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还没有完全打败，吴晓天也很知足，至少他抓住了船锚，开始“靠岸”了。
记者｜吴 雪
31岁这年，吴晓天的世界重启了。
日落黄昏，吴晓天背着黑色背包，跳上一辆出租车，很快和司机攀谈起来，“师傅，我送你一首歌，希望你每天开心、健康”。司机打了一半的哈欠，收了回来，噗哧一笑，来了精神，如此有趣的乘客，他还是头一回遇到，肩肘跟着节奏律动起来。
狭小的车厢空间里，吴晓天掏出一个迷你麦克风，手里紧紧攥着，闭着眼睛唱了起来，身体里的装置也跟着节奏，摇摆起伏。像坐过山车般，窗外的风景疾驰后退。
司机大概率不知道，这位看起来阳光无比的乘客，曾经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去年1月份，他参加了上海瑞金医院“脑机接口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研究，做了脑机接口手术。开机那一瞬间，吴晓天“活过来”了。
手术后的吴晓天不再蜷缩在“自我世界”，他迈出家门成为小区孩子王，去人多的商场吃饭，去热闹的KTV唱歌。很难想象，16年前，谈话，或者说正常说话，对他来说，都是奢侈。
那时候，抑郁如同一头“困兽”，日夜纠缠，在吴晓天的大脑里打斗，将情绪揉成碎片，再一股脑地吃掉。他的脑袋常常空白宕机，就连“你好”这样简单的问候语，都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最严重的时候，吴晓天整日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任由其攻击，直至血槽已空。
好几次，吴晓天午夜梦魇醒来，心底有一个声音呼救：加油啊，小天，来，手给我。当他伸手去抓，救命的绳索又瞬间越飘越远。梦里，他从山顶坠落、失重旋转，重重地摔了下去。16年来，对吴晓天而言，外界仿佛是真空的，和任何人没有关系，而他生活的那个世界，混乱得可怕。
吴晓天平时喜欢在小区里一个人唱歌。摄影/澎湃新闻 何锴
吴晓天在表哥家玩猫。摄影/澎湃新闻 何锴
机器与重生
一脚油门，司机来了个急刹，车子停在苏州一个公寓门口。吴晓天的“演唱会”，被迫暂告一个段落。又或者，因为“机器”电量不足，他不得不终止。
如果吴晓天不开口讲述，没人知道他是一个“机器人”。更没人知道，原来抑郁状态也可以开和关的。吴晓天的家布置简约，跳跃的颜色，令他焦躁、不知所措。沙发线条流畅，刚好够窝进去半个身子。吴晓天招呼着，顺手拿起一个电视遥控器大小的白色充电器靠近右胸腔。
几秒钟，绿色指示灯亮起，无线充电器套在黑色网兜肩带里，束在背上开始充电，外形上吴晓天很酷，像极了钢铁侠。实际上，低电量带来的“极速坠地”让他安全感尽失。说明书上显示的设备待机时间将近一周，但吴晓天仍然谨慎戴好充电器。满电，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无形之手，在关键时刻托举住他。
充电的东西藏在右胸腔里，一个神经调控装置，有两个硬币大小，也叫“脑起搏器”。它连接着两条电极，从胸前的装置延伸到耳后，再从后脑延伸到大脑前侧，穿过大脑前端的神经核团。每条电极线像两条灯带，打开起搏器开关，16个靶点如同灯一般亮起。
当电流刺激神经时，类似于持续电流对大脑紊乱的电流的重新整合，让其变得规律且正常，吴晓天的抑郁症状也随之消失。
控制脑起搏器情绪起伏的是一个App，吴晓天点开，远程调控脑起搏器的刺激模式，程序组1是休息模式——“类抑郁模式”，程序组2是工作模式——“抗抑郁模式”，关机，则直接进入吴晓天自身的“重度抑郁模式”。
开机与关机，体验的几乎是两种不同人生。白天，吴晓天将机器调整到“工作模式”，电流接通瞬间，他有了正常人的喜怒哀乐，整个身体被一股力量托举，肌肤与细胞仿佛被激活。往常提不起兴趣的事情，也开始变得有趣，兴奋到点上，吴晓天甚至还呼朋唤友打两把游戏。
夜晚睡觉前，他有些紧张，长吁了一口气，闭眼切换了按钮，白天的快乐消失，心境莫名低落，眼底的神采也暗了下来。只见吴晓天五官收紧，身体蔫了下去，瘫在椅子上。情绪“困兽”攻占了一部分他的领地，他本能回避，不愿在那个模式下多停留一秒。
半夜朦胧中醒来，吴晓天会再次启动“工作模式”，装置灯闪烁的瞬间，他会暗示自己，这代表着一股强大生命力的注入。“现在，脑起搏器已经和我融为一体了。我很享受术后的人生，只要有效果，装置戴一辈子也没关系。”
