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1913～1960)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然而，他的思想和创作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在经历了后现代的解构大潮之后，人们失去了终极的价值和目标。意义的失落或消解既是我们当下生活的原因，又越来越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意义的失落就是荒诞，荒诞即无意义，而人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里，因此，自杀就是每一个为失去意义而焦虑、痛苦，甚至绝望的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果然，自杀已经成为当今现代社会的突出问题。而在中世纪以前，自杀是极为罕见的现象。自杀只是随着16世纪主观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第一次张扬才在欧洲渐渐流行起来的。据统计，1550年到1580年间有4部专写自杀的论著，17世纪有15部，18世纪有84部，19世纪则达540部。19世纪以后，随着对自杀的研究的深入和细致，有关这方面的书籍真可谓汗牛充栋了。
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加缪指出，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判断人生是否值得经历的问题。哲学唯一严肃的问题就是自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首先应该做的是回答问题。“在加缪看来，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总而言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我却看到：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再继续下去，因而就结束了生命；我还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荒唐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于他们生活意义的理想和幻想而死(被人称之为生活的理由同时也就是死的充分理由)。因而我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任何人的自杀都因为这种或那种现实的原因和焦虑，那种自称因为本体论问题而自杀的人，他的话往往是不可信的。
人生并不具备某种先验的意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是荒诞的人。荒诞的人拒绝自杀，这是因为他并不回避荒诞，而是把荒诞看作是生存的永恒状态，同时也看成是对死亡的意识和拒绝。在加缪看来，这就是反抗。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对自己的荒诞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挑战和反抗。加缪似乎一来到人世间就体验到了世界以及人生的荒谬性。1913年11月7日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东部的蒙多维镇。他的父亲是位农业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后负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足一岁。那个将加缪带到世界上来的人，加缪根本就不认识，也不可能留下任何印象。日后加缪每当回想起这一经历时，便不由得会想到荒诞。1930年，17岁的加缪开始咳血，后被诊断为右肺结核。当时加缪是哲学班的学生，酷爱足球。疾病意味着他将告别这一切，因为在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病意味着不治之症。这对加缪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个酷爱生活的人眼看着自己被莫名其妙地剥夺生命，这就是荒谬的最初表现之一。”而最后，1960年1月4日加缪死于一场车祸，这多少也使人联想到人生的荒谬。在加缪世界里，荒谬是“唯一的已知数”和“出发点”。面对荒诞，反抗是必然的，人生的意义也由此而产生。于是，加缪说：“我反抗，故我存在。”
1951年，加缪创作了《反抗者》一剧，这是加缪最喜欢的作品之一，虽然它给加缪招来的敌人要比朋友多得多。加缪说，“如果我们意识到虚无和无意义，如果我们觉得世界是荒谬的，人类的条件是无法忍受的，那么这并不是终了，我们不能停留于此。除了自杀，人的反应是本能的反抗……因此，从荒谬的感情中，我们看到出现某种超越它的东西。”在加缪看来，“有数的几种结构严密的哲学立场之一，就是反抗。反抗是人与其固有暧昧性之间连续不断地较量。它是对一种不可能实现的透明性的追求。它每时每刻都要对世界发出疑问……反抗就是人不断地自我面呈。它不是向往，而是无希望地存在着。这种反抗实际上不过是确信命运是一种彻底的惨败，而不是应与命运相随的屈从。”反抗是加缪的一种理念，是存在本身，但并不能付诸实践。加缪认为，反抗的历史化必然倾向与否定价值从而走向虚无。反抗永远只能停留在心灵或感情之中，一旦进入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就将成为整个社会秩序和结构的暴力，从而引起新的反抗，如此循环不已。“原来属于上帝的，现在给了凯撒”。历史证明，革命就是用新的不义取代神的不义，而没有具体社会目标的反抗才具有永恒的意义。
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加缪与另一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分道扬镳。加缪总被人们认为是一位重要的存在主义作家，然而加缪生前却明确表示，“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总是惊奇地看到我们的名字被连在一起。我们甚至想有朝一日发个小小的启事，具名者声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东西，但并不担保相互间没有受到影响。这是笑谈。我们各自写的书，无一例外，都是在我们认识之前出版的。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是确认分歧。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出版的唯一的论文《西西弗斯的神话》，却是反对所谓存在主义的。”萨特曾靠拢苏联，而加缪恰巧仇恨苏联，虽然他并不喜欢美国。加缪认为，只有反抗才意味着人性的存在；而革命则是以一种反人性的手段反对另一种反人性的存在。因此，革命的结果往往导致另一种绝对主义。如果要在反抗与革命中作出抉择，加缪总是选择反抗。
加缪总在反抗，也总在选择。加缪说：“人们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我们不是自由的，全能之上的上帝要负罪责；或者我们是自由的并负有责任，而上帝不是全能至上的。”而作为加缪的选择显然是，我们是自由的，因此上帝并不存在。“在这个荒谬的、没有上帝的世界里云集着进行清醒思考而且不再有任何希望地人们。”面对荒谬，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呢?加缪说：“如果我确信这种生活只具有荒谬的面貌，如果我体验到它的全部平衡都系于在我的意识反抗与这反抗要与之斗争的暧昧之间的对立，如果我承认我的自由只有对被限制的命运而言才有意义的话，那我就应该说，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一百年的痛苦，对那些宣称第一百零一年建立新城邦、新理想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i加缪的看法恰好与此相反：一百年后的幸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重要的是如何减轻当下一百年的痛苦。那种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革命将是对于反抗的背叛。我们不能为了生活的质量而减少生活的数量，更不能为了某些人的生活质量减少零一些人生活的数量。
世界是荒谬的，哲学或者文学均是人类试图超越荒谬所作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这失败，并且敢于正视这失败，所以，人类便得以战胜他的失败。这正如西西弗斯的劳役。我们知道，西西弗生前是科林斯王，据说他诡计多端，许多神明，包括宙斯都上过他的当，他也因此而受到惩罚。在加缪笔下，“他搬运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斯于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这种清醒的心智构成了他的痛苦，同时也使他赢得了胜利。因此，加缪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
总之，加缪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这种哲学或许可以概括为关于荒诞、反抗、幸福的哲学。反抗处在荒诞与幸福之间，是作为荒诞的人唯一能够有所作为的事业，是人走出荒诞、获得幸福的必然选择，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只能由此而产生并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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