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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约翰·契弗《巨型收音机》中的异化(全文)

摘 要:契弗的短篇小说《巨型收音机》中主人公艾琳沉迷于用巨型收音机窃听他人隐私以形成自己虚幻的道德优越感,肆意消费来力图维持中产阶级虚幻的幸福感。本文拟揭示收音机和中产阶级符号性消费对其人性的奴役与控制,从科技异化、消费异化、人性异化三方面探讨小说中的异化思想,从而更深入地领略作品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约翰·契弗 《巨型收音机》 异化

约翰·契弗(John Cheever,1912—1982)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享有“美国郊区的契诃夫”之称。《契弗短篇小说集》(The Stories of John Cheever,1978)是他一生创作的精华,获1979年普利策文学奖,之后长期位于畅销书之列,受到学界广泛好评。其中,《巨型收音机》(An Enormous Radio, 以下简称《巨》)具有无可企及的风格,且标志着契弗小说艺术的真正成熟。[1]小说主人公韦斯科特太太艾琳无意间获得一台有窃听功能的收音机,能偷听到周围邻居们的隐私。艾琳由起初的好奇发展到偷听上瘾,通过了解邻居们虚伪肮脏的真面目逐渐对自己貌似正派和谐的幸福生活失去了信心。该小说的情节设计尤其是耐人寻味的结尾、人物塑造、反讽和陌生化手法、主人公的圣经原型和中产阶级道德堕落等方面皆已受到众方家精妙解析。近年来,郭立颖[2]分析了小说中消费文化意识形态对传统家园的消解;白陈英[3]进而指出其消费异化实质并解读了小说的生态意义。异化思想已被提及但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拟继续异化这一主题,从收音机——科技对人性的奴役和消费、对人性的控制等方面进一步挖掘《巨》中的异化思想,从而更深入地领略其思想和艺术价值。

“异化”源于拉丁文alienatio,较早运用于神学和经院哲学,主要包含两层意思:1.指人在默祷中精神脱离肉体与上帝合一;2.指圣灵在肉体化时,由于顾全人性而使神性丧失以及罪人与上帝疏远。其经济学含义表货物的出售和出让。后引入政治学,表示原始自由的丧失,人的自然权利向契约社会的转让和出让。[4]异化还被引入哲学,黑格尔(Georg Hegel,1770—1831)用以指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对立,并明确提出人的异化。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面阐述“异化劳动”,指出其根源为私有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则从哲学和精神分析角度揭示现代人的深层心理机制和性格解构的异化性质。同时,异化也是文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从古希腊神话和悲剧突出人与异己力量的对立,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反抗宗教压迫,到资本主义产生后揭示与反思物对人之操控,异化的文学母题一以贯之且不断呈现新的形态。[5]尽管不同学科、不同时期对异化曾作不同解释,但都围绕一个核心,即人的活动及其结果(或创造物)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独立于人的异己力量,反过来压制、奴役、统治人,使人的意识和活动从属于它。《巨》问世于1953年,在科技已然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作为科技产物的巨型收音机似乎无所不能,揭露出公寓大楼各家的隐私丑闻,使艾琳对窃听欲罢不能,最终丧失对生活的美好信心。作者将艾琳所代表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存困境通过荒诞的收音机真切地展现出来,引起人们深思。