当被问起，是否会过度依赖装置，甚至被其所束缚时，吴晓天随性地笑了笑说，这16年，他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生命力，过得太苦了。远离痛苦，是他现阶段活下去的唯一意义。“它能带我走出泥潭，我已经感恩戴德，还奢求把它拆掉？不可能的。我不想再回去了。”
“重生”手术那天是2022年1月18日，吴晓天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听着机器里心跳怦怦的声音，昏睡过去，醒来，他被护士推入病房，变成了公众口中的“机器人”。作为瑞金医院多靶点联合刺激脑机接口技术的第十位临床实验者，吴晓天的编号是10。
上海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孙伯民，是这个项目的主导者。第一批临床试验者经过严格挑选，在上百人里，最终只有26名合格。孙伯民说，他们都是重度抑郁，吃过很多药都无效，患病时间在两年以上，有自杀倾向或者尝试过自杀。
孙伯民觉得，在医学领域，精神科的进步相对缓慢，主要因为其他疾病都可以在动物模型上操作，比如肿瘤、心脏病。“但人的情感、情绪，不是动物所具有的，对于较重的抑郁症，如果药物已经不起作用，只能进行有创的干预。”
吴晓天可以在手机上调整模式和参数。摄影/澎湃新闻 何锴
吴晓天在瑞金医院进行一个月一次的例行复查。摄影/澎湃新闻 何锴
吴晓天早上起来调节开关。摄影/澎湃新闻 何锴
困兽与悬崖
手术前12小时，医生叫吴晓天到办公室谈话，拿起桌上的知情同意书递给他，告知手术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包括瘫痪、植物人，甚至是死亡。吴晓天听完内心毫无波澜，抓起笔“唰唰”两下就签了。相比较手术的高风险，他更想逃离心底的牢笼。
母亲哭成了泪人，她拽着吴晓天的衣角，哭着求他不要做，说可以养他一辈子。但谎言终归是谎言，吴晓天早就失望透了。上职高那会，吴晓天的病情“彻底黑化”，学校开展留学项目，每天坐大巴车到达指定地点往返培训，紧张的节奏，加上同学嘲笑他“是个傻子”，一度让吴晓天陷入很深的自我怀疑。
他向父母袒露心结，乞求他们扔下来一棵“救命稻草”，哪怕一句简单的安慰，但父母只是轻飘飘地回了一句：“哪个人没有病啊，你就是吃不来苦头。”吴晓天怔住了，眼里狂飙出大颗大颗的泪珠。父母是生意人，信运势，责怪他会把财运哭没了，几度到了上手打人的地步。
吴晓天觉得，父母只顾着赚钱，并不爱他，父母为什么不敢面对媒体，因为他们有错，错得太多太离谱了。吴晓天尝试过烧炭和割腕，至今手腕上留着两条淡淡的疤痕，家里地板黑黢黢的一片，也时刻提醒他，自己不好、不配，日子也不好过。那时，他感觉自己像一面脆弱的玻璃，轻轻一碰，就碎了。
横下一条心来上海，吴晓天把手术当成他重生的最后机会。他剃光了头发，带上身份证和病历本，去了瑞金医院。父母主动提出陪同，没有赢得他一分感恩，用吴晓天的话说：“父母只是不想他死。”吴晓天很漠然，在他黑暗的心牢里，透进的一丝光亮，也并不来源于父母。
1998年，遭遇洪水那年，吴晓天上小学，消防员把他从家里破旧的房顶，抱到一个洗澡盆里，他用木制棍子划到岸边，意外划水让他觉得“很好玩”；还有一次，夏日傍晚，满天繁星，吴晓天和奶奶坐在树下木凳子上，吃着海螺，聊着天，那是有爱的童年记忆。
在与情绪撕扯的日夜，这些画面，总能带给吴晓天慰藉。
事实上，年少15岁，情绪“困兽”就住进了他的身体。那年，吴晓天随父母从南通搬到苏州，担心同学听到他的家乡话，嘲笑他是“外地人”。每次和同学街上碰面，吴晓天总遮遮掩掩，害怕别人知道他的“秘密”。直到被女同学当面“戳破”，吴晓天开始心慌不安。
之后的16年里，他常常因此感觉脑子不听使唤，说出来的话和想说的话，完全不一样。上职高主修汽修专业参加考试时，他盯着一道简单的题目，大脑宕机无法运转。后来，他的言行越来越反常。有时明明感觉热，从嘴里说出来就变成冷，有时想说开门，却说成关门。同学里有人叫他“傻子”，他也觉得自己傻。
茶几上，吴晓天指着一张照片，那是他七八岁时的记忆，在一个公园里，他爬到一座假山上面，露出半个身子，咧嘴笑着，脸蛋红扑扑的。那时有父母的陪伴，是最快乐的童年时光。旁边还有一张照片，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羽绒服，站在家属院里，身材瘦削，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脸上不再有笑容，眼里无光。
