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奇谈医
附子为百病之长
(一)
儿时上学住校，周末步行30多里回家。时值盛夏，见路边有不知其名的“庄稼”，长势甚好，叶如艾，呈剑齿状，质厚，墨绿色，泛油光。询之，才知为中药附子。后来，每到附子采挖之时，经济拮据的邻里人家便将一袋袋的附子拎回家，浸洗削皮切片，以获得一点加工费。不过活得快点干，因为新鲜附子易烂，只有浸在卤碱水中始不烂。那些天，全县所有的汽车都要赶去盐都自贡拉卤碱。
我作医生后，曾数至大乘寺附近的附子厂考察，亲见了附子加工的全过程。江油为附子之乡，至今街上还设店卖附子，1包1kg，色如冰糖，谓是上品，用以馈赠亲友。我小时侯身体弱，尿床，每到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用附子炖狗肉，这时，父亲就带我去他朋友家喝狗肉附子汤。在我印象里，附子和土豆的味道差不多，久煮之后，嚼着面面的，大概1碗4-5片，约1两左右。一次，我在上海拜访姜春华先生，他问我：你们四川人拿附子当菜吃，是真的吗？我说我就吃过，姜老为之咋舌。
(二)
善用附子者莫过于四川医生。明代泸州人韩飞霞在《医通》中说：“附子回阳，霸功赫奕”，但尚不以善用附子著称。清同治年间，邛崃郑钦安在成都开创了“火神派”，观其治病，恒以阴阳为纲，阴证则无论吐血、便血、尿血、喉蛾、失眠、牙痛、口臭、便秘，概投以附子、干姜之类，效如桴鼓。光绪时复有罗定昌者，其治热病发热谵语，舌生芒刺，烦躁不便，而脉尺寸俱无，即用承气加附子。说非用附子治病，而是借其热直达少阴耳。传此派之学者，百余年来不乏其人：吴佩衡南下昆明，云南遂有“吴附子”之名，他尤以善用附子治麻疹逆证而风靡一时。祝味菊东去上海，当时沪上几无不知“祝附子”者，他治热病，虽高热神昏，唇焦舌蔽，亦用附子，说热病不死于发热，而死于心衰。章次公先生于此十分心折，说他治病“心狠手辣”。名医徐小圃的两个儿子俱死于热病，小儿子又病热，几至不救，祝以附子起之。今沪上徐氏儿科仍以用附子见长，即祝公昔年所教也。祝味菊誉附子为“百病之长”，其用附子有每剂3、4两的。华阳刘民叔悬壶于上海，高僧惠宗病胃癌，吐血不止，刘力阻西医输血，以大剂干姜附子佐甘草、灶心黄土、花蕊石、云南白药、阿胶，三帖而血全止。近贤重庆龚志贤、成都戴云波诸先生，治风寒湿痹，附子都用60g以上，其中戴氏所拟乌附麻辛姜桂草汤为治痹名方。有一年，四川医生带着计算机痹证软件到北京义诊，处方用附子 30g，川乌30g。竟无人敢服用，中医界攻讥者亦复不少，不几天即门可罗雀，铩羽而归。
(三)
附子大辛大热，通行十二经，其性刚雄，温五脏之阳。
心功能不全多见于肺原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等疾病，大率以心阳虚衰为本，血瘀水停为标，证见心悸怔忡，汗出肢冷，喘促，神疲乏力，面色恍白，紫绀，胸闷腹胀，下肢水肿，严重者甚至出现胸、腹水，全身浮肿，小便不利，脉沉细或结代，舌淡苔白者，常用参附汤、真武汤、桂枝茯苓丸、防己黄芪汤四方合方，收效甚速。我曾在某部队医院会诊一风心病、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一剂即效，再剂即可下床活动。韩飞霞说人参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王道也；黑附子回阳，霸功赫奕，合用于心衰，则相得益彰。心衰之重者，，则非伍用干姜不可，或干姜、生姜同用，附子无姜不热，附子配干姜、甘草则仲景之四逆汤也，用于心衰之吐利不止，有回阳返本，起死回生之功；阳衰而阴竭者，合生脉饮阴阳两补。章次公先生治疗心衰尝用《冯氏锦囊》的全真一气汤，即参、附合麦冬、五味子、熟地、白术、怀牛膝。
