军区从衡阳调来的一个营编入部队。就在部队整编时，意想不到的是母亲自 己从湖南赶到了汉口，又找到了部队。
 在汉口，部队给每个战士发了一箱饼干，之后就乘坐闷罐火车前往沈阳。当时的火车行驶速度很慢，三天才抵达沈阳。在沈阳的两天里，因为14团是刚组建的补训团，没有带武器，则由东北军区给部队配发了枪支弹药，每个班只发二支步枪，给5位团干部每人配了一匹马。另外，就是部队装备了400多辆小推车，每两名战士一辆。
 在沈阳时，团政委跟父亲说，我们去坐坐公共汽车吧，说不准以后就坐不到了。他们也从来没有坐过这样的汽车。于是，父亲和政委就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从首站坐到末站，坐了好几个来回，反正军人也不要票，真的是好好地过了一把公共汽车瘾。此时此刻，残酷的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让这些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父辈们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就没有想着去了朝鲜还能回到祖国。
 此时，父亲的部队改称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二分部运输7团（该团仍然没有团长，父亲主持工作）。说是运输团，其实连一辆汽车都没有，只有400多辆两轮小推车。据说参战的许多部队在过江时都担负着运输任务，因为当时的志愿军运力非常有限。
 1951年5月的一天下午，父亲的部队近千人推着400多辆小车，每辆车上装着二麻袋粮食，在安东（今丹东）开始跨过鸭绿江,时值第五次战役期间。在鸭绿江大桥上，有一名战士边走边看，不知道怎么就掉到了江里，战友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江里时沉时浮，最终被江水吞噬，因为部队在疾速前进，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过江后，在朝鲜境内就开始遇有美军飞机的轰炸，尽管天色已黑，但美军的照明弹也能把大地照的通明。部队在崎岖的山路上，只能晚上走，白天停，躲避着飞机的轰炸。经过艰苦的行军，终于抵达阳德，将运送的军粮交至志愿军在阳德的军需仓库，完成了入朝时的运输任务。

抗美援朝：父母跨过鸭绿江（2）（缺少）

​1952年下半年，父亲的运输23团又并入二分部的警卫2团,父亲任警卫2团副团长。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二分部有两个警卫团，即警卫2团和警卫4团。警卫2团下辖一个高射机枪营，只有两挺高射机枪、三挺重机枪，但也算是有了一定的防空能力。1952年6月，我志愿军挫败了美军在交通运输线上展开的“绞杀战”，并在反“绞杀战”斗争中建成了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为保证我志愿军打持久战奠定了基础，此时，志愿军的高炮部队也有了很大的加强，敌人的飞机已不敢再轻易低空飞行轰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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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卫2团高射机枪营在训练

 
警卫2团高射机枪营在训练

 
警卫2团的重机枪
 1952年10月14日，美军第9军发动了以争夺朝鲜中部金化郡王圣山南麓上甘岭及其附近的控制权为主的战役，也就是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战役。
 
为了确保战役的后勤供应，志愿军司令部命令，前线作战的我15军，其弹药以二分部补给为主。在战斗中，我15军平均每天消耗弹药约126吨。为了此次战役，志后司令员洪学智亲抓后勤，二分部全力以赴并派一位副部长坐镇一线指挥，前线需要什么，后方就不惜一切代价地往上送什么。二分部的第6大站、第28兵站医院和第17大站、第13兵站医院全力保障战地伤员的救治任务，同时将第一、四、五分部调集来的1660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在此期间，敌机对我交通运输线日夜封锁，狂轰滥炸，运输线上挤满了来往的车辆、修路的工兵部队和民工运输队伍。我志愿军沿线高炮部队和警卫部队的高射机枪竭尽全力地防空射击，组成了一道道防空火力网，运输线上也乃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父亲所警卫的地段属于后方，情况要好的多，但军需物质都是从这里启运的，也容不得半点疏忽。战役期间，物质供应量大，路上车多、人多，部队就全团投入，加强了沿线的警戒力量，日夜坚守在运输线上。在父亲住地的山后有一座小桥，也是运输部队的必经之路，父亲就把唯有的两挺高射机枪架在山上，随时准备应对敌机的袭击。其实，用高射机枪打飞机是很困难的，高空够不着，低空飞的又太快也没法打。几年里，父亲的团就没有击伤击落过飞机，只能威慑一下。一次高炮部队打下一架飞机，战士们都高兴的跑出来看，结果被第二批飞机炸的到处躲藏。
 
有一次，父亲带着一个警卫员和一个通讯员随二分部的两位同志去警卫4团检查工作。下午，二分部一汽车团的连长对父亲说，我们早点回去吧？父亲说还是等晚上再走吧。连长说没事的。就这样，卡车就在大白天上路了。行至途中，突然有两架敌机对父亲他们的汽车又是轰炸又是扫射，父亲他们都坐在上面，情急之下，司机就让上面的人跳车。跳车应该从侧面跳，可父亲不懂，就从后面跳了下去，把两后脚跟都给墩黑了，父亲也顾不上疼痛，迅速滚到路边的小沟里（没有水），其他人有的跑到山林里去了。车停人跑了，敌机就老在低空盘旋，寻找目标，父亲趴在沟里一动也不敢动，心里盼望着天黑，可此刻，时间感觉过的非常慢，父亲也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天才黑了下来，敌机悻悻飞走。
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共投入运输车辆2163台次（不含人力车）、火线运输人员8500余人、动员民工6万余人。

