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获奖特辑
书评人俞耕耘的《〈秦岭记〉：自然作为书写的校准》（新批评第200期）一文获得第八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新人奖。
“文学评论，迫切需要和它的类似物——文学论文那里，划出有界限的亲缘感。”作为一个已发表上百篇评论的新人评论者，俞耕耘写作的成熟度和完成度令人印象深刻，在这篇讲述自己评论观念的文章中，他从文学史中的评论脉络看见自己的定力与不足，“在我看来，文学评论的追求仍是才、胆、识、力四字。才性为先，胆魄为要，识见为基，力道为度。就像“四美具”，只是一个理想状况，文章若占一二，成其大，也足够出挑。四字之中，已包孕评论者内心的权衡通变。”
从寄居者到装修者
文 / 俞耕耘
当作家端出一个整全的生活世界，评论者也需要与之对应，扩充话语资源。只限于文学理论的狭窄论域，只在文学史本身转圈，势必力不能逮，营养不足。
文学评论写给谁看，这个问题既尴尬，又困扰。我们生活在不大关心别人观点的年代，更遑论文学意见。如果一位作家说读了评论文章会受益，那大多是客气。一个读者说受评论推荐去买书，也许看到的是软文。我们大多坚信自己的眼光，独到不可替代。曾有人把文学批评分为三类：学院的、普通的和大师的，分别对应专家、读者和作家本人。而大多评论出于学院，面临作家不关心，读者看不懂的窘境。
索尔·贝娄打心眼鄙夷学院批评家，威尔逊这样的权威，又看不起“通俗文学”。纳博科夫、昆德拉、亨利·詹姆斯、厄普代克、库切等一流作家，对评论都当行拿手。他们的“创作论”及书评，往往碾压隔靴搔痒的评论家。评论者既无创作经验，又不及作家的好语言，空留精英主义的姿态，遭到作家、读者两头冷落。这看起来挺忧伤，但并不无辜。
索尔·贝娄（左）鄙夷学院批评家，威尔逊又看不起“通俗文学”
文学评论被学院论文影响，仿佛是一种悖论，两者不可避免走向合流。论文写作中的反修辞、反诗意，试图建立“文学学”的意图，与研究对象(文学作品）形成了奇异的混合物——没有诗意地研究一种诗意，缺乏文学性地阐释文学。文学评论，迫切需要和它的类似物——文学论文那里，划出有界限的亲缘感。在古代，这或许不是问题，如今却成了问题。无论刘勰还是钟嵘，都能以文论文，以诗论诗。换言之，文学评论，要用文学的形式、言辞去达成。
医用解剖和艺用解剖，虽都是解剖，目的指向却迥异。艺术家关心人体结构，医生则看重器官功能，不管造型。文学评论亦然，它要求诗意中的理性，经验性里的观念性。首先须是文章，其次才是评论。倘若倒置，只会失去受众和读者，愈发陷于独白失语。伍尔夫所言的普通读者，并不会对从概念到概念，从术语到术语感兴趣。批评，也要重回一种“中性”。批，并非只有指摘的意项。它还有一个古典传统，即批注。评，也并非只是西方理论挪用，强制阐释。金圣叹、脂砚斋、李贽这等妙人的“品”，已确立了中国典范，即魏晋以来品藻高下，对人品、作品的双重妙悟。
一个明智的评论者，会愈发向作家学习“好的文字”，去“偷师”写作技艺。有了好舌头只是有了品位，有了好文字，才决定最终能表达几成。当作家端出一个整全的生活世界，评论者也需要与之对应，扩充话语资源。只限于文学理论的狭窄论域，只在文学史本身转圈，势必力不能逮，营养不足。
朗吉弩斯在谈论崇高时，提及与古人同时竞逐的关系。评论者本来也应如此，与作家争胜。但事实上，我们似乎预先将评论家与作家划为两个阵营：一边是抽象、观念与理论的，另一边是具象、表象与生活的。仿佛只有评论家才是同行，作家只是对象，并未引为同类。这或许是关键所在——评论者从未把自己视为创作者。这种身份认知，决定了评论的独立性、文学性长久被弱化、遗忘。当德里达把哲学作品当作文学“文本”来解读，评论家也有理由被视为作家（或谓之文章家）。
