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知识分子——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也许是当代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的人物。面对桑塔格，思想界被一分为二：崇拜她的和憎恨她的。像很多历史名人一样，桑塔格拥有一大堆桂冠，比如“美国公众的良心”、“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等等。但是，美国流行的保守派刊物《New Repubic（新共和）》设问：本·拉登、萨达姆和桑塔格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是：三个人都要摧毁美国。两年多来，桑塔格不断收到恐吓信与恐吓电话，很多电台不愿意请她去做访谈，很多刊物对刊登她的文字顾虑重重，七十岁的华诞也丧失了以往宾客盈门的热闹。独自坐在哈德逊河畔角屋的窗前，眺望着曼哈顿Midtown如林的摩天大厦，年逾古稀的桑塔格耳边响起了那熟悉的歌声：
　　
　　Non! Rien de rien...（不！丝毫也不……）
　　Non! Je ne regrette rien!（不！我丝毫也不后悔！）
　　Ni le bien qu’on m’a fait（无论是那些那些对我的好意）
　　Ni le mal tout ?a m’est bien égal!（还是坏处，我都毫不介意！）
　　……
　　
　　Edith Piaf这首唱红天下的名歌最能描写她此时此刻的情怀。

从天才到精英
　　
　　桑塔格1933年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不仅风姿秀美，而且天性聪颖。16岁就进入芝加哥大学，在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布尔克（Kenneth Burke）指导下攻读哲学、法文和文学。22岁获英文学与哲学硕士学位。然后在哈佛大学杰出的哲学史家蒂利希（Paul Tillich）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毕业后，前往法国研究存在主义。26岁回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
　　
　　在纽约，桑塔格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1963年，她在名气很大的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The Benefactor（慈善家）》，赢来了赞誉与妒忌。同时，她给当时颇有影响的文艺评论杂志《Partisan Review（党派评论）》撰写文章。《Notes on Camp（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使她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篇随笔与其他几篇这个时期的文艺评论后来被收入标题为《Against Interpretation（反对阐释）》的文集，成为桑塔格最重要的著作。不久前，上海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中文译本。
　　
　　1977年，她出版了对新闻摄影的思考《On Photography（关于摄影）》；1978年，她总结自己罹患乳腺癌的经验，发表了《Illness as Methaphor（疾病的隐喻）》；作为续集，1989年她又写成了《Aids and it`s Metaphors（艾滋病与它的隐喻）》；1992年，出版了热销书《The Vulcano Lover（火山情人）》；2003年发表小说《In America（在美国）》，获得National Book Award（美国国家图书奖）；去年又发表了她对新闻摄影的新思考《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关怀他人的苦难）》。
　　
　　桑塔格很早就与欧洲文化结下了缘分。幼年时，她崇拜居里夫人，14岁上拜见了德裔文豪托马斯·曼。大学里攻读法文，毕业后就来到了巴黎。此时以意大利、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电影聚集了一批既有天才、又有新思想的艺术家，使她很快对电影产生了兴趣。六十年代末，她自编自导了电影《Duett for Cannibals》。桑塔格在法国感受了欧洲大陆文化的熏陶，启蒙运动的精神与左派自由主义从此成了她思维与写作的出发点。她的第一部小说《慈善家》明显受到了法国“nouvel novel（新小说）”的影响，离开了传统小说结构框架，掺入了很多散文随笔的片断。桑塔格一生的创作都徘徊于小说与随笔这两种体裁之间。桑塔格的另一个兴趣是德国文化。1975在法国逗留期间，她写下了研究著名纳粹演员、导演与摄影家列妮·李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专著《Fascinating Fascism（迷人的法西斯）》。1980年，她发表了对德国思想家本亚明（Walter Benjamin）等人著作的阅读笔记《Under the Sign of Saturn（在土星的标志下）》。面对德国记者，她不无自豪地说：“在不懂德文的人中，我是德国文学的内行。”

