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古城的复兴

古城，一般是指拥有着百年以上历史、至现代仍保存完好或经修缮基本恢复原貌的大规模古代建筑的城市聚落。古城是一地历史文化的外在表现，是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

宝应历史悠久，宝应城垣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原为土城，元至正十年（1350 ），土城以砖包之，城垣呈椭圆形，东西长1400 米，南北长1600 米。

南宋时期，宝应处于抗金前线，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升为宝应州，领楚州和涟水军；元代历史较短，宝应也一度成为地区的中心，并在元末加固了城墙。

明清时，屡建屡毁，至民国拆除城楼，放矮城墙。建国初，断垣残壁均全部拆除。如今在城南和北门外原水产公司均有城墙遗迹和散落的墙砖。

据《县志类编》记载，宝应有城从南宋始。而著名经学大师、《宝应图经》作者刘宝楠则认为，宝应县城应始于唐。唐诗人李嘉祐在《送皇甫冉往安宜》诗中有“君向白田何日归”及“山馆空城闭落辉”的诗句。诗中的安宜即白田，亦即后来的宝应，无疑。“空城”、“落辉”虽是诗人的离别伤感，但也给后人留下一个信息：唐时宝应确是有县城的。空城也是城嘛。宝应究竟何时有城，诸家说法不一。　　

唐朝的土城，范围很大，东至民便桥，北至花城一线。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可见到绵延的土埠，像宝应砖瓦厂原址、老扬清公路东侧的民兵打靶场、雷达部队原驻地（县兽医站内）、老宝中后的窑址，包括马家山、松岗、都应是当年唐城的遗址。

相传：“唐后，经五代数十年战争摧毁，加之北宋一百多年的太平岁月，唐城早已崩圮。时至南宋，宝应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地临宋金边陲，位处淮东军事走廊要冲，为控扼要地，建城则很有必要。嘉定八年（1215），时任宝应县令，后官至南宋太府少卿的贾涉，请为宝应建城。正当工程开始，贾涉却丁忧去任。第三年，金兵大举南下，朝廷又起用贾涉来完成此役。宝祐元年（1253）两淮制置使、抗元名将李庭芝复筑宝应城。此前的城均为土城，直到元至正十年（1350），全院萧成增筑之，在土城外包以砖，宝应才有砖城。那时的城，周长九里三十步，东西长二里二百六十步，南北长三里，除老西门，东、南、北三城门外还建有瓮城，另有三个水门，规模较大。明洪武初年，包砖仅十余年的宝应城便被拆毁......”

史料记载：“倭寇屠宝应的前二年，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知县廖言便请建城，但未准。嘉靖三十五年（1556），因迫于倭寇内犯的形势，朝廷特下令动支凤阳仓折粮银二万两、江都县湖滩租银一千两，开始建城。嘉靖三十六年（1557）五月初七，倭寇突犯，民罹刀铤，死者千余人，公私庐舍悉毁，正在施工中的宝应土城也被倭寇摧毁。倭寇退后，巡抚、都御史王浩，决定在旧城原址上缩小三分之一建新城，先建四城门、筑土城。嘉靖三十七年（1558），知县蒋遵正请用砖包城。抚按又增拨凤阳仓银一万五千八百两，并派海防兵备副使刘景韶来宝应负责筑城。景韶见劫后的宝应荒残景象目不忍睹，到处是残砖破瓦堆积如山，居民稀少，生活困难。叹曰：“无重累比一方民也。”便由官府出钱出料，用“筑城一丈，助银七两”的办法来鼓励百姓出工，以济生计。民乃欢呼，举手加额。景韶又请淮扬二府增派民工相助，并从周围县郡征调物资材料，始筑砖墙。当年九月兴工，次年四月告成。新城周长一千零四十余丈，高二丈，睥睨高五尺。置城门五，东曰宾曦，西曰利成，南曰来薰，北曰斗拱，另有小东门。南北涵洞各一，东门置水关。设八个镝台。城成之日，倭寇复来侵犯，未能得逞。明万历十三年（1585），知县韩介塞小东门，开小南门，曰迎秀。后来，明清两朝虽多有修建，其基本规模未变。”

据说：“清康熙七年（1668）六月十七日，郯城大地震，波及宝应，东南崩缺数处，知县孙蕙修筑；康熙二十七年（1688）北城楼圮，知县徐翴修建；嘉庆初，西北城崩数十丈，嘉庆二十四年（1819）知县许知玑向上争取资金再修，但因豆腐渣工程，不久所修处全部倒塌。道光十五年（1835），知县唐汝明劝捐修补，刚巧朱士彦在家居忧，由他带头，捐钱一万九千余缗，重新修建。四月兴工，十一月竣工，各城门裹以铁叶，更加牢固。后来，不知何时，东门北偏，北门东偏，各崩缺数十丈，北门楼亦倾圮无存。光绪八年（1882）九月，知县梁枚请拨款修城，并重修五门城楼。此为宝应城墙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葺。宣统三年（1911）六月，大雨，东南、东北、西北三处同时崩缺各数十丈，此后再无力修筑，只以破碎甓砖堆砌。至1949年，城墙所剩无几。在以后的岁月里，冷兵器时代赖以防御的城墙，除作为历史遗迹，已失去其战略意义。摇摇欲坠的断垣残壁反成为有损市民安全的隐患。”

