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片断的资料看来，陈寅恪 1940 年未能赴英上任，牛津大学所得到的消息，是陈寅恪本 人的意愿，但陈寅恪得到的信息，则是郭泰祺的指示。从日程来看，在陈寅恪得到这样的信息甚至还没有离开昆明之前，郭、杭二人已经为陈寅恪推迟上任同牛津大学交涉，而这个时候，陈本人显然毫不知情，还按原计划离开昆明到了香港。可见，陈寅恪 1940 年再度赴英未果，很可能是郭、杭二人的刻意安排。
这一历史的真相和具体的细节如何，郭、杭二人当时有何特别考虑，在没有掌握更多资 料的时候，难以做进一步的揣测。不过，了解一些郭、杭二人相关的资料，也许对进一步考虑这一看似偶然事件的意义有一定帮助。
身为驻英大使的郭泰祺，在此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他的大使身份外，似乎还由于他和牛津有着一些特殊的关系。正如陈寅恪在致梅贻琦函中已经点破的，郭泰祺以中英合作为理由力劝他接受牛津聘请，但所谓中英合作，实际上"即大使馆与牛津之关系"。据《郭泰祺先生行述》载：
当公(郭泰祺--引者)在使英任内时，与英国朝野均能深相结纳，博得对方之尊重，如保守党之丘吉尔、艾登及巴特勒，工党之阿特里、贝文及斯塔福克利浦斯爵士，及各著名之大 学校长教授，新闻界之有力人物，无论左派右派，均有相当之友谊，英国牛津大学曾赠以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郭泰祺是在 1938 年夏获得牛津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就在郭获得这一荣誉不久，牛津大学决定聘任陈寅恪，郭显然在中间起了推动的作用。当时，正是郭泰祺积极与英国朝野建立良好关系的时候，郭为陈事所做的努力，从郭泰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他在英国外交活动的重要一环。 至于杭立武，则 曾任"管理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也是中英文化协会的创办人，抗战期间，又被蒋介石委派为蒋与英国驻华大使及丘吉尔驻华私人代表的联络员。1940 年 7 月，英国曾应日本要求 ，将滇缅公路封闭，禁止军事资源运达中国，中英外交正处于一个相当敏感的时刻，郭代表 中国政府向英提出书面抗议，并做外交交涉；杭立武则代表 蒋介石和丘吉尔交涉，争得滇缅公路重开。可见，郭 、杭二人均与英国政界、学界和文化界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在陈寅恪和牛津大学之间所 扮演的恐怕也不仅仅是一个转信人和传话人的角色，在陈寅恪滞留香港不能赴英的事情上， 也显然是最知情者。他们这种角色，也许令杭立武觉得有责任施以援手，于是出面与香港大学商洽，聘陈寅恪为客座教授，并为此事于 1940年 8 月 24 日致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从杭立武一函可见，陈寅恪之受聘于香港大学，实际上是杭一手促成的，连陈在香港大学的薪金，似乎都是由杭立武的中英文化协会支付。上文曾引录的陈寅恪 1940 年 8 月 24 日致梅贻 琦函中，也提到"近因滇越交通又阻，而飞机票价太高，内子复以病不能即旅行赴沪"，" 几陷于进退维谷之境。"由此可见， 就陈寅恪的主观意愿而言，1940 年中赴英之意本已甚决[注解：陈流求在《回忆我家逃难前后》一文中也回忆陈寅恪先生在滞留香港期间，"仍在做些赴英的准备，如缝制他素不喜欢穿的西服"。也可作为陈本人没有放弃赴英打算的旁证。既接郭泰祺电告再缓一年，不得已搁置行程， 并欲尽快回国，滞港亦非所愿，寄籍香港大学实属不得已之举。就客观条件来说，此时距离 欧战爆发已经一年，在牛津大学的档案中，凡是涉及陈寅恪推迟上任的文件，都没有提及战争期间交通中断的理由。从前引陈寅恪至梅贻琦和牛津大学的信可以看出，陈寅恪从离开昆明到抵达香港，也没有考虑到交通中断的问题；倒是陈要从香港回昆明遇到了滇越交通受阻 问题。而且，回昆明旅费昂贵，陈私人财政非常拮据，而赴牛津上任则反而有旅费资助，返回昆明明显比赴英更为困难。今人常混淆了陈寅恪两次不能成行的原因，笼统地以为欧战爆发，交通中断是陈寅恪未能赴英之障碍。其实，第二次滞港的原因虽不能说与战争无关，但直接的原因似乎更多是各种人事上和外交上的理由，至于真相如何，尚待专门研究者解答。