一、科技异化

韦斯科特夫妇,吉姆和艾琳,都非常喜欢严肃音乐。他们经常光顾音乐会,还花大量时间收听音乐节目。家里的旧收音机毛病百出,已无法修好,于是吉姆决定买一台新的。然而,新收音机那丑陋笨拙的胶木匣子,与艾琳颇为考究的家具摆在一起极不和谐。艾琳对它其貌不扬的外观不免心生反感,其调度盘上众多旋钮也弄得她眼花缭乱。当艾琳打开收音机时,调度盘上立刻闪过一道恶狠狠的绿光。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收音机的到来可能会给韦斯科特家带来某种厄运。果然,巨型收音机很快便向主人展示其强大的魔力,把韦斯科特夫妇的平静生活搅得一团糟。刚打开时,收音机震耳欲聋的音量便把桌上的小瓷器震到了地上;更有甚者,通过它,竟然能收听到公寓内其他人家的隐私和丑闻:看似幸福美满、体面高尚的邻居们竟然拾到熟人丢失的钻石后据为己有,为经济拮据而争吵不断,性生活不协调,病入膏肓却无钱医治,高贵的女主人与听差私通等等。艾琳由震惊、好奇逐渐发展为窃听成瘾,稍有机会就打开收音机,整天沉溺于别人的隐私,对收音机产生强烈依赖。原本天真淳朴的艾琳开始怀疑朋友、邻居的诚实与正直。在与别人交往时,她总是一心琢磨着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秘密。同时,她也开始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感到焦虑和缺乏信心。她拼命地想从丈夫吉姆那里证实他们与领居们不同,他们是正派而体面的。“生活太难过了,太肮脏可怕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过,是吧,亲爱的?……我俩一直很好,很正派,彼此相爱,不是吗?……我们是幸福的,是吧,亲爱的?”[6](P53)这些略带神经质的举动惹恼了一向温情体贴的吉姆。吉姆历数了艾琳的过错,夫妻关系恶化,和谐生活被打破。为取悦艾琳而买的新收音机不但没能给他们带来欢乐,没能发展两人共同的高雅情趣,没能增进彼此间的感情,反而暴露了他们生活中曾隐藏得很好的秘密,打破了他们固有的和谐与幸福,造成了夫妻间的裂痕,并使他们陷入深深的焦虑与恐惧之中。

收音机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典型代表。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收音机给艾琳带来享受和知识,但艾琳和吉姆都不懂收音机的构造,对周围的其他设备也一窍不通,这无疑预示着人们对科技的盲目。之后艾琳发现其窃听的特异功能,并日渐沉迷于此。虽然她意识到这种偷听他人隐私的行为不那么“光明磊落”[7](P50),这和扒在人家窗口看没什么两样,但她还是无法自拔。收音机“也已变成一种发展得超出人类控制的不道德、无人性的工具,一架吞噬着它面前一切的没有灵魂的凶残机器”[8](P27)。人创造出的科技渐渐超出了人类掌控的范围,变成了异己性力量。此时科技已不再是人类的工具,人类反而沦为科技的工具,被科技所奴役。人的个性和理性一并被扼杀。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认为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是批判和否定的力量。[9]只有借助理性的批判力,人类才能清晰地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进而自由地发展。反过来说,为科学技术之类的工具所奴役的人已然丧失批判理性、自主性、判断力,因此也就迷失了自我,走向异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标题“An Enormous Radio”中 “enormous”一词除了表示“巨大的、庞大的”义项外,还可指“极恶的、凶暴的”。契弗一向反对科学技术,认为科学只会发明摧毁城市的武器,却丝毫不能懂得人类的喜怒哀乐。[10]他用该词对这款功能特异的收音机进行界定不能不说别有用意,发人深思。

