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逝世，回顾捷克最伟大作家的流亡与回归

据法国媒体消息，当地时间12日，欧洲知名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去世，终年94岁。1984年，昆德拉凭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成为了真正的国际文学巨星。昆德拉神秘、低调，对媒体和大众敬而远之，他希望通过写作让自己隐形，他对任何一种强烈的观点都非常谨慎。他将小说称为“神秘之地”，认为小说建立在模棱两可之上，这种精神才最深刻、复杂。昆德拉拒绝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让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他看到了外面的空虚。他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命运。在一次接受德国《时代周报》采访时，他曾表示，“我没有返乡梦。我把布拉格带走了——它的气息、味道、语言、风景和文化”。

△AI绘制的米兰·昆德拉。创意来源：邵忠△AI绘制的米兰·昆德拉。

△《周末画报》2019年12月刊，聚焦米兰·昆德拉。

捷克记忆

米兰·昆德拉深居简出，很少接受采访。从1979年开始，捷克剥夺了昆德拉的公民身份。直到2019年，捷克共和国驻法国大使彼得·德鲁拉克（Petr Drulak）告诉媒体，他在昆德拉位于巴黎的公寓里，亲自递交了他的公民证书。德鲁拉克形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姿态，是捷克最伟大作家在捷克共和国的象征性回归”。

▲米兰·昆德拉1975年离开捷克，1979年被剥夺捷克国籍，2019年获得恢复。

许多年来，捷克共和国当局多次提起恢复昆德拉公民身份的想法，试图修复这道历史的伤痕。2018年11月，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在巴黎和昆德拉夫妇在他们最喜欢的餐厅聊了三个小时，向他们抛出了恢复捷克国籍的橄榄枝。“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巴比什当时说道。他将昆德拉称为捷克、法国和世界文学的传奇人物。他说他已邀请昆德拉访问捷克共和国，但昆德拉的反应并不明确。

实际上，昆德拉在这之前已经往返捷克多次，但都使用了化名。离开捷克四十多年，他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依然紧张。他的许多小说还没有以他的母语出版。

上世纪80年代，昆德拉为祖国捷克斯洛伐克所做的事情，就像马尔克斯60年代为拉美，以及索尔仁尼琴在70年代为俄罗斯所做的事情。在青少年时期，昆德拉对他的国家充满了热忱。昆德拉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捷克著名的音乐学者。昆德拉孩提时代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度过的。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弹钢琴，学习了音乐学和作曲。

昆德拉这一代捷克人对战前的民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他们的思想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德国占领的影响。1948年，还在读高中的昆德拉满怀激情地加入了共产党，还写了一些宣传诗。但在两年后，他因为“敌对思想和个人主义倾向”被开除党籍，这让昆德拉不得不中断在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的学习。1953年，他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诗集《人：一座广阔花园》。后来他重新加入了共产党。昆德拉开始写剧本、短篇小说和文学批评。到了60年代，他成为自由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拒绝向审查机构妥协，并于1967年在捷克作家大会上发表演讲，谴责审查制度。

在那个年代，昆德拉也开始写幽默故事。昆德拉说，他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斯大林时代才第一次懂得幽默的价值。他说，笑的能力是一个人可以被信任的标志，因为它意味着不敬。从那时起，他就“被一个正在失去幽默感的世界吓坏了”。1967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玩笑》。《玩笑》结构精巧，极具讽刺意味，是对权威统治下荒诞生活的控诉。小说中，一个名叫勒德维克的学生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女友，他在结尾写道：“乐观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的氛围散发着愚蠢的恶臭！托洛茨基万岁！”勒德维克被传唤到法庭，被开除出大学和党，被迫在一个刑警队服兵役。斯大林主义者没能“理解”他的玩笑，使他的生活陷入一片废墟。很快，昆德拉就得到了国际上的赞誉。

▲昆德拉和妻子薇拉。

“布拉格之春”的一部分

在“布拉格之春”之后，昆德拉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最不受欢迎的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苏联看来，这项改革具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

▲米兰·昆德拉在1967年6月27日捷克共和国布拉格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第四届大会上发表讲话。

昆德拉是“布拉格之春”的一部分。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当“布拉格之春”被武力镇压后，他的那些既不尊重权威也不庄严肃穆的作品被当局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图书馆中移除，他的戏剧也被禁止在剧院上演。作为改革共产主义的倡导者，昆德拉失去了布拉格高级电影研究所教授的职位，他在1969年被开除出作家协会，1970年又被开除出党。渐渐地，他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他被赶出了自己的祖国。1979年，当他的最新小说《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 and forget）在法国出版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取消了他的国籍。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读者在昆德拉的书中读到了一段充满智慧和情感的旅程。《生命在别处》（Life Is Elsewhere）于1974年在美国出版，是对革命和诗歌热情的一种冷酷讽刺。《可笑的爱》（1974）和《告别圆舞曲》（1976）歌颂了性爱，夹杂着欢乐和同情。《告别圆舞曲》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小说以苏联入侵布拉格为政治背景，其中一个主要人物雅各布选择离开他支离破碎的家园，进入新的、未探索的领土。这是昆德拉本人1975年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时的情景。