弱者的律师
　　
　　桑塔格对战争的态度最能表现她对社会、人生与政治的观点。在接受德国《Der Spiegel（明镜）》周刊采访时，桑塔格明确地说：“我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是，60年代末期，桑塔格对越南战争的严厉谴责看起来的确很像和平主义。不过，桑塔格并没有一开始就对越南战争抱有抵触情绪，这一点使她不同于很多同时代的左派知识分子。她对越南战争的怀疑开始于她对新闻媒体的怀疑。美国虽然新闻自由，但是，由于美国寻求国际霸权的外交传统，新闻界一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爱国主义”，一种自觉的约束，一种来自内部的新闻检查。这些导致了当时美国媒体对越南战争的报道明显的偏向性。为了去掉媒体这一层滤色镜，桑塔格决定亲自到越南进行实地考察。1968年，她应北越政府的邀请，在那里逗留了两周。回国之后写下了引起严重争议的旅行日记《Trip to Hanoi（河内之行）》。批评桑塔格的人们并不否认她所记录的实事，但是认为她接受北越共产党政权的邀请，意味着对美国的背叛，对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的背叛。与此同时，桑塔格获得了逐渐壮大的左派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后来，桑塔格再一次将自己在越南的亲身经历与相关的新闻照片作了比较与反思，1977年写成了《On Photography》。
　　
　　桑塔格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态度一直遭到批评。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在波兰宣布紧急状态、镇压团结工会时，桑塔格曾说：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但是，是成功的法西斯主义。这句话招致了甚至来自左派阵营的强烈批评。但是，谁以为桑塔格是铁杆儿的极端左派，他就错了。当前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与波黑发生军事冲突时，桑塔格再次亲赴前线——这一次却是加入了抵抗社会主义的塞尔维亚的行列中。在被塞军包围、兵临城下的萨拉热窝，她排演了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名剧《等待戈多》，谴责西方对塞军种族灭绝的残酷战争袖手旁观。当西方的政治家们还在权衡利弊的时候，桑塔格与哈贝马斯等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站出来呼吁北约出兵，保护弱小的波黑，制止这场血腥的屠杀。左派与右派的划分不能界定桑塔格的精神归属，毁誉也不能改变她的立场，简单的民族主义更不能约束她的言行，她永远把自己看成弱者的律师。
　　
　　911事件发生后，正在柏林讲学的桑塔格在德国的《FAZ（法兰克福汇报）》与美国的《New Yorker（纽约人）》上同时发表了题为《Unsere St?rke wird uns nicht helfen（强大帮不了我们的忙）》的短文。她在文章中指出，那些驾机自杀的极端伊斯兰分子丝毫也不像西方媒体异口同声所说的那样“怯懦卑鄙”，而是很勇敢的。而且，她不同意媒体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个袭击是对自由世界的打击，而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后果。这篇仅仅几百字的短文在美国遭到了公众与媒体一致的谴责，在欧洲大陆却赢得了暗暗的掌声。作为绝对少数，顶着来自各方面的抨击，甘冒“不爱国”的罪名，桑塔格旗帜鲜明地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成了布什总统最严厉的批评者。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桑塔格对《Der Spiegel》周刊说：“911之后的口号：我们站在一起。对于我，这意味着：要爱国，不要思考！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由于桑塔格对思想文化的出色贡献，更由于911之后她对布什政府与美国媒体的批评，2003年获得了德国书业界和平奖。这个奖是德国荣誉最高的文化奖，获奖者中有哲学家亚斯贝斯、哈贝马斯、作家黑瑟、音乐家梅纽因、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等等，桑塔格的博士导师蒂利希也在获奖者行列