 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志愿军的生存环境是十分恶劣的。战士们大多住在潮湿阴冷的坑道里，父亲的团部也就是一个非常简陋的茅草房。朝鲜的冬天十分寒冷，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度，而部队大多是湖南的兵，因此冻伤了不少战士。团政委的警卫员就是因为敌人飞机的轰炸，炸塌了坑道而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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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卫2团的团部。坐着的是父亲，左边站着的是母亲，中间的是警卫员

 由于粮食短缺，战士们长期吃压缩饼干，没有蔬菜缺少维生素，有的战士眼睛都看不清东西，部队就只能用黄豆来解决营养问题。团政委是个老肺病，后勤处长是个老胃病，父亲则有神精衰弱的毛病，每到晚上就发愁，一夜只能睡二、三个小时的觉，体重仅有110斤。
 尽管战争环境如此的恶劣，但志愿军战士仍然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和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父亲的团还开展了几次体育娱乐比赛。在团部，父亲记不清是谁搞来了一部缴获的收音机，是用手摇发电机发电的，听的时候还要有个人不停的摇才能听，也只能收到听朝鲜的广播，大家都听不懂，就由团里的翻译解说，因为是在山里，信号不好，经常听不清楚，后来收音机坏了，没人会修也就扔掉了。

 警卫2团首届体育比赛合影

 当时的志愿军后勤二分部辖有六个大站、四个汽车团、二个工兵团、二个警卫团以及一个基地医院、四个兵站医院。在二分部的团长里，父亲当时算是年轻的。二分部在开完干部会后经常组织跳舞活动，并由文工团的女同志教大家跳舞，父亲学不会就带着警卫员骑马偷偷地溜跑了，以后只要一散会父亲就立马走人。
 在抗美援朝期间，祖国派出了多批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志愿军指战员，可最让人担心也正是接待祖国慰问团。因为上级命令，凡慰问团所到的部队，该部队就必须万无一失地确保慰问团的安全。因此，接待祖国慰问团的部队领导即兴奋又紧张，其愉快的心境，也往往被敌机的空袭而打破。警卫2团共接待过两批慰问团，一次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马连良和周信芳等到部队慰问演出，晚上演出时，部队把礼堂遮的严严实实，不准漏出一点光线，就这样也非常害怕，因为敌机照明弹，一放就是几十个，把大地照的通亮，万一敌机轰炸了礼堂，这些著名表演艺术家若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也无法向祖国交代。因此，在演出时，团、营干部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即希望多演出一会又希望尽快结束，那种复杂的心情真的是很纠结。那次演出很幸运，没有敌机空袭，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还有一次，另一批祖国慰问团到基层慰问回到部队后，正在吃早餐，突遇敌机空袭，听到刺耳的空袭警报声，父亲他们顿时头都大了，赶紧按事前准备的方案，指挥战士把慰问团的成员疏散到防空洞。慰问团的成员到朝鲜来时虽有心理准备，但遇到几十架敌机轰炸的场面，以及那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和爆炸声，还是让他们不知所措，有的钻到床底下，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战士们拉他们去防空洞都拉不出来。所幸敌机毫无目标的乱炸一通后就飞走了，也没有造成伤亡。为了安全起见，警卫2团连夜就把祖国慰问团送到了志愿军后勤二分部。
 

1953年10月，志愿军二分部警卫2团改建扩编为独立团，编制4个营，团部直属有警卫连、通信连、卫生连、侦察连和机炮连等5个连，4000余人，父亲任独立团副团长，部队人员将陆续由其他部队抽调。当扩至2000多人时，原定回国的警卫4团突然死活不愿意回国了，提出要留在朝鲜继续作战。二分部没有办法，就做父亲他们的工作，即安排父亲所在的独立团回国。1954年，独立团乘闷罐军列秘密回国。在朝鲜境内，军列到站不能说话，车门不敢开，战士们带着干粮，连小便也在车上，用器皿接着。越过国境，在丹东才匆匆忙忙地吃了顿饭，然后，换乘普通列车直达河北宣化。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周恩来总理对此非常关心，将许多部队成建制地转入地方，支援地方建设。在此背景下，部队奉命改编为中央地质部勘探独立团，父亲任副团长，仍为部队编制。
 地质部为欢迎部队，在京宴请了独立团的刘沸腾团长、刘军政委和父亲。时任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还有其他副部长以及大部分司、局长参加了宴会。席间，李部长还兴致勃勃地介绍了地质工作和国家的现状，呵呵，父亲他们听得是云里雾里的，根本就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之后，父亲他们在北京住了三天，李四光部长让出自己的轿车，让部政治部门的一张姓科长陪着参观了颐和园、故宫和中山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