二、消费异化

吉姆和艾琳过着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其收入、事业和社会地位正好相当于一般大学校友通讯录上统计出来的那个过得不错的平均数。他们结婚九年,育有两个孩子,家住萨顿场附近一公寓。艾琳宽阔光滑的前额看不出一丝皱纹,吉姆也感觉比实际年龄稍小,举止总带有一种故作天真的表情。这看似和谐幸福的一家仍然渴望着有朝一日能搬到韦斯彻斯特区去住。韦斯彻斯特区是中产阶级上层人士聚居区。上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令他们无限向往,其宽敞漂亮的住宅、便利的生活环境等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更高级的消费品,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契弗笔下中产阶级消费的地位诉求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20世纪中叶以来,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政府普遍推行的福利政策,社会各阶层的消费水平皆有较大提高。美国经济社会的核心已由生产转为消费,进入“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活动也随之发生了质的改变,清教主义节俭传统让位于享乐式消费和符号性消费。此时的商品已不仅仅是满足生存之基本需求,而是给消费者以享受和快乐,更多地成为一种象征,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人们拥有商品的多寡直接标志着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消费者通过自己所购买的商品来建构身份和地位,把商品当作突出自己的符号,或加入地位更高的理想团体的符码。[11]人们消费的对象已不仅仅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物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吉姆和艾琳正是希望通过搬到韦斯彻斯特区去住这种消费行为,与上层社会的其他成员建立关系,达到求同于自己所羡慕的社会上层、求异于不如自己的社会下层之目的,最终重新建构其身份和社会地位。中产阶级中的很多人都由更低的社会阶层奋斗而来,所以不可避免地追逐于无个性的、标准的、可以明确标识身份的物品。[12]他们的虚荣和对炫耀的热衷必然在衣食住行等消费活动中体现出来。消费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构建生活意义的手段。只有消费才能刺激起他们虚幻的满足和幸福的错觉。然而,艾琳的染得颇象貂皮的鸡鼬鼠皮大衣,吉姆的自我感觉年轻和故作天真,无不昭示着他们孤独、空虚、焦虑的本质,使那虚幻的幸福感更加飘渺、被掩盖的生活真实欲盖弥彰。

当消费沦为纵的社会行为时,人与消费是相分离的。这使人越发无所适从、欲壑难填,从而迷失在消费的大海中。消费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充实和富足感,反而带来了精神的贫乏与道德的堕落,人们对消费品的渴求以及从中获得的幸福体验随着对消费品的占有而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对下一个消费目标的搜寻和渴望。人们在对金钱和物质的追逐中无意间形成了一种财富即地位、物质即道德的新观念。个体消费伦理的丧失使消费背离了人,操纵了人。这就是现代社会中异化了的消费。

三、人性异化

“人首先是独立的,一切形式的奴役都意味着人性的'异化’。”[13](P445)无论是社会、时代的制约,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都将使个体独立性丧失而异化。《巨》中人性异化首先体现为人的活动受着物的逻辑(科技和消费)所控制。在巨型收音机和符号性消费的强大吸引力面前,艾琳的需要皆被异化为欲望。她贪婪地窥视着领居们的隐私以形成“世人皆浊我独清”的道德优越感,无视吉姆的收入状况,肆意消费以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未曾想吉姆为她那神经质的道德优越感大为光火,历数其非法独占母亲遗产、对妹妹冷酷无情、狠心堕胎等丑行,揭露其贪婪伪善的真面目。夫妻关系恶化,和谐幸福的面纱被撕破。更有甚者,他们并不比领居们的困窘拮据好到哪去。吉姆坦言其事业、收入并不尽如人意,事实上他为钱愁得要命,对将来毫无把握,因为他已并不年轻,他的头发也许明年就该白了,艾琳那虚幻的幸福感彻底破灭了。

其次,人性异化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艾琳头脑空空,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花钱、参加聚会,陶醉于虚假的幸福感中。丝毫不关心丈夫,在其工作陷入困境,收入下降之时仍毫无节制,以至于吉姆不得不央求她将钱用得合理一点。尤其购买新收音机后,夫妻关系更趋冷淡,吉姆下班回家连话也懒得讲。艾琳只好将注意力转向收音机。夫妇各怀心事,无心关注对方,更不用说去消除对方的疲惫与寂聊了。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他们都是孤独的,既得不到家人的体贴与关怀,也得不到朋友的理解与帮助。朋友邻居间看似和谐友好,其实各怀鬼胎,生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他们唯一能感受到的只有冰冷残酷的生存环境。