陈寅恪 1940 年被郭泰祺通知再缓一年赴英后，本来按照牛津大学当时的决定，应该在 1941 年 10 月之前到任，然而，从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得知，陈自 1940 年夏寄居香港，任教香港大学，期间经历日军占领香港，到 1942 年 5 月 5 日才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回内陆，6 月 末抵桂林后，便在桂林留居年余，任教广西大学。陈寅恪 1941 年为何没有赴英，未见任何中文资料的记载，而在牛津大学的档案里，有一份在 1941 年 4 月 28 日发出的定期通告，刊载大学已经通过议案，容许陈寅恪延迟到任，直至当时的紧急状况结束为止的消息。到底牛津大学这次得悉陈寅恪不能到任，是如 1939 年般接到陈寅恪的信函，还是像 1940 年那次通过郭泰祺和杭立武通报，档案中并没有任何直接材料显示，惟一 一份相关的文件是郭泰祺于 1941 年 10 月之前致牛津大学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原函未见，发出日期亦不详，笔者在大学档案看见的，只是 1941 年 10 月 21 日牛津大学遴选委员会关于此份 电报的讨论记录，全文如下(郭泰祺电报原文无标点，标点为引者所加)：
遴选委员就以下来自郭泰祺的电报做出讨论：
"请坦诚地给我意见，在目前的情况下，你们希望陈寅恪教授在明年秋季赴英，还是希望他再缓一年，抑或是希望中止协议。据我了解，由于其健康不佳，他对此行并不热心，但十分希望按照你们认为是最好的做法去做。
郭泰祺"
遴选委员会强烈反对陈寅恪教授辞职的建议，但同意他应该再缓一年到任。与此同时，应该查询究竟健康不佳是否陈寅恪教授不愿到任的真正理由。
虽然郭泰祺电报的发出日期不详，但可以推测，这份电报是在牛津大学于 1941 年 4 月第三次 通过批准陈寅恪再缓上任的决议后才发出的。首先，从档案的内容和排列看，牛津大学在获悉陈寅恪再度不能上任和通过决议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份电报；其次，郭泰祺提出请牛津大学考虑的三个可能性，之前在大学档案的文件中一直没有提及。从遴选委员会的强烈反应看来，"中止协议"似乎从来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他们甚至怀疑"健康不佳"是否陈寅恪不愿到任的真正理由。不论这份电报何时发出，令人更感到疑惑的是，究竟陈寅恪对郭泰祺这份电报是否知情，其中所表述的包括其健康状况是否陈寅恪本人的意思，到底电报中提到的"目前的情况"和牛津大学的议案所提到的"目前的紧急状况"是否同一回事，战争是否造成陈寅恪第三次未能赴英的原因，这都是凭现有的材料不能判断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牛津大学这批档案中见到的是，陈寅恪从 1939 年接受牛津聘请，一直到 1945 年因医治眼疾无效正式提出请辞之前，从没有表示过放弃就任的意愿。相反，在牛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修中诚 1942 年到访中国期间，陈寅恪曾与之会面，详细而具体地商讨牛津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发展方向，甚至迟至 1944 年 9 月，还致函请修中诚代 表他向牛津大学提交有关的学系发展方案。有关陈寅恪和修中诚的讨论，下文将做更详细的阐述，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郭泰祺可说是陈寅恪受聘于牛津的首议者，但郭、陈二人对于此事的态度却一直背道而驰：先是郭泰祺力劝陈寅恪就任，陈寅恪但觉勉为其难；到陈寅恪决定赴英，郭又请其缓行；正当陈寅恪对赴牛津之兴趣未见有减，甚至越觉有所作为之际，郭泰祺却向牛津大学提出甚为极端的建议，字里行间有意让陈任教牛津一事无疾而终。郭泰祺于1941年4月17日离英返国就任外交部长，上引郭的最后一份电报很可能是他离英之后发出的，此后，郭便似乎没有再参与其事了。这些事态发展，到底是出于郭泰祺的某些外交或个人方面的考虑，抑或是陈本人的想法时有反复，还望日后发现更多材料，方能做出进一步判断。
学者的追求
以上的讨论表明，陈寅恪受聘于牛津一事，或许可以置于一个政治、外交活动的过程中去理解。陈寅恪受聘牛津未果，作为一宗历史事件，其意义不仅仅是陈个人际遇，在事件背后，交织着当时中国外交官员的政治考虑和大学行政部门的财务考虑。然而，中国政府官员和大学行政部门自可以有其政治和行政考虑，而身为学者的陈寅恪先生，一旦决定应聘牛津，一开始便是从推动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陈所关心的，是如何在外国的环境里，对发展国际汉学和推动中国文史研究有所作为。从牛津档案的其他部分可见，陈和牛津大学中文高级讲师修中诚最乐于花时间和精力的，始终是牛津大学的汉学发展。1942 年至 1943 年间，修中诚访问中国，其间专程到桂林和当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的陈寅恪相处了一个月，两人就牛津大学的汉学发展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讨论。这批档案保留下来的一些文件，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政府和大学官僚许许多多非学术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映照出学者执着于学术追求的独立人格的光辉。