观念与实在的关系，是哲学的一个难题，同样也关乎评论。评论是观念世界对现象世界进行的象征性交换。分析介入，交换价值，必须走出依赖概念术语的自我封闭。艺术各门类，生活各语境，各种认知实践，当应取尽取。用形象说明，以经验比附，才有新知洞见。巴赫金用加冕脱冕的狂欢节，去理解拉伯雷，以复调音乐说明小说的深化；本雅明用戏剧舞台去看待卡夫卡的姿势动作、救赎罪愆。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也见出一个昆虫学专家的谱系功底。别忘记生活，是歌德给我们的教谕，引喻连譬，应是评论者的修养。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文学评论更期待实在感，呼唤现实性。当我们抱怨评论往往是作品的附属物时，也说明无力跳脱，于树上开花。正如素描本是独立的画种形式，却被长久视为基础训练的环节。原因在于艺考风泛滥，而有审美意识的素描又太少。评论者的自信，源于把作品当质料，以我为主，与作家、读者对话交往。生发、激荡，如卦象不断去推去演。每篇评论都是对作家的一次问询，虽徒劳揣测，却保持好奇的动力。每种阐释，都是用私人审美，去“装修”作品内部空间。
不畏写出“偏见”，这是评论的迷人所在——片面的深刻。弗洛伊德和尼采并没有因为偏激而缺少读者。相反，“唯正确论”、“唯全面论”，机械的两分法，会带来套版反应。它们形成了写作话术，如各打五十大板，看似全面客观且周到，实则正确而少用，成为评论的“免责”声明。翻看过去自己所写，大多是鉴赏与阐发。这大概源于我总觉：说人短易，识人长难。阐释即理解，理解需同情，我对作家创作的困厄与犹疑，感同身受。
所谓作品的“不足”，也并非就是缺陷。我更愿称为“成功的未竟”与“未尽的才华”。它是阅读所生出不及预期的心理感。从作家本人看，欠缺或许是特点；自我重复，也许是为强化风格。谁又规定作家不能反复写同一题材，同一主题？重复，是否也算一以贯之？这一点即使孔子也大大赞成。评论爱犯的毛病，大多源于把风格问题和水平问题，混同起来：因风格的不投合，轻易贬抑作品的水平。
这关系到评论的“审美心胸”：兼得众美，不以一种口味，废万端滋味。阅读虽必有倾向偏好，但对于评论者，又不能“挑食”。阐释学后的接受理论，说明“前理解”总在影响判断，阅读本身是读者与作者的视野融合。这提示评论者的位置姿态，并非以往所言俯视、平视还是仰视的视点问题。本质上，它应超越认识论模式下主客两分关系，实现同情与“交感”。作家不止是研究的对象，作品也不只是物的存在。评论者与作家在“写作者”的身份上，是同构的，移情的。检视、内省和重思就是共情基础。评论者首先是情感的主体，其次才是认识、思维的主体。感知，是观点和意见的奠基。如果作品不能感其心性，动其心旌，就无必要硬写两笔评论。纵使再有思想和论识，情绪情感寡然，也如大江大河，没有落差，终究毫无动势。
“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品足的时候”，“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了不起的盖茨比》一开场，菲茨杰拉德这句“良言”，给了我评论勇气。如果小说以虚妄为业，评论就以“说三道四”为志。说人三四，常招人嫌，人性都爱听美言。所以，要说一二，优长是基本面，正所谓瑕不掩瑜。否则，评论者并没必要花大力气，关心本不入眼的作品。当然，不排除有私怨存在，抑或有人本就爱看烂片，有种爽快的受虐欲。
