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沉痛”之类的字眼与苏珊·桑塔格的名字相并置是不太适宜的，哪怕是用来凭吊她的逝去。她的一生是对生命最为热烈的礼赞。她的高傲、自信与坚定是摄人的，她的博学、睿智和才华是夺目的，而她的激情、诙谐和热忱是感人至深的。面对令人哀伤的时刻，她的书写或格外沉静或极度义愤，但几乎从不流露伤感与悲痛。对于桑塔格来说，死亡如同疾病，不是“隐喻”而是一个质朴的事实。正如她在第一次被确诊身患癌症之后写到的那样，“每个人生来就持有双重公民身份，在健康的国度与疾病的国度”，而“疾病是生命的夜晚暗面，是更为费力的公民义务”。桑塔格的辞世是担当了自己最后的生命义务，从容走入永远的夜色。我们追忆她，心存敬意地寻访她路程、寻求她赋予的启示。
早年
1933年1月16日桑塔格在纽约出生，童年在亚利桑纳和洛杉矶渡过。她的生父是犹太裔的皮货商人，主要在中国经商。在她5岁时，母亲独自从中国返回，告知父亲因患肺病在中国去世。家境贫困加上母亲酗酒，她很少感受到童年的温暖与欢乐。在桑塔格的回忆中，童年是“一场漫长的徒刑”，而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文学书籍。她从3岁开始阅读，8岁时候用所有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一套文学丛书，其中有莎士比亚和雨果的作品。她回忆说，那时她躺在床上看着的书架，如同看着自己50位朋友，而每一本书都是通向一个世界的大门。桑塔格一生寻访各种书店购书，去世前将2万5千册个人收藏转交给加州大学图书馆。
在她15岁的时候，校长说她的水平已经超过学校的老师，决定提前三年让她毕业，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学。不久后她转学到芝加哥大学，交往密切的教师中有著名批评家肯尼斯·伯克和政治哲学家里奥·施特劳斯。
在她二年级时候，一天她走进教室听一个关于卡夫卡的讲座。演讲者是社会学教师菲利普·瑞伏，他在结束时问了她的名字。10天以后他们结婚了。那一年桑塔格17岁，丈夫年长她11岁。1951年她本科毕业后随同丈夫迁居波士顿，次年生下了儿子大卫。桑塔格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哲学家马尔库赛曾在他们家住过一年。桑塔纳回忆说，那时候她所接触的文化与当代毫无关系，“我的现代性观念是尼采所思考的现代性”。桑塔格在1954和55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英语和哲学两个硕士学位。然后在宗教哲学家保罗·蒂里希指导下攻读哲学博士，她修完了所有的课程，只差博士论文。1957年获得一笔奖学金到牛津大学学习，但不满于那里的男权主义习气，很快转到巴黎大学。巴黎的先锋文化艺术圈使她大开眼界。一年以后回到美国，丈夫开车到机场接她，还没等到打开车门，桑塔格就对丈夫提出了离婚。
这是1958年的苏珊·桑塔格，虽然还默默无名，但已经拥有两个硕士学位，领受了十年欧美最优秀的学院文化熏陶，见识了欧洲新锐的艺术探索。作为女人，她已经结婚八年、做了母亲，然后离婚。她经历了这一切，还不满26岁。此时的抉择成为她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抛开了体制化的学术生涯，谢绝了丈夫的赡养费。用她自己话说，就是执意要在大学世界的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1959年，她带着7岁的儿子、两只箱子和仅有的70美元，移居纽约。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开始疯狂写作。她说自己像一名身披新甲的武士，开始了“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与美学上的浅薄与冷漠的战斗”。
智性
1960年代，桑塔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有过短暂教学经历，此后是一直独立的自由作家。她发表过17部著作，被翻译为32种语言。其中包括小说、诗歌、随笔评论文集、电影和舞台剧本。这在4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并不算非常高产。许多人惊叹她的天赋才华，但她说自己是一个迟缓的作者，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常常需要6到8个月才能完成。30页的文章会有几千页的草稿，因为每一页都要改几十遍。她一直梦想成为小说家，早期的小说创作并不特别成功，1990年代以后的两部小说《火山情人》和《在美国》较为畅销并获奖。但她对知识界和公众的影响主要来自她的评论与随笔，许多重要篇章最早发表在《党派评论》与《纽约书评》等杂志上。
1964至65年之间，桑塔格相继发表了《关于“坎普”的札记》、《反对阐释》《论风格》和《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等文章，使她几乎一夜成名，也使她成为争议的焦点。这并不是因为她开创或发现了一种离经叛道的“坎普”文化，而是她将潜伏已久的“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冲突以最为锐利的方式挑明了、激化了。但还不只如此，桑塔格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双重性”，她既是高雅古典的、又是时尚前卫的，或者说，她是来自精英文化阵营的“叛逆者”。她的文章的旁征博引、论题广泛，从康德、尼采和莎士比亚到卢卡奇、卡夫卡、本雅明、艾略特、萨特、加缪、巴特、戈达尔和布勒松，不一而足。涉及领域从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到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摄影和戏剧，几乎无所不包。以精英式的博学和睿智的写作反叛精英文化的等级观念，使她成为一个醒目的“偶像破坏者”（iconoclast），同时又是先锋文化的新偶像。这种双重身份对于桑塔格自己却并没有多少反讽的意味。因为她所抗拒的正是教条化的等级秩序，正是要打破“高雅与流行”、“理智与激情”和“思考与感受”等等惯习的疆界，因为这类观念分野是“所有反智主义观点的基础”。
