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与纳博科夫的艺术观比较

在少数族裔文学广受重视的今天，选择比较福克纳（1897-1962）和纳博科夫（1899-1977）这两位白人男性、贵族气重的主流作家,似乎应有非常特别的理由。而这里却只有两个常识性的理由：一是少数族裔文学的研究无法脱离主流文学的研究，因为优秀的少数族裔作家都熟悉主流作家，是在汲取了主流和本族两种文学精华的基础上做出了超越它们的特殊成就，所以我们研究少数族裔文学若忽视主流文学的影响，就难以做出恰当的判断，甚至会损害它的发展；二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929）的汉译本自80年代初面世以来再三印刷、畅销不衰，纳博科夫的《洛丽塔》（1955）在过去二十年间新译叠出，销势也一直旺盛，两位作家如此的受欢迎程度似乎也能增加我们比较他们的必要性。这里要做的主要是以《喧哗与骚动》和《洛丽塔》为例，联系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有关理论，比较一下福克纳和纳博科夫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上的特点。

常有人分别用“难”和“黄”这两个字来评论《喧哗与骚动》和《洛丽塔》。这当然是有不无道理的。《喧哗与骚动》的难是出了名的。书里的多视角、意识流以及时序和句式上的剧烈变化，使一个原本比较简单的故事变得非常复杂。尤其是在由智障者本吉叙述的第一部分和由极敏感的哈佛学生昆丁叙述的第二部分里，时序变化格外频繁，没有多少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可言，还经常出现一些所指隐晦的意象和大段没有标点符号和大小写的文字，给阅读理解造成很大困难。当然，从这部作品接受史上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困难，这种语言和形式上的奇观，也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某种特别的神秘感和吸引力，尤其是在其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

福克纳

说《洛丽塔》“黄”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小说于1954年写完后，纳博科夫在美国找的几家出版社都拒绝出版，只好于次年由巴黎以出版色情作品著称的奥林匹亚出版社出版。直到1958年，它才被美国正统的普特南出版社出版，但这家出版社当时也做了吃官司的准备。这部小说较为坦率地写了有恋童癖的三十七岁的成年男人亨伯特与十二岁少女洛丽塔之间的热恋与性爱，还安排亨伯特当上洛丽塔的继父，使他们的关系又带上洛丽塔所说的“乱伦”色彩。纳博科夫认为美国文学出版商最忌讳的主题有三个：一是色情；二是美满的黑白通婚；三是幸福的无神论者。这么说来，《洛丽塔》至少是在第一个主题上犯了忌，所以它的出版之路才如此不顺。

然而，如果对这两位作家有了更多了解，我们就会发现，认为《喧哗与骚动》“难”和《洛丽塔》“黄”的看法是很肤浅的，也违背了作者的意图。福克纳不止一次地谈到，难度并不是他刻意制造的效果，而是他作品内容的要求。也就是说，他所写的复杂人物、复杂关系、复杂事件和复杂反应等复杂内容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复杂风格。他只要如实地表现了这些复杂内容，复杂风格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否则他就会认为自己表现得不够真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风格应故事的要求而生，对我就像到了一年的特定时刻树叶就会自然长出来一样”。福克纳还谈到他经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创作，包括对风格的选择。他说他在创作过程中常有被魔鬼尾追的感觉，而且当他的人物一旦站立起来、有了生命，他就只能像记者一样努力追随着他们记录他们的言行，无暇顾及自己的风格。由此可见，难度并不是福克纳的追求，而是他复杂内容的自然表现，所以把“难”看作他作品的一个本质特点是不妥当的。

同样，色情也不是纳博科夫的追求。纳博科夫批评那些拒绝他的出版商缺少见识，说他们只看到书里的色情题材，看不到他的处理方法。这就是说，在纳博科夫看来，作家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写。比如他虽然在《洛丽塔》里写了亨伯特龌龊的恋童癖，但这并不比他的写法更重要，因为他可以用一种写法表示他赞赏这种恋童癖，也可以用另一种写法表示他的反对，而如果他用的是后一种写法，那么我们对其作品的判断也就应该完全不同于他用前一种写法的时候。其实，按纳博科夫自己的说法，他不但反对亨伯特，有意要把他写成一个恶棍，他还有别的追求，那就是美。他是这样解释《洛丽塔》和他的艺术观的：“《洛丽塔》的背后没有寓意。对我而言，一部小说作品的存在价值，就是能够向我提供我所简单地称作审美极乐的那种东西。那是一种以某种方式、在某一场合与另类的生存境界发生联系的感觉。在那里，艺术（好奇、温情、仁慈、狂喜）就是标准。”所以，如果只盯着书里的色情，甚至只寻找书里的寓意，那么我们就会误解纳博科夫的创作意图，忽视书里最重要的东西，即他所说的审美极乐或艺术性。纳博科夫对审美极乐或艺术性的这种强调，也可以进一步帮助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重视处理题材的方法而不是题材本身。可以说，纳博科夫要求自己处理色情题材的方法不仅能表现他对色情的反对态度，还要能制造出审美极乐的或艺术的效果。

