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是一个有故乡的诗人。他对大地的赞叹，对日常生活的发现，有的是现代乡愁的寓言，有的是残酷生活的实录，有欢乐，也有悲哀，有庄严的面容，也有迷茫的表情。他的写作，饱含冲突，并且贯彻着一种精神紧张感。阅读他的诗，常常是难以平静的，他表达出了一个现代人的复杂心绪：既被“现在”、“瞬间”所牢牢地控制，又对“别处”、“远方”充满想象；既无法回避现世、欲望的快乐，又不愿臣服于此，依然要作必要的精神抗争。
我能理解雷平阳这种矛盾。面对一个日益破败的世界，诗人很难在内心重获一种坚固的秩序和根基，他只能接受变动、混乱、溃散、消失这样一些事实。即便面对故乡、大地这些被记忆守护的事物，它易变的容颜也常常令诗人大吃一惊。很多人都记得雷平阳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叫《亲人》：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也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这首诗，并非单纯抒写乡愁或昭示对故乡的爱，它更是诗人本身的写作象喻：这个“逐渐缩小的过程”，意味着诗人在现实面前变得越来越锋利，情感也扎得也越来越深，持续地在一个细小的角落挖掘下去，这样的写作便能让我们读到一种精神的刺痛感，它是自我的告白，也是面对世界的宣言。
事实上，雷平阳是在用两种方式来建构他的诗歌世界：他笔下的山川、河流、天空、田野，气势宏大，人行走在其中，孤独而渺小，通过描述这一景观，雷平阳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旷野，并在这个旷野里，重释了人与自然的庄严关系；另外，他也记述生活中那些微小的事物，小学校，小路，小河，小孩，“小小的灵魂”，一只蚂蚁、蜘蛛，或者一只羊，一棵树，甚至“一个卖麻雀肉的人”，不厌其烦的细部刻写，如同放在显微镜底下来看事物，从而照见生活中那些被忽视的欢乐或残忍，并通过对这些小事物的放大，把它对心灵的微妙影响有力地表达出来。
——有人把雷平阳的这两种写作方式概括为大和小、冷和热、写意和写实的统一，这是贴切、合身的。但矛盾和分裂依旧存在。在大地上，在故乡面前，甚至面对至亲的亲人，雷平阳在感念的同时，都会流露出一种无言的悲怆。那个安放心灵的地方，正在消失，人和世界的悲剧性关系，正变得越来越严峻，所以，雷平阳曾经把自己的写作称之为是“送葬”，“为布满了记忆刻痕的、渐行渐远的村庄，为那些只有在清明节才回家来与未亡人团聚的我的死去的亲人”（《土城乡鼓舞——兼及我的创作》）。也许，在这个日日新的时代，葬礼才是对那些旧事物最好的守护；最好的写作，往往都是对时代的哀悼，是挽歌，也是一次以乐致哀。
因此，雷平阳的写作越到后面，精神性的特征就越明显。即便是他常写的“回家”这一经典母题，也往往不再是具体的回家，而变成了心灵的返乡。现实已经不忍观看，记忆也日渐遥远，诗人只能在想象中回家。让变黄的青草“从去年羊群的舌尖上归来”（《草原》），让五十年前“无数放哨的土匪坐过”的“石凳”，散发出“走投无路者的体温”（《鹭鸶》），正如诗人“动用最后的/一点力量，回到青山的故乡去”（《在漾濞，暴雨》），这些，都是艰难的退守，也是现代人无路可走时的灵魂出路。无路可走了，你只有回家，哪怕是虚无的、想象的回家，也多少能够给诗人一丝的慰藉。
这也正是雷平阳的诗歌中最为可贵的品质之一。他的感受是有来源地的，他的用词也有自己的精神根底，或者说，他在纷乱、嘈杂的人世，并没有失去写作的方向感。雷平阳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说，“诗人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确实，写作是要有根据地的，诗人是要探究自己的精神根底究竟在哪里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诗人笔下的“小世界”，其实一直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心事，这也是雷平阳持续书写故乡、反复歌唱一个村庄的原因——哪怕情感的表达方式略嫌单调、单一，哪怕面对故乡的用词大致雷同，他也毫不介怀，因为故乡的下面，有一道的精神的潜流，它标示的是诗人不动的写作方向。
正是故乡、大地和亲人这三种事物，为雷平阳的诗歌确立起了清晰的方向感，也形成了他不可替代的写作根据地。他对大地和亲人的赞歌，是从这个生命的根须中长出来的；他对残酷生活的洞察，也是为了写出生命被连根拔起之后的苍凉景象。他的确是一个有根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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