新丹蒂主义（Neodanyism）
　　
　　桑塔格喜欢以小说家自诩，但是，她的名著几乎都是文艺评论与思想哲学随笔和札记。她的成名作《Notes on Camp》就是一篇出色的札记。Camp（坎普）不是桑塔格的创造，但是，今天谈起20世纪的文化史，人们都会自动地将坎普与桑塔格的名字联系起来，好像这是她的专利似的。坎普是20世纪50、6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一种文化现象。桑塔格在《Notes on Camp》中以王尔德的镌语作提示，使用断想（Aphorism）的形式，对这个文化现象作了下列的界定与解释：
　　
　　1，坎普是唯美主义的某种形式。它是把世界看作审美现象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即坎普的方式，不是就美感而言，而是就运用技巧、风格化的程度而言。……强调风格，就是忽略内容，……
　　2，坎普的实质在于其对非自然之物的热爱：对技巧和夸张的热爱。……它是对夸张之物、对“非本来”（off）的热爱，是对处于非本身状态的事物的热爱。……坎普是尝试去做非同寻常之事。不过，这种意义上的非同寻常，通常是指特别、有诱惑性（如弧线、过于夸张的手势），而不仅仅指用功意义上的非同寻常。
　　3，……其特征之一，是将严肃之物转化成琐碎之物……这样说不无道理：“它太好了以至成不了坎普。”或者，它“太重要了”，不够边缘（后一种说法后来更常用）。……坎普趣味反感惯常的审美评判的那种好－坏标准。……坎普的关键之处在于废黜严肃。……
　　4，做坎普是一种诱惑方式——它采用的是可作双重解释的浮夸的举止，具有双重性的姿态，行家深知其中三昧，外行却对此无动于衷。……坎普是小圈子里的东西——是某种拥有自己的秘密代码甚至身份标识的东西，见于城市小团体中间。……
　　5，超然，这是精英的特权；正如十九世纪的纨绔子在文化方面是贵族的替代者，坎普是现代的纨绔作风。……它寻求那些稀有的、未被大众趣味糟蹋的感觉。……贵族气派是对于文化（也是对于权力）的一种立场，而坎普趣味的历史是自命不凡者趣味的历史的一个部分。
　　6，坎普在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中苟延残喘，……在诸如王尔德、菲班克这等“才子”那儿找到了自己的自觉的意识形态家。
　　7，坎普的最终声明：它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是可怕的……
　　
　　桑塔格还列举一系列她认为具有坎普趣味的东西，比如蒂法尼的玻璃彩灯、20年代缀满流苏的裙子、莫扎特的音乐、理查德，斯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和《莎罗美》、芭蕾舞剧《天鹅湖》、只供男子观看的不激发欲望的色情电影和一些通俗艺术等等。王尔德与波德莱尔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坎普。顺着桑塔格的思路，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坎普，比如三国时的竹林七贤（嵇康）、陶渊明的《谴子诗》、西昆体、狂禅行为、陆、王心学等等。在当今，卫慧、木子美、小资情调、崇拜张爱玲等等，都可以归入坎普的范围。
　　
　　为了真正理解坎普，让我们先来观察另一个文化现象：丹蒂主义（Dandyism）。丹蒂主义是19世纪初发起于英国贵族中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些贵族崇尚华丽、考究的服饰，彬彬有礼的言行，内涵精妙的高谈阔论，优雅的消闲活动等等。他们蔑视平庸、忙碌、勤劳、进取的平民社会，用自己的高贵与悠闲讽刺、嘲笑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丹蒂主义传到法国之后，没有了贵族的法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丹蒂模型：Flaneur——悠闲地漫步于匆忙来往的人群中，观察、遐想的人。总结起来，丹蒂主义非常看重形式美，无论是穿装起居还是礼仪举止；嘲笑激情与严肃；蔑视实用主义。这些都沾染着唯美主义的特色。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正蒸蒸日上，入世苦行、勤劳上进、朴素节俭、注重实际、不拘礼仪形式等等源自路德、凯尔文的新教精神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丹蒂主义恰恰是这种主流文化的反动。王尔德、波德莱尔就是这个反动的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20世纪重新发现波德莱尔与Flaneur的价值的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这也可以作为丹蒂主义反抗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一个佐证。
　　
　　王尔德、波德莱尔不仅在桑塔格那里荣登坎普的殿堂，《Notes on Camp》就是献给王尔德的。本雅明是桑塔格一生最崇拜的人，她不仅通读了他的著作，还写下了精彩的读书笔记。回过头来看桑塔格对坎普的描述，那些对形式的崇尚、对实用的蔑视、对主流文化的反抗、那些贵族气派、精英情结，都昭然若揭。所谓坎普，无非是一种新丹蒂主义。历来都认为桑塔格这篇札记旨在打消高级文化（highbrow art）与低级文化（lowbrow art）的差别，倡导大众文化。其实，她是在用一种极端傲慢的态度、用少数人对艺术的观点，否定主流文化对高级艺术的期望。桑塔格的艺术观比高级艺术更高级，她的精英味比精英们更精英。

依照《Notes on Camp》的风格，我也写几条“关于《关于坎普的札记》的札记”。
 
　　
　　1，坎普是对主流文化的反动，是一种反文化。
　　2，坎普的反文化态度是通过讽刺、夸张、卖弄、浮华来表现的。
　　3，坎普蔑视主流文化中“重要的”、“实在的”东西，崇尚主流文化中那些“不重要的”、“表面的”、“形式的”东西。
　　4，坎普人物并不真的认为自己的东西不重要，正相反，他们认为：主流文化所重视的东西才是真不重要的。
　　5，坎普需要主流文化中的习惯、定义与价值观念，而且，认真地、直接地使用这些习惯、定义与价值观念，（有意或无意地）造成表面上看起来的（文字上的、理解上与价值判断上的）矛盾与混乱。这种矛盾与混乱是坎普的魅力之一。
　　6，坎普人物都有强烈的精英意识，蔑视现存的，崇尚既往的或理想的。
　　7，桑塔格曾批评现代人的弱点：走极端，要么怀旧，要么空想。这其实不仅仅是现代人的特征，人似乎从来如此。因此，坎普才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具有妓女对嫖客的不可抑制的吸引力。每个嫖客内心都渴望做些良家妇女不肯干的性事，渴望做那些主流文化不允许他做的事情。这样看来，卖淫与嫖娼也是一种坎普。
　　8，鉴于坎普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因此常常扮演“先锋”的角色。桑塔格就是一个喜欢作先锋的人：一方面要与众不同，另一方面要大家崇拜她。
　　9，大众化、平民化是坎普最大的敌人。一旦大众（主流文化）认同了坎普的价值，它就丧失反对的对象。前东德持不同政见者比尔曼（Wolf Biermann）曾说：我热爱东德，东德没有了，我们的事业就死掉了。
　　10，多元社会将造成坎普文化的窒息，是它的刽子手。多元社会中一切坎普赖以生存的东西都消失了。