纳博科夫

了解了“难”和“黄”不能反映《喧哗与骚动》和《洛丽塔》的本质，现在就来具体讨论和比较这两部小说作为艺术作品的一些有关的本质特点。先来看一下它们的相似点或可比性。这两部作品尽管写于不同时期，在作品题材和创作背景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还是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较为明显的包括：

（一）两书都是男主角兼叙述者讲述女主角的故事。在《喧哗与骚动》里，女主角凯蒂的故事主要是在小说的前三个部分里分别由三位男性第一人称叙述者叙述的。他们是凯蒂的哥哥昆丁、大弟杰生、二弟本吉。这三位叙述者分别从自己的角度，以不同的侧重，讲述了凯蒂从童年到中年的生活经历。在《洛丽塔》里，讲述女主角洛丽塔的故事的是亨伯特，也是男性，用的也是第一人称形式。有人说，讲述了洛丽塔从12岁到18岁的生活经历的《洛丽塔》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喧哗与骚动》又何尝不是呢？而且凯蒂被叙述的生活时间要比洛丽塔的长得多。

（二）叙述者都与女主角关系紧密。在《喧哗与骚动》里，康普生家三兄弟与凯蒂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兄妹或姐弟关系。自私的杰生与凯蒂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上的；他曾迫切希望凯蒂的银行家未婚夫为他找一份银行的工作，后来又长期侵吞凯蒂女儿的抚养费。昆丁和本吉则在感情上非常依赖凯蒂，几乎把她当成冷漠的母亲康普生太太的替代者，尤其是敏感、孤独的昆丁。关于昆丁和凯蒂之间有兄妹恋的说法并没有多少依据。昆丁确实曾向父亲康普生先生说过是他使得凯蒂失贞。但他之所以要说这个被康普生先生轻易识破的谎，主要是他不愿意让那个使凯蒂失贞的外来野小子损害凯蒂的尊严。为了凯蒂的尊严可以牺牲自己的尊严，可见昆丁对凯蒂的依赖之大和护心之强。凯蒂带着身孕嫁给了那个道德败坏的银行家之后，为了不使自己对凯蒂的纯洁记忆受到更多玷污，昆丁选择了自杀。可以说，昆丁是为凯蒂而死的。在《洛丽塔》里，亨伯特与洛丽塔的关系似乎也是密切至极。特里林把他们的感情称作当代文学中最伟大的爱情范例之一，把亨伯特称作“后无来者的情人”。为了这份感情，亨伯特也可以去做任何事情，包括杀人，杀死那个从他身边夺走洛丽塔的奎尔逖，最后自己死在监狱里。可以说，亨伯特的死与昆丁的相似，也是一种自愿选择的自杀。

（三）女主角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堕落”。福克纳说《喧哗与骚动》写的是“两个堕落的女人”。这两个女人就是凯蒂和她的私生女小昆丁。她们都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进入青春期后乱交男友，最后不得不离家出走。《洛丽塔》里的洛丽塔起初是一个完全符合亨伯特的理想的“仙女般的少女”。相处不久，亨伯特就开始发现她身上的任性、低俗等问题。她后来也是受人引诱而出走的。亨伯特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像换了一个人：挺着大肚子，头变小了，脸色苍白，面颊凹陷，胳膊和小腿完全褪去了那种迷人的黝黑。

（四）女主角的“堕落”都引起叙述者的强烈反应。在《喧哗与骚动》里，凯蒂和小昆丁的“堕落”引起的强烈反应包括本吉的号哭、昆丁的搏斗与自杀、杰生的辱骂、康普生先生的酗酒和早逝、康普生太太的抱怨等。可以说，书名里的“喧哗与骚动”就是对这些强烈反应的一种概括。在《洛丽塔》里，洛丽塔的“堕落”也引起了亨伯特的强烈反应，包括近乎草木皆兵的多疑以及殴打、杀人等暴力行为等。这些强烈反应都加速了女主角的“堕落”，最后都导致了叙述者们自己的悲惨结局。叙述者们也都是在悲惨结局发生之后开始自己的叙述，解释他们与女主角的关系怎样导致了这一切。