1958年，宝应城被全部拆光。历经数百年风霜的城砖，大部分用来铺砌当时大街小巷的路面。在北门的原水产公司大院内，现在尚可看到一座全是用拆下的旧城砖砌成的大仓库。

明初，“洪武赶散”，大批苏州移民来到了宝应，这里将成为他们的新家（宝应不少家族祖籍来自苏州）。“洪武赶散”，明朝初年将江南人口迁徙到苏北的历史事件，又称“红巾赶散”“红蝇赶散”，当时朝廷从江南迁移大量人口到苏北一带进行垦荒，兴起人朱元璋。

在“洪武赶散”的大迁徙中，有二公迁宝的传说：“范仲淹的第九世孙八一公（范国宝）和八五公（名待考）跪拜祖庙，哭别古土，絜妇将雏，从苏州阊门，随列而行，风餐露宿，到饱经战乱，白骨横野，杂草丛生，朝无鸡鸣，幕无犬吠的江淮平原，迁居宝应谋生，至今己近650年，其子孙遂为宝应人。”

自八一公、八五公迁居宝应，生活环境极其艰难，全靠族人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经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在这片饱经战乱，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开拓出一片蔚蓝的天空。成了宝应那时刁、梁、范、仲四个名门望族中的一个。

自远祖平章公到江南始祖文正公再迁宝应始祖八一公（国字辈）、八五公至鏊公（兴字辈）在宝应《范氏家谱》中都有记载。

史料记载：“明末，淮河入海水道淤塞，黄河、淮河的洪水南流，彻底改变了宝应的地貌。为了抵御洪水袭击，宝应先民不得不加高圩堤，运河河道也移到了集镇的的西部，原来的河道变成了集镇的内河，就是后来的宋泾河。”

据传：“公元1555年，宝应知县廖言曾请求修建城墙，但没有被批准。第二年，因迫于倭寇内犯的形势，开始兴工建城。公元1557年5月，倭寇沿运河北上，洗劫了宝应集镇，大肆屠杀百姓，死者千余人，又放火焚烧公私民房，正在施工中的宝应土城几乎全被倭寇摧毁。后来，宝应新城建成后，倭寇又来侵犯，未能得逞，保住了全城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据说：'接连40年，宝应科举都不旺，仅有2人登科。’1585年，知县韩介听信了堪舆家话，'宝应之所以科举不兴，是因为孔庙前没有出路’。于是他下令在泮池前的玉带河上架起一桥名迎秀桥，封堵小东门（便益门），新开小南门，命名为迎秀门，直对孔庙大成殿，门迎湖秀。这个新城门就叫小南门，这条路两边后来有了住户就称小南门街，就是今天的南城根路一带。”

史书上记载：“宝应自从城门改造以后，登科的人果然就越来越多了，在清代还出现了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这在全国县、市中也是不多见的。入清后，宝应古城没有遭到破坏，宋泾河河面仍然宽阔，东水关外帆樯林立，商贾云集，最为繁华；北门内宋泾河上，云南参政朱应登筑起了泾上园。”

宝应城中的纵棹园最为有名，纵棹园是清朝乔莱的私家花园，四面环水，典雅清秀，别具一格。走进纵棹园，里面有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入园观戏的古戏台及翦淞阁、竹深荷净堂、背山临流馆等著名景点。重要景点有赵朴初、尉天池等诗人书家惠存的雅赋墨宝。古戏台、鱼化龙石门柱及廊栏亭榭，其石、砖、木、铜雕均极其精致，号称“江苏第一雕花园”。

传说：“纵棹园主人乔莱是清朝康熙年间翰林院侍读，后因治理水患，触犯朝中权贵，被中伤罢免，他息影官场，返回故乡，修筑这座园子，取名纵棹，意为纵情泛舟。乔莱虽为朝廷大官，却又是一位戏剧家，家有戏班，曾为康熙、乾隆演出，康熙皇帝曾亲赐银项圈一只，家班誉为“赐金班”。在园内还能见到一座古戏台，据传乾隆六下江南，曾经驻留宝应，还在这座古戏台上看过戏。戏台下的池塘边，停泊着一艘龙舟。相传乾隆皇帝就曾坐在龙舟之上看过戏。戏台北面的院子就是是画川书院，由乔莱的后人捐建，这里曾是宝应著名的学府，培养了许多人才。”

史书上记载：“康熙年间，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应宝应知县孙蕙邀请来宝应任其幕僚。”宝应是蒲松龄的第二故乡，《聊斋志异》中就有不少取材于宝应的内容。当年他的住所旧址是宝应的成家大院，在宝应老县政府内，现在已经被打造成蒲松龄游幕宝应纪念馆。

在宝应古城核心区域内，还有康熙字典主要编纂者刘师恕、经学家成蓉镜及其子民族英雄成肇麟、清首任驻台大吏王凯泰、朱士彦三兄弟三进大宅第、经学家刘宝楠、梨园泰斗高朗亭等名人故居以及学撴社区74处名胜古迹，都见证了明清时期宝应的复兴历史。

【文章部分资料来源于闻理书屋和志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