昆德拉在西方茁壮成长，小说家奥尔加·卡莱尔（Olga Carlisle）评价昆德拉“以其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洞察力，引起了西方读者对东欧的关注”。昆德拉自1975年以来一直生活在法国，他后来的作品足以消除一种固有观念——即作家从故土被连根拔起，就失去了灵感。在一本又一本的书籍中，读者找到了激情、乐趣。昆德拉成功地把他年轻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一个生动、神秘、色情的国度。

1984年，昆德拉出版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登上了全球畅销书排行榜，昆德拉也因此成了真正的国际文学巨星。这部小说讲述了“布拉格之春”背景下的三角恋，人物关系的描绘一直被认为是昆德拉的强项。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成一部成功的电影，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和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 Lewis）担任主角。昆德拉的小说深入探讨了个人的思想、感情和信仰。这本小说被认为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版的正确的书。尽管他后期的作品，如《不朽》（1990）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它们的成功并不如他早期的作品。他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命运。在一次接受德国《时代周报》采访时，他曾表示，“我没有返乡梦。我把布拉格带走了——它的气息、味道、语言、风景和文化”。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电影剧照。

模糊的隐形人

许多年来，昆德拉神秘、低调，对媒体和大众敬而远之。1986年，他罕见地接受了《纽约时报》面对面的采访邀请。在回复采访邀请的信中，昆德拉写道：“我必须警告你我的坏脾气。我无法谈论我自己、我的生活和我的灵魂状态，我的谨慎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对此我无能为力。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谈谈文学。”也是在那次采访中，读者第一次有机会用文字感受到这个神秘作家的家。

他跟妻子住在蒙帕纳斯的一条安静小巷里，公寓是经过改造的阁楼。客厅墙上是现代的、超现实主义的画。有些是捷克斯洛伐克艺术家的作品，其他的则是昆德拉自己制作的——五颜六色的超大头和长长的手指。

《纽约时报》在文章中写道，昆德拉的文字解释了为什么他如此强烈地保护他的隐私，因为“没有神话制造者或神秘主义者愿意被揭露”。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曾引用昆德拉的话说：“当我还是个穿着短裤的小男孩时，我梦见了一种神奇的药膏，它能使我隐形。后来我长大了，开始写作，想要成功。现在我成功了，我想要一种使我隐形的药膏。”

▲1963年5月24日，米兰·昆德拉（右）和弗拉基米尔·米纳克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联盟第三次代表大会上。

昆德拉将小说称为神秘之地，是哲学、社会学，任何学科都照不进的神秘区域。他也希望在小说中，所有的强烈想法都可以得到隐形。

昆德拉在《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谈论了他对于小说精神的观点和态度，他将小说列为最崇高的艺术形式之一，认为小说的精神才是最深刻、复杂的。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所以，“在小说的领地上没有真理，每个人都有被理解的权利”。他写道：“小说建立在相对性与模糊性基础上，小说的关键在于模棱两可，所以小说的精神与专制的世界不相容。”他在《身份》（1997）中探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身份概念，它可以随时变化，他曾对媒体表示故乡的概念对他来说也“非常模棱两可”。

▲2009年，米兰·昆德拉在巴黎西蒙尼基金会领奖。

尽管他大部分作品可以概括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小说，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昆德拉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作为持不同政见者作家的地位。恰恰相反，特别是近年来，他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努力争取，甚至否认这种地位。翻译家亚历山德罗·皮佩诺（Alessandro Piperno）指出，昆德拉“很难爱上一个观点”。这让昆德成了一个“过时”的作家。今天，每个人对每件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昆德拉对待强烈的观点非常谨慎。这可能源于他过去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他认为小说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它们应该保持自治。昆德拉拒绝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这让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一个看穿了党派之争的人，他看到了外面的空虚。

2014年，在中断了十年之后，昆德拉出版了小说《庆祝无意义》。书中，四个男人在巴黎漫步，用著名的昆德拉式幽默和悲剧讲述了他们的困境。一些人称赞这部小说是“杰作”，而另一些人则说它是“老朽之作”。这部小说是他最后一部作品。

昆德拉曾六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从未获奖。在1986年的那场采访里，当他被问到如何看待捷克斯洛伐克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获诺贝尔奖时，昆德拉这样回答道：“对于83岁的塞弗尔特来说太晚了。据说，当瑞典大使来到他在医院的床边告诉他这个荣誉时，塞弗尔特看了他很长时间。最后，他伤心地说:'我现在拿这些钱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