修中诚(1883-1956)，英国伦敦会教士，1911 年来华，在福建汀州传教 18 年， 1929-1932 年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职，自 1934 年 1 月起，在牛津大学任中国宗教和哲学高级讲师。上一节提到的陈寅恪致梅贻琦信谓"牛津近日注意中国之宗教及哲学"，指的应该就是修中诚的研究兴趣，而当时陈寅恪的兴趣已经转到"历史与文学方面"。可见，陈寅恪最初不十分愿意去牛津，很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研究方向与修中诚不能配合，而修中诚原来对陈寅恪似乎也了解甚少。但是，当两位学者在中国见面，一起切磋学术，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的时候，他们不但互相了解了对方，并且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展现了对发展汉学研究的责任感和远见卓识。在牛津大学档案中保留着两份至今读着还令人怦然心动的文件，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和抱负，也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陈寅恪不能到牛津赴任，对于中国以至西方的汉学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损失。因此，笔者不惮其详地将文件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一份文件是修中诚 1943 年 11 月 29 日从昆明发出致牛津大学校长(Vicechancellor)的信，信中写道：
(上略)
所谓我的许诺，是对陈教授--即我们选定的中文教授而言的。让我从头说起：多数对这次聘请感到有兴趣的人士，一定有一个印象，认为陈教授对于这次聘请是半心半意的，并且对于任教于牛津有被流放的感觉，因此似乎居留不会多于三或四年。我凭着对他深奥晦涩的专著的性质的印象，也曾经这样以为。我现在有一点我自以为很清楚的依据可以证实，情况其实并非如此。在此，我向你提出这些依据，希望你认真考虑。
首先，我同陈寅恪教授相处了一个月，就我所专注研究的在语言中句法和文体的发展所反映出的逻辑意识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我们研究的中古前期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代，西方汉学家对这个时代知之甚少，而陈教授是研究这一时代的大师。我发现，他不但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教师，他很快可以看出一个人研究的途径和真正问题所在。我亦发现，他用英文陈述他的观点和进行讨论如同他用中文一样好。再者，他尖锐的批判能力和令人喜悦的幽默感，使得所有的讨论生色不少。因此，对于我来说，他不但是一个专家学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导师。
其次，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不但认识到西方研究在中国文化史的价值--很多学者也多多少少认识到这一点--我更肯定 地确信，只有等到训练有素的西方人，以他们自己的观点，委身研究历史和哲学的材料，中国学者才有希望得到他们需求甚殷的启发，以重新发现新问题。
其三，因此，由于牛津此次聘请为这样的发展开启了一条路子，这对于他便具有策略上的重要性，因而愿意接受在西方从事研究。其四，故此，他所想到的并不是在三数年内可以做到什么，或者要促进什么和睦 的文化交流，他认为对于牛津给予他的荣耀，惟一一个应有的回报是一个实在的、至少为期5年的工作计划。
因此，当他考虑到本科中文系学生的基础中文训练时，他觉得他的贡献不应该放在这方面。这类工作，若由一个英语助理承担，应更能胜任。他也希望他要承担的一般教学任务可以减至最少，比如说，每年只需任教一个课程。其五，由于(a)唐代(618-906)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具有关键的文化重要性，可与印度和希腊文化相媲美；(b)此时期尚未以现代方法系统地重新研究；(c)敦煌手稿对于了解此时期极有帮助；(d)此范畴之文献乃陈教授多年来专门研究的课题，因此应该在陈教授的指导下，进行有关的研究，包括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和就某些方面做专门著述。
