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今年93岁，在中国提起这位作家，一定至少有一本《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能够盖过作家本人的名字。而这部小说也将一个堪比“内卷”的高频词带到了中国，那就是在文学爱好者之中几乎无人不晓的“刻奇”。今天要分享的作品并不是知名度最高的，但却是米兰·昆德拉本人最珍爱的小说，而这部小说，和米兰·昆德拉的大部分作品一样，也注定绕不开“刻奇”这个词。
《告别圆舞曲》，一部他提及得非常少的小说，但他自己的评价非常高，认为它实现了自己在小说上对“问题的极端严肃与形式的极端轻薄”的统一。
当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中为我们重新带来刻奇这个词汇之后，轻薄也就成了这位作家给予我们最大的贡献。
关于刻奇这个词，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面举了例子。一位议员以做梦似的神态看着在草坪上奔跑的孩子说：“我说这就是幸福。”
这位议员是如何完成刻奇的呢？首先是刻奇本身的力量，由它激起的情感必须能让大多数人来分享，它作为一种最易于流通的事物，会召唤出人们头脑中的“关键形象”，这种形象就是一些现成的，且大多数人都有的经历——“薄情的女孩，遭遗弃的父亲，草坪上奔跑的孩子，遭背叛的祖国，初恋的回忆。”人们在这些集体的印象和情感，不假思索地成为其中一员，个人真正的感受和性格在其中丧失。每个人似乎都或多或少怀疑过，我所要完成的究竟是集体和社会的需求，还是其真正的欲求。但是刻奇之可怕，在于这是一个“极权”的领域，任何怀疑，任何嘲讽都是不被容许的，就像是粪便之于人类生活，往往是要被否定的。人们以设计精巧线条简洁的纯白马桶掩盖着每天的排泄物，以强烈的秩序和范围埋葬这种不讨喜的真实之物。而滑稽会带来一种彻底的反叛，滑稽和轻佻就是刻奇的敌人，注定要担负不浪漫的罪名。
于是在议员的自我陶醉和感动处，会出现一位米兰·昆德拉，以怀疑的口吻批注道：“这位参议院员怎么能知道孩子就意味幸福呢？他能读懂孩子们的灵魂深处吗？要是刚摆脱他的视线，那三个孩子便扑向另一个孩子，动手揍他呢，该如何解释呢？”
《告别圆舞曲》的故事核心由一个女人的死亡来承担。故事里的这些主要角色几乎都有理由去杀死她，但最终她没有死于这些任何理由，她死于了一种轻浮，但米兰·昆德拉要我们看到的这种轻浮，就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上的真相。用小说中的话来说，这个女人死于的是人们所日常生活在的“一个善良和邪恶之间的安全领域。”日常中人们处于一个未经测试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是恶人，但是也没有人能说我们是善人，米兰·昆德拉就是以这样冷冰至零点的，不预先认同一切的态度构建他的小说世界的。
故事的开始，疗养地的护士茹泽娜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六个星期，于是她给孩子可能的父亲之一打电话，这位已婚男士是一位知名的小号手。而另一头，小号手克利马将此事告知自己的兄弟团，有一位吉他手想开车谋杀以为他的兄弟解决这个麻烦。米兰·昆德拉特地写了小号手拒绝这个谋杀提案后的心理活动。他没有听从自己的同事的杀死茹泽娜的提议，不是因为他比那位同事更有道德，而是因为这个罪名太可怕。不是他的同情心，而是对于法律的制裁的畏惧让他这样做。
在茹泽娜的怀孕这一事中，作家没有偏颇任何一个人，两个人都被勾勒成受害者，也都是施害者。克利马无疑要欺骗茹泽娜的感情使自己摆脱当父亲的麻烦。茹泽娜也并不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她只是希望她的父亲是一个体面的对象，故事到最后也没有明确揭露这个谜底，茹泽娜在其中也使用着一种刻奇，她坚信自己对孩子对象的“选择”是一种真理而不是一种诡计。
告别圆舞曲的故事，依据圆舞曲一般在3至5个乐章内结束的特点，把故事限制在五天内，到茹泽娜首次听信克利马的哄骗答应打胎，已经过去了两天。第三天，叙事从一个新角色的加入开始。被准许得以离境的政治犯雅库布来到这个疗养地，他即将离开这个国家，此行一为了来寻找他的医生朋友，治疗不孕不育的斯克雷托，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他。
整个故事的关键就在于他想要归还的东西，一颗蓝色的药丸。不是普通的药丸，而是一枚毒药，他曾经托斯克雷托制作了这枚毒药，十五年来他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在监狱里一年后他就明白，一个囚犯至少需要肯定做到这一点，即他要成为自己死亡的主宰。“有了这种确信，你就能忍受很多的事。你心里知道，当你愿意的时候，你是能够摆脱他们的。”以死亡作为后盾的他，特地来把这药丸归还曾经主持这种死生信仰的祭司。但这个行为没有完成。这颗药丸被他把玩着，装进了一个被人遗落在桌上的小药瓶里，那是茹泽娜正在服用的药，一样是蓝色，只在颜色的浓淡上有细微的差别。
过了一会儿，茹泽娜要拿回这个已经装了毒药的药瓶。雅库布只好说他请求从中拿一片药出来，茹泽娜无心理会，强硬地将药瓶一手夺回来离开了。
雅库布意识到，他本可以强硬地夺回那片毒药，向茹泽娜解释这一切也并不是难事，但是他没有动身，在心中反复诘问“他为什么还不动弹呢？”他就要起身之时，一个可怕的念头攫住了他“只是因为刚才纹丝不动、毫无作为的那一刻，从现在起，在任何观察者的眼中，他已经成了一个杀人犯！”但他一面又意识到这一切的不作为都是借口。
“一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他，女护士的手包里装着毒药，她的生死完全取决于他。这是一个纠缠不休的、坚定不移的声音，但同时又微弱得令人奇怪，似乎从十分遥远的深渊中传来。”