（五）叙述者的背景和个性也有相似的地方。昆丁和亨伯特尤为相似：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敏感、真挚；都单纯、保守，不适应商业化、庸俗化、道德堕落的现时环境。在《喧哗与骚动》里，凯蒂的银行家未婚夫对于自己当年在哈佛的作弊行为不但没有丝毫的内疚，还软硬兼施地要求昆丁为他保密，更加坚定了昆丁用自杀来捍卫理想的决心。《洛丽塔》里，在欧洲生长和接受教育的亨伯特细致表现了美国的商业广告、流行杂志、通俗电影等大众文化产品在洛丽塔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还详尽记录了洛丽塔的中学校长的谈话，尤其是这位校长关于学校的“4D”（Dramatics、Dance、Debating、Dating）教育方针的介绍，字里行间充满了尖锐的讽刺。亨伯特也有与《喧哗与骚动》里的叙述者们近似的逃避“堕落”的途径，包括旅行、发疯、进精神病院等。

上面列举的是《喧哗与骚动》和《洛丽塔》的五点较为明显的相似。其实，这些相似点的产生与这两部作品本身并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性。这些相似点也可以在许多其他美国小说里找到。詹姆士的《黛西·密勒》(1879)和《一个女士的画像》(1881)、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和《夜色温柔》(1934)甚至女性作家华顿的《快乐之家》（1905）和凯瑟的《一个沉沦的女人》（1923）等作品，都是不同程度地通过男性人物的观察或叙述写女主角的“堕落”，也都多少具备上述的其他相似点。但结合《喧哗与骚动》和《洛丽塔》里的具体描写谈这些相似点，对于了解这两部作品的内容及其叙述方法上的某些特点，以及这两部作品在一定层面上的可比性，也许还是有必要的。至于这两部作品为什么会有上述相似点，我们似乎只能从小说和文化的传统和习惯等方面去思考，因为还没有证据表明福克纳和纳博科夫有过任何直接的接触，也没有证据表明纳博科夫在写《洛丽塔》时读过《喧哗与骚动》。

福克纳在介绍《喧哗与骚动》的构思时说，此书始于一个形象，其中有个小女孩上了树，她的兄弟们在树下看到了她的脏内裤，等他解释完她的内裤是怎么弄脏的，他就有了此书。《洛丽塔》也始于一个形象。据纳博科夫自己回忆，此书起源于一幅猩猩画的图画，画的是它所在的那个牢笼的栏杆。那是纳博科夫1939至1940年间在巴黎时从一张报纸上读到的。读完之后深有感触，他就用俄文写了一个约有三十页的故事。写完之后不满意，他就搁下了，直到1949年才又重新拾起，于1954年完成全书。在最后写成的书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猩猩，它被男主人公亨伯特所取代，也没有猩猩画笼的行为，它演变成亨伯特对于自己如何变成囚犯的详细经过的陈述。这就是说，《喧哗与骚动》和《洛丽塔》起源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关于穿脏内裤的小女孩上树，另一个关于铁笼里的大猩猩画笼，两书在创作源头上没有任何关系。

上面提到没有证据表明纳博科夫在写《洛丽塔》时读过《喧哗与骚动》，并不是说他从未读过福克纳、对福克纳从未发表过看法。但我们迄今所能肯定的是，他读过福克纳的《八月之光》（1932），没有读过他的《喧哗与骚动》。1948年，也就是在他开始正式创作《洛丽塔》的前一年，著名评论家威尔逊向他推荐了福克纳，并寄给他一本《八月之光》。他读后感觉很差，在给威尔逊的回信里从文类和社会内容两个方面对它做了严厉批评。在文类方面，他认为《八月之光》属于“迟到的浪漫主义”，非常“陈旧”，情节和对话就像出自一部“劣质电影”，充斥着一种“虚假的阴郁”。在社会内容方面，他认为《八月之光》关注穷白人和黑人生活，“也许有社会学意义上必要性，但在文学上没有必要”。也就是说，在纳博科夫看来，《八月之光》更像社会学著作，不像文学作品。一年后，威尔逊又建议纳博科夫读一读《喧哗与骚动》，但这一次他不仅不读，还干脆地回答说：“打倒福克纳！”纳博科夫对福克纳的这些看法，我们可以参考，但不必太当真，因为他还激烈地否定过许多其他著名作家，包括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德莱塞、加缪、帕斯捷尔纳克等，还曾把艾略特的英文姓名倒过来，骂他是“toilets”。但他对福克纳的看法可以进一步表明《洛丽塔》与《喧哗与骚动》的上述相似点是偶然的，也表明他与福克纳在艺术观上存在巨大分歧，为我们讨论《喧哗与骚动》和《洛丽塔》所反映的他们在艺术观上的差异做了铺垫。这方面的差异可以说是难以穷尽，这里也只谈几个较为明显和重要的……

刘建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主要从事美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发表过论著《文本与他者：福克纳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译著《终结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以及《叙述与生存：福克纳的女性观》、《当代美国小说改写文学经典略论》、《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等一些关于现当代美国文学和理论的论文。

危机与探索：后现代美国小说研究

刘建华 著

ISBN 978-7-301-17131-8

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