反对阐释
　　
　　桑塔格自己一定觉得比《Notes on Camp》晚一年写成的《Against Interpretation》更成熟，更能代表自己的文艺思维，因此用它来命名整个的文集。但是，《Against Interpretation》其实比《Notes on Camp》浅显。我们读完《Notes on Camp》之后仅能获得一些激动与印象，《Against Interpretation》却明白地告诉了我们桑塔格到底想说什么。桑塔格说：
　　
　　1，西方对艺术的全部意识和思考，都一直局限于古希腊艺术模仿论或再现论所圈定的范围。正是因为这一理论，艺术本身——而不是既定的艺术作品——才成了问题，需要辩护。也正是对艺术的这种辩护，才导致那种奇怪的观点，据此我们称为“形式”的东西被从我们称为“内容”的东西分离开来，也才导致那种用意良苦的把内容当作本质、把形式当作附属的转变。
　　2，即便是在现代，在大多数艺术家和批评家业已放弃艺术是外部现实之再现这一理论而赞同艺术是主观之表现的理论时，模仿说的主要特征依然挥之不去。
　　3，谈到艺术，阐释指的是从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的因素（X，Y，Z，等等）。阐释的工作实际成了转换的工作。阐释者说，瞧，你没看见X其实是——或其实意味着——A，Y其实是B？Z其实是C？
　　4，现代风格的阐释却是在挖掘，而一旦挖掘，就是在破坏；它在文本“后面”挖掘，以发现作为真实文本的潜文本。最著名、最有影响的现代学说，即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实际上不外乎是精心谋划的阐释学体系，是侵犯性的、不虔敬的阐释理论。
　　5，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
　　6，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通过把艺术作品消减为作品的内容，然后对内容予以阐释，人们就驯服了艺术作品。阐释使艺术变得可被控制，变得顺从。
　　7，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这句话，我个人情愿翻译成：我们需要的不是对艺术的阐释，而是对艺术的色情）。
　　
　　在这里，桑塔格对艺术中的阐释作了一个过于狭隘的限定。Interpretation这个来自拉丁文的词汇意义太过广泛模糊，本身就需要阐释与界定。桑塔格为了表述自己的观点，首先对它进行了驯服，恰恰犯了她自己所批评的错误。比如，她的这个限定就不符合（印欧语言文化圈中）惯常使用的音乐术语。对音乐作品的演奏——比如伯恩施坦或卡拉扬演奏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我们习惯称之为“Interpretation（演绎）”。可以说，没有这种Interpretation，没有演奏家将纸上的乐谱变成悦耳的旋律，我们就无非欣赏它，（古典）音乐这个艺术形式就不存在。另外，她对弗洛伊德的误解也很深。弗洛伊德对《俄迪普斯王》和《哈姆雷特》的分析不是要用自己固有的观点来挖掘文学，而是要通过文学的中范式解决自己专业中困惑不解的问题。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桑塔格，常常给我们带来惊奇。
　　
　　桑塔格的另一个矛盾在于，她一方面拒绝古希腊以来的文艺理论，强调艺术作为主观表现的独立性、合理性、不可争辩性；另一方用偏激、刻薄的语言拒绝对艺术作品的解释与演绎。恰恰是那些获得了绝对自由、冲破了一切技巧与内容的桎梏的现代艺术作品，离开了阐释，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常常要遭到怀疑——除去投资方面的考量。面对传统的艺术精品，观众久久伫立、流连忘返，感受着它们放射出的魅力；面对现代艺术名作，观众也要长时间站在那里，冥思苦想：这到底好在哪里？看起来，对传统艺术我们是比较容易一见钟情的；而对一些现代艺术，我们很难产生色情——假如没有媒人（Media）如簧的口舌。桑塔格虽然自己不愿承认，但是，她正在提倡一种精英趣味极端浓厚的文艺观点。《庄子》说：“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安。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无论从她的成长过程，还是她的社会正义感，无论从她嫉恶如仇的刚硬品格，还是她对文化精英趣味浓厚的观点，桑塔格都不愧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在正面与负面的意义上。

 

------文章摘自(天涯论坛---作者：符号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