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塞尔努达（Luis Cernuda, 1902-1963），西班牙“二七年代”代表诗人之一，1938年因西班牙内战开始流亡，此后25年辗转英、美、墨西哥直至去世，终其一生未再回国。塞尔努达一生创作了14本诗集（其中包括两本散文诗集）；从法语、德语和英语原文分别翻译了汪天艾吕雅、荷尔德林、华兹华斯等欧洲诗人的作品，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并出版了多本文学研究专著，主题包括19世纪英国抒情诗和西班牙诗歌研究。
塞尔努达的创作生涯是对欧洲诗歌财富的缓慢攻克和继承，风格先后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荷尔德林以及19世纪英国诗歌的浸染，成为西班牙诗坛少见的“欧洲诗人”，帕斯曾经称他为“最不西班牙的西班牙诗人”。虽然在他所处时代的西班牙诗坛，塞尔努达因其奇怪的诗风、与西班牙生理和心理上的疏离而备受边缘化，他的诗歌却对西班牙战后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有西班牙学者认为，论及对西班牙诗坛的影响，他足以媲美希梅内斯和安东尼奥·马查多；哈罗德·布鲁姆也曾盛赞他是“诗歌艺术的圣人”。
《一本书的记录》是塞尔努达56岁时，为自己的诗歌全集《现实与欲望》所写的诗歌回忆录。
塞尔努达给世人留下了奇异的的色彩，蓬塞称他是“西班牙语诗人中最伟大的一个，也是最神秘、最不为人知的一个”，布罗茨基、哈罗德-布鲁姆、帕斯等世界文学大师对塞尔努达都极其推崇。天艾在这篇文章中，分别介绍了塞尔努达不同时期创作的几部诗集，创作于1927年前后的《空气的侧影》和《牧歌，哀歌，颂歌》是塞尔努达的少年之书，第三本诗集《一条河，一种爱》是一部“梦境之书”，从少年之书到梦境之书，塞尔努达经历了一次完全的自我颠覆，正如天艾所言，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塞尔努达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完全颠覆中发现了反叛的现代精神，并将之为他所用。在他的眼中，超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风尚，更代表了一个时代青春洋溢的精神流派。”塞尔努达的这一精神变裂的印迹都在《一本书的记录》中有较完整的呈现，随后我将做详尽解读。
超现实主义对塞尔努达创作193年的第四本诗集《被禁止的欢愉》同样有较大影响，不论是早年如公众指认他“模仿纪德”，还是他在精神上亲近纪德，总之对纪德的阅读，“让塞尔努达自然将自己的同性取向视为'活在世上的另一种方式’，以全然真诚的坦白的态度对待。”在这部诗集中，“欲望”是他向外界表达的核心。所以我将这本书定义为“欲望之书”。
第五本诗集《在遗忘住的地方》天艾声称是塞尔努达向贝克尔诗风的致敬之作。如何致敬？何以致敬？汪天艾并没有展开论述。但据我所知，贝克尔是西班牙著名诗人、散文作家。他的诗集《诗韵集》和《传说集》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并成为新起作家模仿的典范，作者也被称为是结束西班牙诗歌的浪漫主义时代而开创现代诗风的诗人。由此看来，作为晚生代的塞尔努达深受贝克尔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一个贝克尔并不能完全成就一个伟大的塞尔努达。随后由于喜欢荷尔德林，塞尔努达开始学习德语，并将荷氏的诗歌作为悉心研读的范本，天艾描述为“逐字逐句”地探索，可见塞尔努达对荷氏是何等敬心啊。
1938年流亡英国后，塞尔努达开始了他的“欧洲诗人”之旅，他渐渐地远离“西班牙”，逐步接近那个最不西班牙的西班牙诗人的身份。天艾认为在这期间，“他的诗歌创作也正式进入成熟阶段。语言韵律注重简洁，力求节制而恰如其分”。他的第七本诗集《云》因此烙上了深深的流亡印记。在流亡的过程中，塞尔努达还出版了《好像等待黎明的人》、《活而不活着》、《时日无多》三本诗集，开始“注重对凡间力量的观察”，很显然，他已经摆脱了贝克尔“回避现实、注重表现内心”、“脱离社会传统和民族的感情”的“自我、主观”的诗风影响。可见，的确是欧洲成就了塞尔努达，而不是他的母语国家西班牙。
长期的流亡生涯，使得塞尔努达在最后的岁月里显得极度苦涩，他的最后一本诗集《客迈拉的悲伤》带给我们“不寒而栗的体验”。
从少年之书到梦境之书，再到欲望之书，以及后来的致敬之作，再到流亡主题以至最终的苦涩之作，塞尔努达是一个实实在在为“真理”而写的大师，谈到自己的创作，他自己也曾表示：“我只是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理，我的真理，也许不比别人的更好或更糟，只是与他们的都不同。”对此，天艾的结论更为贴切，“这种与众不同的真理让他的诗歌成为精神传记，记录下所经历的瞬间和对重要体验的反思。而追寻真理的过程，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本身，也体现在他对“何为诗歌，诗人何为”的诗学的思想中。”
