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 人物
原题：伊哈布·哈桑与一个时代的终结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席教授 王 宁
◤伊哈布·哈桑，一位成年后从埃及赴美国留学的第三世界文学理论家，在欧洲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学界，以其新奇的思想和犀利的批评风格异军突起，成为后现代主义论争中“最多产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我们在悼念这位理论大师的日子里，应该总结他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于1925出生于埃及开罗，埃及裔美国人，是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后现代主义最早的评论学者之一，被誉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194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后赴美国宾州大学攻读电子工程硕士学位。他毕业之后没有马上去工作，却对文学产生相当大的兴趣，因此又接连攻读了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于1950年获得英文博士学位。他除了短期任教于仁斯莱尔理工学院外，长期任教于威斯廉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一直干到退休。
2015年9月10日，于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市去世。
2015年9月10日，被誉为“后现代主义之父”的美国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 1925-2015）在他生前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威斯康辛州的米沃尔基市与世长辞了。
全世界从事后现代主义问题研究的学者以及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人听到这一消息都不会无动于衷。我当然更不例外，因为我从一开始涉足后现代主义研究领域，就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哈桑的启迪和影响。我甚至常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文学和文化理论界挑起国际性理论争鸣的许多学者或理论家都来自第三世界？他们为什么能够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腹地杀出一条血路，进而脱颖而出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理论家和思想家？
只要看看这个名单我们就会感到汗颜了：解构主义的鼻祖德里达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以东方主义批判和建构而蜚声世界的赛义德出生在巴勒斯坦；还有这位哈桑也出生在中东国家埃及，而且在成年后才进入美国；最近在广州的翻译研究高峰论坛上见到的老朋友斯皮瓦克以及另一位老朋友霍米·巴巴也都出生在印度，而且斯皮瓦克最近在广州会议上再次宣称自己拿的是印度护照，是来自亚洲的学者，她为此而感到骄傲，如此等等。
这些理论大师都宣称自己是来自边缘地区，但是却吸引了西方主流学界的批评性关注，并迅速占据国际学界的主导地位。我接下来要进一步追问的就是，为什么在欧美国家的华裔学者和理论家不能像上面这些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那样撑起学术和思想的半边天并引领国际学术理论的潮流呢？我的一些在欧美大学任教的同行学者也时常和我讨论这个问题，也有的人甚至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使我感到问心有愧的另一件事就是直到最近，我才偶然得知哈桑去世这一令人痛心的消息。他逝世时，我还在德国的达姆斯塔德市出席欧洲科学院第27届学术研讨会暨院士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我再次见到了去年新当选为院士的德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霍农教授。
他作为早年直接受到哈桑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在其后的年代里一直从事后现代主义与美国文学研究，其间也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感到兴趣，并撰写过一些评论性的文字。两年前我应邀为欧洲科学院院刊《欧洲评论》(European Review)编辑一个主题专辑，题目是“重新发现中国：跨学科的视角”(Rediscovering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当时我约请他为我编辑的这个专辑撰文，他使用了哈桑讨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差异的反讽和游戏手法对中美两国的领袖人物作了一番后现代式的评述，并且插入了一些漫画，蕴含深刻，但却读来妙趣横生。
此时我们在德国再次相见，免不了又要谈起我们共同的师友哈桑。据霍农介绍，他今年曾见过哈桑一次，得知他身体不好，但却没有想到就在我们见面的当天，他却与世长辞了。可见霍农也和我一样，从不使用微信等先进的资讯设施，否则的话，他至少作为哈桑过去的学生应该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消息。故人既已仙逝，我作为他的朋友和学界同行，也情不自禁地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哈桑确实著述甚丰，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文学阐释学理论以及美国现当代文学。至今已出版15本书籍。此外他还出版了两部回忆录以及大量的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
首先是他最为熟悉的领域，后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批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就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而争论不休，哈桑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比回答什么是现代主义还要难，因此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问题至今仍既复杂又有讨论的余地”。荷兰学者伯顿斯则认为，“尽管现代主义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具有不稳定性，但我们可以乐观地说，现代主义的任何特征描述都已被人们广为接受了”，而后现代主义却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
因而这不仅在于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更在于它的内涵和外延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对于这种多元价值取向，哈桑在发表于1987年的《批评探索》上的一篇论文中作了详细的阐述。
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伯顿斯认为，如果以美国为中心地带，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至今已经历了大致四个发展演变阶段，呈现出了诸多的形式：1934-1964年是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出现并内涵扩散的阶段；60年代中期，它具有美国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的性质；60年代末，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智力反叛力量(Intellectual Revolt)而有了新的含义；1972-1976年间，它又发展为一种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而风靡美国。
到了70年代后期，经过不断的讨论和论争，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日趋综合，“从诸种后现代主义走向整一的后现代主义”(from Postmodernisms to Postmodernism)。在上述后两个阶段中，哈桑是一位风云人物，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的推进和阐述几乎无人可以出其右。
显然，伯顿斯的这种概括若止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比较客观的，而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利奥塔和詹姆逊两位思想家的介入，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便走出了北美，进入了欧洲的思想界和理论界，它和后结构主义大潮汇集形成了世纪末最有影响的一种理论思潮和认识观念。而且自90年代初以来，后现代主义进入日本、中国、印度等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从而逐渐发展演变为一种世界性的理论思潮，但是它盛极致衰，终于在全球化时代趋于终结。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了历史，也即成为我们“无法去影响的一个过去的事件”（佛克马）。
我仍然认为，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乃至整个国际思想界和理论界最重要、辐射面最广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理论思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批评家和学者们大多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出现于现代主义之后，但二者在哲学基础、美学倾向和表达形式以及二者所产生的社会土壤和所处的条件都大不相同。
诚然，在受影响于非理性主义哲学这一点上，二者有着基本的一致性，但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叔本华、柏格森、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和学说，而后现代主义则更多地受惠于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萨特等人的思想和学说，并与其后二十年内雄踞理论界的后结构主义有着共鸣。就文学而言，现代主义在破坏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后，并不止于此，他们试图创造出另一个假想的中心，而后现代主义则存心要消除这个“中心”，破坏现代主义精心建立起来的各种规则，把现代主义时期的“多元”扩大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在语言形式的革命上，现代主义致力于革新，后现代主义则要求更新。
后现代主义运动早已在西方终结，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仍然苟延残喘，它的范围不断在变化着：从文学走向文化，又从文化体现在文学上。
最近，一些学者试图从后现代主义的遗产中作出总结，摒弃其一味解构的破坏性成分，弘扬其建构的成分，以便打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的旗号。无疑，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它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它进行考察和研究，而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变得越来越体系化和完备了。它已经被逐渐历史化和经典化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剑桥后现代主义史》(Cambridge History of Postmodernism)。
这本书计划于2016年出版，它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正式被一部由国际权威出版机构出版的权威性的史书载入史册，成为与现代主义同样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该书各章虽然大量讨论了詹姆逊、利奥塔、鲍德里亚这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理论建树，但是也有相当的篇幅讨论和总结了哈桑的开拓性贡献。虽然他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后来崛起的三位思想家的光环所遮蔽，但作为“后现代主义之父”的哈桑的开拓性作用却没有被人们遗忘。
安息吧，伊哈布！历史将铭记你对人类精神文化建设作出的贡献。
（本文有删节，完整文章请见社科报1487期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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