从这封信可以看到，他们的会面，不仅澄清了修中诚以及牛津大学方面原来对陈寅恪没有到牛津上任的误解(前面已经提到，这一误解多少是郭泰祺造成的)，更令修中诚了解到陈寅恪的学术与人格。根据他们当面商谈所形成的共识，陈寅恪在 1944 年 9 月致函修中诚，授权修代表他向牛津大学提交有关中国研究学科发展的计划，该计划提交到东方研究学院，经由东方研究学院议事会(Board of the 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和总议事会(General B oard)通过的备忘录，再提交大学当局。下面是该计划的主要内容：
高级中国研究计划东方研究学院
代理中文教授修中诚先生在访华期间，曾专程到桂林，与陈寅恪教授相处一月。以下的建议 出自他们就西方汉学研究以及中国、欧洲和美洲的中国文化研究动态的讨论。这些论点来自 陈教授和修先生的看法：即思考一文化之历史非仅为该文化本身，也是将该文化视做人类文 明生活和思想的经验的一部分。陈教授请修先生代向大学表示敬意，对大学给予他的荣誉， 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诚盼在大学杰出学者的协助下，他能够对卓越研究和高等教育做出 贡献。陈教授授权修先生作为"向大学当局提交这个计划的 代言人"。
计划
A)该教授应负责将《旧唐书》(刘，220卷，10世纪)及新唐书(欧阳修，225卷，12世纪)以比较形式译成英文的工作，为确保该任务能够在5-6年内完成，应聘请5名专业的协作人为编辑及翻译，即除教授外，再加上2名华人、3名英国人及美国人。
B)为了提高唐史翻译的价值，应鼓励这5名翻译及其领导(即该教授)在从事主体工作的 同时，运用这种新的比较研究方法，利用敦煌手稿，撰写研究论著，阐明唐代文化；论著应 同时以英文及中文发表。
C)同时，出版社应该委任雷海宗(哈佛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邵循正(清华硕士， 曾在巴黎和柏林读研究生)、孙毓棠(清华硕士，曾在日本读研究生)写一套3卷本约1500页并附所需地图及详细索引的中国历史。这套历史应用英文撰写，并以认真的历史学生为对象。上述作者应该征询一个顾问委员会的意见，其成员有汤用彤(哈佛博士，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学家)、冯友兰(哥伦比亚博士，中国哲学史学家)，连同其他专家包括RobertPayne(小说家及诗人，清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陈教授、修中诚，以及出版社的一名代表。
D)大学应与出版社磋商，在大学及大学以外、英国及英国以外去寻求财政资源来应付该计划 的开销，即每年4 000镑，不少于5年，不多于6年。
该计划之论证
1.这是首次在牛津这样一所在西方学术世界享有盛名的大学聘请一位中国人担任教授。这所大学有其独特的传统，应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英国的汉学研究水准，并适时地尽力产生一些 现已有可能把中国和西方的批判性学术结合起来进行创新研究的成果。
2.众所周知，唐代(618-907)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之一。在这几个世纪里，中国人在诗歌和绘画方面成就卓著，才华尽显。中国人对于佛教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并把这些成就带到了纯哲学的领域，政府采取了新的形式，对法律的研究也有所进展。一种以开放的态度去欣赏世界的精神为其他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而希腊和印度艺术的影响更达到顶峰。如果不明白唐代在散文和论说文的写作方面的发展，就不可能理解宋代理学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哲学思想已达到一种新的睿智的整合和水平。
3.除了上述特色外，还有一点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各个主要的进步时代当中，唐朝是惟 一一个有着两套以传统方式撰写的官方历史的时代。由于这两套历史的原材料相若，而第二套则从不满第一套的观点出发而撰写，故此，进行严谨的比较的试验，实在大有可为。再者，专门研究历史方法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学的独特价值，向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国史学可上溯至殷周时期，到《史记》(司马谈，司马迁，公元前2世纪)以其有条不紊的论述及广阔宽宏的眼界，更使中国史学达到惊人的成就，并成为后来各朝代写作二十四史的楷模。