忧郁，热望，影响
每一个诗人都有一部少年之书，即使再回过头来审视那些诗作，内心的情绪依然是复杂的。塞尔努达谈到《空气的侧影》时认为，它们“属于比我实际写作年龄更小的年少时光”，我倒认为这是一种过于谦卑的说法，事实上，塞尔努达在强调创作时的“热情”问题，其固有的“忧郁”大于“热望”，这种忧郁的根源在贝克尔那里吗？对此塞尔努达毫不回避地表示，在他8、9岁邂逅贝克尔的时候，已经“有什么东西扎根于潜意识中，以期未来某一天，从那里面开出花来。”
这一定是一束忧郁之花。
但是忧郁的根源之于贝克尔，也不尽然，在一定程度上，塞尔努达深受西班牙式的悲情主义影响，他一开始，就阅读了加尔西拉索（Garcilaso）、路易斯·德·莱昂修士（Fray Luis de León）、贡戈拉（Góngora）、洛佩（Lope）、克维多（Quevedo）、卡尔德隆（Calderón）等西班牙古典诗人的作品，同时他并没有忽视被他称为“文学的脊梁”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诗作。但对于这些作品的翻译，他始终报怀疑态度，他说：“我只能阅读这些古典著作的西班牙语译本，然而有的著作没有西语译本，或者译得很糟糕。”“这些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诗歌有相对较好的法语译本，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有所损失。”
对于塞尔努达来说，在阅读上始终保持着一种接近“根源”的欲望，在塞维利亚大学西班牙语言文学系的教授佩德罗·萨林纳斯的指导下，他开始学习法语，接近波德莱尔，这束发端于贝克尔的忧郁之花，令他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对法国诗人的认知。马拉美与兰波相比，前者对塞尔努达有一种天性的吸引，而兰波的“不易进入”，加强了塞尔努达的好奇心，他一再表示，“对兰波的诗，我觉得初次阅读时并没能触及他的所思所想，然而当时他的诗还是在我生命中留下印迹，并随着此后的反复阅读而逐渐加深。”很显然，塞尔努达看到了兰波诗中的“麻醉品”特质——忧郁和眩晕，这也是整个20世纪的诗歌特征，把握了这一点，就等于踢开了兰波的门。在塞尔努达看来，兰波就是个早逝者，这种看法带有浓浓的忧郁情绪，就像是海德格尔在《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者之间》探讨九鬼周造伯爵，以及谈及九鬼墓和墓地小树林时所显现出来的无限忧郁和哀愁。
塞尔努达曾坦言，皮埃尔·勒韦迪并不是他看重的诗人，那是因为，在当时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领略到超现实主义的神秘特质，或者说，影响塞尔努达的众多诗人中，皮埃尔·勒韦迪并不是那个最“热望”的人。但作为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皮埃尔·勒韦迪对塞尔努达随后创作的《空气的侧影》一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说，“他诗作中的一些特质有助于我发展自己当时有意达成的风格：毫不掩饰的，纯粹的……言不尽意的。 ”这的确只是一种“侧影”式的影响，一种创作语气的修正，而并非大动语言结构的深度影响。
在萨林纳斯教授的介绍下，塞尔努达读了安德烈·纪德的《借题发挥集》和《新借题集》，之后又读了《选集》。相比而言，塞尔努达更加看重纪德对其“人生”的影响——“开辟了解决自己关键性问题的道路”。1945年到1946年间，塞尔努达书写了不少关于纪德的文章，他形容《选集》为“惊喜和夺目光芒”，我相信纪德对塞尔努达的意义不在于文本，真正的“关键性问题的道路”，就是纪德笔下拉夫卡迪奥的青春，以及“他的天资，他的自由，他的勇敢”。
如果说塞尔努达对贝克尔的邂逅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那么与萨林纳斯教授之间，确实在有知遇之恩。
大学生涯的第一年，塞尔努达便成为萨林纳斯百计学生中的一员，只是个普通的学生而已，这根本上成就不了伟大塞尔努达的理由，相反，由于塞尔努达的性格缺陷——他自己这样写道：“在人群中有一种疏离感，很难和他人沟通，尽管有时候我的确想与某人交流……”直到本科毕业之际，塞尔努达在一本校内杂志上发表了几行散文，引起了萨林纳斯注意，并很快真正地相识，教会塞尔努达一切，教诲、鼓励。甚至在塞尔努达看来，“如果不曾有幸遇见他得到他的帮助，我就不可能成为诗人。” 而他的第一本书《空气的侧影》，就是献给萨林纳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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