再次,人性异化体现为丧失独立性,完全认同冰冷残酷的现存秩序并加入其中。异化是社会环境缓慢、长期作用于个体的结果。当前社会发展远未达到完美的程度,尚不能满足个体全面发展的需求或极端地满足了个体发展的某一方面而严重压抑束缚了另一方面。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既渴望在人与人的交往和族群生活中得到发展,以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又想保持个体的独立与尊严,张扬个性。当社会成为人们无法控制的力量,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只能异化自我,淹没于现实的洪流,认同、迎合现存秩序并且加入其中,以取缔纯真的自我、丧失个人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惨痛代价。异化成为必然结果。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1924—2012)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最缺少安全感、生活最焦虑、最为虚荣和势利的阶层。原因是他们是人数最多的阶层,像螺丝钉一样可以被随意替换。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得到他人的承认,要在他人眼中看起来过得既得体又安全。[14]因此,《巨》中艾琳和邻居们费劲心机以保持体面。他们聚会频繁,主动与别人打招呼、谈话,努力维系中产阶级社会关系,生怕遭到排挤;天气一冷,艾琳就立马穿上她那件染得颇像貂皮的鸡鼬鼠皮大衣,迫不及待地彰显自己的身份;夫妻吵架时,吉姆毫不留情地叫嚷着数落她的丑行,艾琳难受至极却仍忍着屈辱一言不发,因为她担心别人会听到。在中产阶级地位的保卫战中,她不惜拱手出让自己的尊严与独立。

四、结语

“科学越来越发达,而人却越来越无力;技术越来越先进,空间却越来越狭窄;商品越来越丰富,生活却越来越单调;世界越来越喧嚣,心灵却越来越孤寂。”[15](P3)二战后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将资本主义固有顽疾暴露无遗,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人际冷漠、失业的危机等等使文艺复兴以来人性的张扬受到压制,资产阶级极力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价值观轰然倒塌。《巨》及时捕捉到了时代的音符,揭露了人们内心的焦虑。吉姆和艾琳清醒地认识到所处环境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危机四伏。然而,契弗除了展示这些焦虑的群像外,似乎束手无策。他让其主人公粉饰太平、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事实上,小说的结尾非同凡响、寓意深刻。收音机在夫妻争吵中突然恢复了正常,并以平稳的语调播送新闻:“东京清晨发生火车事故,死亡二十九人。布法罗附近收容盲童的天主教医院发生火灾……”[16](P55)这不能不使人想起17世纪著名玄学诗人也即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教约翰·邓恩“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的著名感念,无疑昭示着人们的终极命运,为盲目追捧技术、耽于物质享受而迷失自我走向异化的人们敲响了警钟。契弗身为清教徒的后代,继承了许多传统理念,尤其在经历了酗酒、吸毒、同性恋等备受指摘的事件后,晚年便转向基督教寻求精神救赎。其实契弗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以自身行为和小说含义隽永的结尾带给读者深刻启示,引发读者对异化了的个体和社会的体认与关注,这也是其社会风俗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之所在。

(本文为浙江省外文学会2013年专题研究项目一般项目,项目编号:ZWYB2013010。)

注释:

[1][美]马尔科姆·考利,约翰·契弗:《世界文学》,徐齐平译,1990年版,第192-209页。

[2]郭立颖:《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从进入后现代都市的空间生产》,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3]白陈英:《魔鬼还是天使——评析的生态思想》,长城,2011年,第12期。

[4]蒋承勇:《自由异化文学——论异化主题在西方文学中的历史嬗变》,外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

[5]Cheever,John.The Enormous Radio.Philadelphia&New York:J.B.Lippincott Company,1966:43-55.

[6][7][16]沙莎,魏常友:《生殖医学技术与科技伦理问题探讨》,中国医学伦理学,2008年,第2期。

[8][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

[9]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美国短篇小说选读(下)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页。

[10][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 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11][14][美]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梁丽珍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席杨:《选择与重构——新时期文学价值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13][15]鲁枢元:《精神守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

(梁意意,白陈英 临安 浙江农林大学外国语学院3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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