4.尽管近期的出版著作也有从世界史的眼光出发撰写的，但有意无意地，这类著作都显示 出，对于这些博学的作者来说，惟一值得注意的历史是源于希腊-罗马文化的历史，即使这些作者尝试把中国文化纳入，但不论对于精通中国历史的人，还是对于那些已经尽量利用可兹利用的史料的作者来说，结果都同样令人感到苦恼。这套以英文撰写的中国历史不是比提纲稍为详细一点的著作，在过去30年间，罕有以中文发表的批判性研究被西方学者翻译或评价。有见及此，美国学会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委托一个中美小组翻译班固的《汉书》，现在向大学和出版社提交的这个双重计划将会大大扩展该项译事及Dr Wittvogel摘译二十四史的工作(尚未完成)。此举将大大改善目前这种令研习历史、历史方法、宗教哲学、纯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学生不满的状况。并且，正如陈教授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的，中国历史研究在其自身的领域中所存在的弊病，正在于缺乏具有足够学识和资讯的西方批评。
其他考虑
1.陈教授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代文献权威和在敦煌手稿这个特殊领域的大师。他现年50 。约30年前，他赴日本读书，为留学德国做准备。他在日本、德国、巴黎和哈佛都从事过专 门的研究工作，精通梵文、巴利文、藏文和蒙文。正当他在北京与钢和泰合作的时候，战争 爆发，他们的工作因此中断。
2.由于过去30年中国学术圈在批判性研究方面有所进展，以及不少中国学者和历史学家熟 稔英语，这样，在会讲英语的中国历史学家和会看中文的西方历史学家之间，合作的大门， 正前所未有地打开。
这样一份计划，无须再做任何诠释，每一个熟悉后来中国历史学和英国汉学发展状况的学者，读了这份文件，都会为这一计划失去了实施的机会深感惋惜。当然，即使陈寅恪能够如愿到牛津上任，这份计划是否能够付诸实践还有很多未知数。事实上，在这批档案里，紧接着修中诚这份报告的，是数份来自大学出版社和东方研究学院的文件，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和所需的庞大经费提出质疑。由于实施该计划涉及牛津大学各方面对中国研究在认识上的分歧，更涉及学术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虑，这份计划并不一定能得到大学的学术和行政部门通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直到1945年秋陈寅恪赴英国医治眼疾前夕，他对 赴任牛津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修中诚在一份于1945年8月25日提交的年度工作报告中还提到，他正在向大学提出一个由他和陈寅恪共同商拟的计划，陈寅恪教授如能早日到英国 ，将有助于为英国的汉学研究开拓一个新时代[注解：Report on the Academic Yea r 1944 to 1945 by E. R. Hughes, Reader in Chinese (Oxford University), CP/1, Fil e 2.]。可惜的是，虽然陈寅恪当年秋天就到达英国治疗眼疾，终因未能 奏效，不得不放弃牛津的聘任。牛津大学档案中保留了一封当时在伦敦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代表、武汉大学教授陈源于1945年12月31日写给牛津大学校长的信件，信中写道：
我的朋友陈寅恪教授委托我转达以下事宜：陈教授请我感谢你友好的音信。他的眼睛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但尚未知道是否需要做第三次，亦未知他需要在医院留多久。事实上，他并不 清楚自己是否能够完全恢复视力，不过，他相信即使有幸恢复视力，要在研究方面比较大量地阅读，还需要至少两至三年的时间。所以，他决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恢复到足以应付舟车劳顿，就会马上返回中国。故此，他不得不谢绝接受牛津大学中文教席的荣誉。他为把这个决定告知你而深感遗憾，并且希望你相信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他觉得，只有尽快表明自己的想法，对大学，对各有关人士，以及对他自己，才是公平的做法。
从这些通过第三者转达的话中，隐隐然可以感觉到陈寅恪先生为无情的命运捉弄而不能遂其志的无奈。1946 年 1 月 21 日，牛津大学正式公布陈寅恪教授因健康不佳辞职。在中英两国学术史上令中国学人惋惜不已的这段"姻缘"，也就此终结了。
附识：本文的资料搜集及写作过程，得到牛津大学注册处及图书馆职员的热心帮助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的协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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