这个深渊，就是根本的对他人的生命的漠视。“任何人实际上都希望另一个人去死，但是有两件事使他们远离谋杀：一是害怕被惩罚，二是致人于死时体力上的困难。雅库布知道，假如任何人都有可能偷偷地、远距离地杀人，那么人类在几分钟内就将灭绝。”
这种漠视，平日里就潜藏在那种显得既不善也不恶的安全区。
雅库布在离开之前，和茹泽娜曾经又有一次距离很近的接触，看见茹泽娜还活着，他就心安理得地愿意相信那是一枚假毒药，是医生朋友跟他开的一个玩笑，次日他就驱车欣赏着沿途的风景一路离开。
他真的相信是一枚假毒药吗？这种相信也与茹泽娜相信自己选择了让克利马承担怀孕的责任一般，在真理和诡计之间暧昧不明。
雅库布令自己相信自己的行为位于一个纯粹实验的范畴中：他的谋害很离奇，这是一种毫无动机的谋害。他想到了《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他杀人是为了要知道人是否有权力杀死一个低等的人，一个有才华的人是不是有权为了自身利益牺牲一个下等的生命。而雅库布放任毒药被茹泽娜带离时甚至连这些都没有想。因为相反的是，他一直清楚地坚信，人当然没有这一权利。
不同的是，“拉斯克尔尼科夫像经历了一场悲剧似的经历了他的罪孽，他最终被自己行为的重负压垮。而雅库布惊讶自己的行为竟然那么轻，几乎没有什么分量，根本不能压倒他。”
茹泽娜就是死于这种不能承受之轻，死于一个拥有认识刻奇的能力的人之手。
米兰·昆德拉也曾强调，刻奇是一种人类生存的基本境遇，没有任何人能彻底摆脱它，摆脱刻奇也有可能会成就刻奇本身。在《告别圆舞曲》中有这样一段话来体现：“以前就有过一个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他穿着一件有破洞的外套，在雅典的街道上溜达，想以此表现他对习俗的轻蔑，来赢得所有人的欣赏。有一天，苏格拉底遇到了他，对他说“我从你的外套的破洞中看到了你的虚荣，您的肮脏也一样，先生，是一种虚荣，而您的虚荣是肮脏的。”刻奇一般被认为是放弃自身感受迎合社会既定的价值，然而为不沉湎于什么而故作的姿态，让人仍然无法逃开刻奇。原本只有一样冷峻的兵器，不轻易地沉湎于自我感动的，一种不买账的毒辣与轻佻，能够使我们同刻奇保持距离，或者至少使我们认出刻奇。然而这件兵器最终的存在反而证明了人类生活在一个多么矛盾的境遇之中，当雅库布陷入绝对零度的实验之心时，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刻奇。
我们意欲在省思中远离，那种易于流通的情感，我们渴望在去掉头颅的肉体上浮现一张自己的面孔，然而清楚地思索过一切的雅库布，仍然可以完成一桩毫无动机的诡异的杀戮。米兰·昆德拉编织了一个天衣无缝的困境，他不放过那个看见草坪上的孩子，就感到美好的议员，但他也不放过雅库布这样避免了一般性的刻奇的人。
在我们所见的更多的小说中，人物拥有着激光切割一般的清晰、准确的形状和边缘。外貌，父母，家庭环境，他的口头禅，这些事无巨细的具体细节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觉得一个小说人物生动的条件。但是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这些东西不被认为有必要存在。在他看来，一个生动的人，是看作者是否挖掘了他的存在问题。挖掘了他的处境、他的动机，甚至是构成他的一些词语。
一方面，昆德拉笔下的人物似乎面目模糊，由于不具体，他们似乎可以是任何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被极大地限制了，昆德拉对他们处境的设计使得他们完全无法在小说世界肆意走动。每一个人物的一举一动仅仅为了小说家想要言说的主题而存在，一个人由一些关键词构成，人物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为了表达一些词语而存在的实验性的人物。在米兰·昆德拉看来，小说是对存在的探究，一种探询式的思考。一切因此也就已经被设计好了。这种写作方式也让米兰·昆德拉被诟病喜好说教，甚至被称为三流小说家。但在米兰·昆德拉看来，“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的可能性。”
实验人雅库布的实验结果是，他可以做一个谋杀者，他以自身做了他自身观点——人类并不崇高和优美的证明。故事中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恶人，本质上都是善良和邪恶之间的安全领域的，随时可能滑行向某一端的人，在小说中，当然可以肆无忌惮地实验，《告别圆舞曲》的实验便是探究一场没有动机的谋杀是否可能，人类行为的轻浮程度的可能。
但在生活中，汲取小说的精神，不惜维持一种将答案先悬置的暧昧，“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也许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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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简介
何聊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为人不得不痛，不写不快。
上官文露读书会签约作家，曾发表多篇书评、影评。
原创小说作品：短篇小说《甲醛男女》《世界这么大，跟你有鸡毛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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