常写评论也易陷泥沼。如长期追遍热点新作，犹如集邮，却无暇精神补给，以致贫乏缺血。此时若不自知，仍长篇大论，靠故事复述，情节描摹撑文章，述而少评，表面高产，实为懒惰。与述而少评对应，引而少论，也是一种走“捷径”。论文腔，也和五四新文学批评的文艺腔、学生腔一样，成为普遍气象。评论越来越像低配版论文，升级版的随笔，超量版的论述题。要么是理论的“过剩物”，要么就是两张皮，理论文本的“肉夹馍”。
以才学见于评论，并非只是学舌和拼接的大师。当引文太多，只会对本文造成挤兑压迫。罗列再多“别人说”，唯独缺少“我认为”。这也许和学术论文列出一大堆参考文献和注释的习惯有关。文献海量扎实，想必水准就越高，这种心理影响还遗留在行文里。为何迷信理论家的脑袋，却不信自己的论断，也能同样精彩？我想一是炫才的虚荣，二是借来的底气。评论的特点，应“化理论于无形”，犹如拍人马屁，过于生硬明显，只会引人膈应。理论之用，更多是方法论层面的借鉴。堆砌引文，给自己“背书”打气，就像拉上一行人走夜路，只是心理效应。
评论也有自身的气质秉性，那就是在场、即时和甄选。文学论文，大多是一只“后手”，研究对象不是已进文学史，就是已获各类奖。评论的义务则是“先手”，快准狠新，就像速写的线条勾勒，并不考虑全面的光影体积。它即时性地从新作新人中嗅探有现象意义、辨识特征和经典潜质的作品。从这个角度看，评论者都是猎犬猎头，写出评论，已经说明选择和关切。只要它不是攻击的、失实的，就并无善意、恶意之分。
在我看来，文学评论的追求仍是才、胆、识、力四字。才性为先，胆魄为要，识见为基，力道为度。就像“四美具”，只是一个理想状况，文章若占一二，成其大，也足够出挑。四字之中，已包孕评论者内心的权衡通变。追捧虚美与赏识称誉，贬抑妒忌和真诚直言，往往有相似表象；文人相轻和文人相惜，也总是一体两面，相反相成。评论写作是悖反的调和——它尽人情又不惧“人情”，尽力融合又保有独立。评论的独立性，并非闭门造车，与作家不相往来。而是和而不同，发出差异声音，即使合唱，也有声部的不同。不拿赠书，不收稿酬，就能做到独立性？这就像为了让人不迈大门，先裹上小脚一样。
海德格尔晚年在黑森林
路标和林中路，是海德格尔常提的两个意象。我想，评论者的处境也不过如此。作品本身立起路标，故事层和情感层是实在的。然而，通往作品意义的小径又随机、偶然且任意。路标只提供浮出地表的标记，并不限定阐释的具体路径。林中路的分岔，靠评论者自选，可绕道迂回，也可直来直去。评论只会多提供“意思”，并不幻想抵达作家的意图。即使作家本人写出创作谈，也无法还原。说到底，评论文章是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趣味判断。作家是否认同并无关系，红学家们也不会真想拉起雪芹，问问是否如此。阐释当然与误读同生，知人论世也离不开以意逆志。区别在于，有粗制滥造的误读，有创造性的误读，评论者增加赋予的意义，就属创作本身。就像脱离史传，开始虚构时，小说兴起了。
评论者，更像文学的寄居者，闯入者，于暧昧不明的文本缝隙，去增殖意义，内向延展空间。作为不速之客，在里面借住久了，也难免“反客为主”。房子不是自己买的，作品不是自己写的，说起意见，却比主家还“头头是道”。大抵我们都有拿别人的“房型”，改换门厅的想法。从而，一开始口口声声说要尊重房主的布置，最后却想帮房主搞搞内装。当房主看了效果，最终说还不错，这么折腾完，效果也挺好。这就是作家对评论者自尊的“照顾”——都已经装修完了，还能说些什么呢？不如客气地卖个好。作为评论者，我深知，切不可把这些好话，当成补药吃。
（作者系书评人、自由撰稿人）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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