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以98高年驾鹤归西，用国学的说法，当是仁者寿了。但大师去得如此安然，人们觉得不太适宜，他生前谦逊地辞去的帽子还得戴上去，所以这几天我们看到大家在排队给老人家戴帽子，从“国学大师”到“东方学大师”到“学界泰斗”，最后到了“巨星”与“圣贤”，终于堂哉皇哉，欢欣鼓舞。
季羡林先生一生所研习者，吐火罗文、巴利文也，在世界语中，类属偏门，跟国学原本扯不上关系，他译的《罗摩衍那》，了无文采；写下无数随笔，更谈不上深刻。怎么就成了文化大师？这不合常识。
但所谓圣人出而黄河清，常识又算得了什么呢？
真正的常识是：这些年里，中央首长们几乎都去拜望过他。
你不要以为首长们拜望季先生，就意味着文化受到了尊崇。这当然是误解，因为代表文化的是另外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应该是吴冠中是宣科是北岛是芒克是食指。如果这个都搞不清楚，那你确实就不懂什么是文化。
季羡林先生比文化更有魅力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了以尊卑有序为核心的儒学火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生机蓬勃，而且，他还第一个发现了“盛世”这样一个伟大的名词。这个天才般的发现，甚至超过了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霍金的黑洞和宇宙大爆炸原理。这样的贡献当然空前绝后，它让我们看到古老帝国炫目的光辉。
于是，他顺理成章，享受到了国师的礼遇。
所以，这两天当他的弟子说“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的时候，我相信所有关心国运的中国人都心下戚然，都不免忧心忡忡，要是大师果真要将这个伟大的时代带走。我们真不知举国何往？苍生何辜？
（另外，加一道问答题：“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是谁的名言？有知道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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