桑塔格的广泛声誉有一半是来自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从越战期间的“河内之旅”开始，她一直是美国知识界最为激越的异议之声。她的许多“政治警句”格外富有挑衅性，诸如“美国创立于种族灭绝”、“美国人的生活质量是对人类增长可能性的一种侮辱”以及“白色种族是人类历史的癌症”等等。她将9·11的事件称作是“对一个自称的世界超级强权的攻击，是特定的美国联盟及其行动所遭受的后果”。如此评论引起轩然大波，其中有《新共和》杂志刊登文章问道：拉登、萨达姆和桑塔格的共同之处是什么？答案是：他们都希望美国毁灭。桑塔格对美国政府一贯的激烈批判，以及她对古巴卡斯特罗革命的同情，使人们很容易给她贴上“左翼”的意识形态标签。但她在政治上和她在美学上的作为一样，依据的不是教条的类别标签而是听凭自己内心的感受与判断。1982年在纽约抗议波兰政府镇压团结工会的集会上，桑塔格公然宣称共产主义是“带着人性面具的法西斯”，令其左翼盟友大惊失色。她反对美国的全球霸权，但在1993她几乎是孤独地呼吁，美国和西方国家应该对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进行人道干预，为此她甚至在战火纷飞的萨拉热窝导演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在过去30年中，她为许多遭到政治迫害的流亡知识分子呐喊，从被霍梅尼通缉的《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到苏联与东欧的流亡作家。
以“左”还是“右”的派系尺度来衡量桑塔格的政治倾向常常会陷入迷惑。桑塔格虽然调整过自己的立场，但她总的倾向是清晰一致的：她始终是独立的、批判性的人道主义者，持久地抗议一切全球的、国家的和地区性的霸权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压迫。
启示
桑塔格在43岁时曾被诊断患有乳腺癌，只有四分之一存活的可能。但经过三年的强度化疗，医生宣布她治愈了。对疾病与生命关系的探索，以及对社会的疾病隐喻观念的批判，产生了她后来的两部优秀作品《疾病作为隐喻》（1978）以及《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2004年12月28日，桑塔格在纽约因白血病去世，享年71岁。西方主要媒体纷纷发表讣告和悼念文章，予以各种名号和赞誉：“唯一的明星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英雄”和“最后的知识分子”等等。英国BBC称她是“美国先锋派的大祭司”。
桑塔格自己愿意接受这些名号吗？她生前曾有一位朋友在传媒中赞誉桑塔格是“美国最聪明的女人”。她却为这样一种形容感到“羞辱”。“首先，这是如此冒犯和侮辱性的，它如此强烈地预设了你所做的事情不适合它所命名的那种类别，即女人。其次，这是不真的，因为从不存在这样（最聪明）的人”。桑塔格并非无可挑剔。对她的批评与攻击中虽然许多出自偏见与误解，但也不乏正当的质疑。甚至在极端保守派学者的著作（如保罗·霍兰德的《政治朝圣者：寻求美好社会的西方知识分子》以及罗吉·金巴尔的《长征：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如何改变了美国》等）中，也存有值得认真对待的批评。
但桑塔格的文化批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反对陈词滥调，反对教条的概念，反对类别标签式的见解。而这对于我们的时代如此至关重要。1960年代释放出的解放能量如今已经烟消云散，生机勃勃的“坎普”文化最终沦为枯竭的、可怜的流行名词。作为反对现代性教条的“后现代主义”在公共话语中成为一种新的观念教条。保守派失去了尊严，激情派失去了活力，这是何等的讽刺。
桑塔格的审慎早在1964年的文本中已经留下了印记。她在文章中特别提示了“坎普”与流行艺术的区别。甚至在结尾处关照：“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能这么说”。她曾一再表示，她并不是为了简单地鼓吹现代主义。“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说，要认真、要充满激情、要觉醒”。她批评美国传媒对9·11事件报道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智识性的、甚至是美学的。她所憎恶的是电视评论员在“童智化”美国公众。“我只是在说，让我们一起哀悼，但别让我们一起愚蠢。”论及知识分子的身份，桑塔格说自己属于一种“过时的物种”，一种“老派的自由民主知识分子”，但却处在一个对自由和知识分子都没有多少热爱的国家。
桑塔格的政治与美学是一种镜像关系，其共同的追求是向着勇敢而持久的批判敞开无限的空间。她说“在我们生活的文化中，智性的意义在一种极端天真的追求中被否定，或者作为权威与压制的工具而得到辩护。在我看来，唯一值得捍卫的是批判的智性，是辨证的、怀疑的、反单一化的智性。” 她还说一部值得阅读的小说是一种“心灵的教育”，“它扩展你的感觉：对于人性的可能性、对于什么是人的天性的，对于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它是一种灵性的创造者”。
激发心灵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开启智性的敏锐、严谨与深广。她为此矢志不渝。也许这就是她留给世人的精神遗产：如此“激进”又如此传统，但却是格外珍贵的遗产。苏格拉底曾说“我一无所知”。桑塔格说她一生内在的动力就是“知道一切”。不同的表述或许是相似的寓意。
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