高职毕业后，他把自己关在父母做小生意的仓库里，母亲觉得他懒散，逼着他出门找工作，他写了几行简历，面试时，想说的话又再次卡在喉咙，吐不出来。再长大一些，相亲对象发来信息，他盯着手机看半天，大脑混沌，不知作何回复。
拯救与靠岸
周末，吴晓天走进一个默剧剧场，演员被一把撑在半空中的伞来回拽扯着，无法继续前行，像提线木偶，被伞控制。最后他无奈收掉伞，困在原地。“伞是一个隐喻”，在吴晓天眼里，伞如同抑郁，不断地拉扯着他的人生轨迹。
演员名叫张霜剑，是吴晓天的表哥，比他大一岁。初中时，他到吴晓天家中玩，并不知道他患病，三年前，家中长辈知道他的情况，也不理解，总觉得这个病也就是“矫情”、“故意装的”，算不上什么大毛病。就连吴晓天自己也“轻敌”了。
吴晓天十几岁时，网络并不发达，抑郁症的相关信息并不多，但嗜睡、脑子迟钝的症状越来越明显。他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智力有问题。2009年，他去了杭州，拜气功大师学艺。大年三十那晚，他站着扎马步，扎了两个小时。但练完之后，除了感到累，情绪仍被掌控着。
2011年，吴晓天去医院做全身检查，结果正常。他去过深圳、上海，尝试过针灸、催眠等方法，试图拯救自己，但收效甚微。试过所有方法后，第八年，他想到了精神科，决定去看心理医生。父母认为他是“瞎折腾”，没病想有病。吴晓天只好借钱去挂号看病，一次800块钱，共看了12次。
当看到诊断书上写着“抑郁症”三个字时，他不是悲伤，而是麻木，甚至开心。医生嘱咐他要按时吃药，吴晓天也试图与体内的情绪抗争，药丸几次吃下，他一点点地释放坏情绪，再吃，就没效果了。新旧药换着吃，药效最多维持两三天，吴晓天沮丧中再次被打回原形。
吴晓天从没想过，打败“困兽”付出的成本巨大，在他的床头柜里放着各种药瓶，没有扔掉。有时他很乐观，相信药物有限的“麻痹”，能让他找到短暂救赎；有时他又很悲观，得知抑郁症群里的女孩自杀身亡，他问自己：结束痛苦的方法是否只有与世界告别？
尝试自救的挣扎，从手术完成那一刻终止。走出手术室后数天，吴晓天清楚记得开机测试的瞬间，他不自觉地掉了眼泪。短短几小时里，他的情绪来回穿梭：上一秒像中了彩票，下一秒又会感觉很难过。那时，吴晓天心里的预期是能改善20%，就心满意足了。
机器可以不断优化，也许有一天，医生能给他开发权限，让他自己找靶点，休息模式的时间还能缩短，直到彻底赶走“困兽”。孙伯民期待的未来是，机器可以根据病人的情绪波动，自动调节到对应的模式。彻底干掉“困兽”是以后的事。
即便还没有完全打败，吴晓天也很知足，至少他抓住了船锚，开始“靠岸”了。8月中旬，初中最好的朋友陆仕敏，在KTV见到他时，吴晓天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仿佛相片中那个阳光的吴晓天又回来了。
手术之前，吴晓天运营着一家民宿，房子有四套，全部由自己家的房子和公寓改造而成。他帮客人制定合理的出行方案，但时常感觉疲乏，机器总归是机器，这是医学科技无法帮到他的。吴晓天害怕听到敲门声和电话声，每次去有人的房间打扫卫生，他先喝上一杯浓咖啡，然后一直喝水，让自己麻木而感知不到焦虑。
吴晓天在抖音上的账号“吴晓天（反抑郁战士）”，粉丝仅有827人，他的愿望是早日实现财富自由，不管是通过工作、直播，或者名气，但身体疲惫成为了累赘。“民宿是父母的，我作为管家，一个月领工资六七千元，总有半工作半施舍的感觉。”
傍晚7点，夕阳落下，吴晓天站在阳台上，大声唱起了陈奕迅的《孤勇者》：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困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战吗，战啊,以最卑微的梦/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9月16日，吴晓天前往祭奠因抑郁症去世的歌手乔任梁，粉色的花丛里，他在抖音置顶一条视频写下：“亲爱的kimi，告诉你，有了科技的帮助，我的抑郁症找到了出路。”吴晓天仰望天空，深吸一口气，体内的装置也随之起伏，他喜欢现在的世界，也喜欢现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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