附子温肾阳，李时珍说附子是“补下焦命门阳虚之药”；《本草正义》说附子“达下元而温痼冷”，举凡肾阳不足，证见畏寒肢冷、尿频、口渴、不食，下利滑脱不禁，腰痛，阳痿、痛经诸证，皆可用附子。命火式微，火不暖土，常用右归丸；脾肾两虚可用附子配炒山药、人参、白术；虚寒痛经，常用小温经汤(附子、当归)；消渴晚期阴损及阳，阴阳两虚时，渴极而凉润生津不效者，可用附子、肉桂。唐代王焘《外台秘要》以釜盖之干润作喻：“譬如釜中有水，以火暖之，其釜盖若以板盖之，则暖气上腾，故板能润也，若无火力，水气则不上，此板终不可润也”。至于肾阳衰惫，不能化气行水之水肿，则非真武汤不可为功。
《珍珠囊》说附子“温暖脾胃”，脾阳伤而下利不止，腹中冷痛，手足不温，脉沉迟者，理中汤加附子，即附子理中汤。我年轻时在农村作医生，经常遇到前来求救的因剧烈吐泻而亡阳的孩子，急用大剂附子配人参、干姜、干草、龙骨、牡蛎回阳固脱救逆，多能挽回。有一左姓老人，寒邪直中三阴，吐泻不已，神昏烦躁，扬手掷足，郑声喃喃，人或疑为阳证议用清下，我力阻之，盖六脉极沉微故也，用制附子24g，红人参10g，干姜15g，炙甘草6g，白术 10g，龙骨、牡蛎各30g，一服而泻全止，酣然入睡，次日易方调理而安。《伤寒蕴要》说附子有“通阴回阳之力，起死回生之功”，信然。
附子亦温肺阳、肝阳。肺阳虚则咳喘、咯痰清稀，背冷、形寒；肝阳虚则疲惫乏力，巅顶疼痛，胁肋少腹隐痛阴冷。前者可用附子合干姜、炙草，后者可用附子合肉桂、黄芪。
(四)
附子治痹，古方多用之，仲景桂枝附子汤治风湿相抟，一身尽痛，不能自转侧；桂枝芍药知母汤治历节疼痛，脚肿如脱，皆其范例。《汤液本草》说“附子无所不至，味辛大热，为阳中之阳，故行而不止”。痹证的病机是“闭”，附子走而不守，温经散寒，除湿通闭，实为痹证不可或缺之药，，痛甚附子合川乌、草乌、细辛，可增强散寒止痛之功，附子合桂枝则温经通脉的作用益佳。不仅风寒湿痹可用附子，即使风热湿痹舌红脉数者，也可在祛风、清热、燥湿利湿的基础上酌用小剂量附子以通闭解结。我治类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肩关节周围炎、坐骨神经痛、腰椎间盘脱出、强直性脊柱炎等，就恒以大剂量附子、川乌同用。《千金方》独活寄生汤亦治痹名方，用以治疗风寒湿久羁之肩、腰、膝、腿痛，陈无择《三因方》说：如加附子，则其效益佳。
(五)
或曰：川人喜用附子，是盆地多雨湿，地势使然。此不知附子，亦不知川人之言，仲景就是善用、倡用、多用附子的第一人。仲景用附子与干姜、甘草相配(四逆汤)而为回阳救逆第一方；与茯苓、白术、白芍、生姜相配(真武汤)治水肿；与人参、白术、茯苓、白芍相配(附子汤)温补元阳；与麻黄、细辛相配(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发表；与白术等(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相配治风湿骨节烦疼(术附合用为除湿之圣药)；与半夏、粳米、大枣、生姜配伍(附子粳米汤)温脾止泻；与大黄、细辛相配(大黄附子汤)温下寒积；与大黄、黄芩、黄连相配(附子泻心汤)扶阳消痞；与生地、阿胶、黄土、白术、甘草、黄芩相配 (黄土汤)温脾止血；与薏苡仁、败酱草相配(薏苡附子败酱散)治肠痈；与乌梅、黄连、黄柏、川椒等相配(乌梅丸)治蛔厥及久利；与地黄、山茱萸、山药、丹皮、茯苓、泽泻、桂枝相配(肾气丸)而为补肾祖方……可以说他已经把附子之用发挥到极致了，而仲景并非川人。
仲景之后，附子的临床应用更加广泛，如：《古今录验》以附子与麻黄、桂枝、丹参、人参、防风、杏仁、防己、黄芩、生地、甘草相配(小续命汤)治风寒历节痛不可忍，腰痛背痛不可转侧，昼静夜剧。《千金方》以附子配细辛、防风、干姜、山茱萸、茯苓(三五七散)治大寒中于风腑，头痛项筋紧急。《近效方》以附子配白术、甘草、大枣、生姜(术附汤)治风虚头重眩晕。《肘后方》以附子配天雄、川乌(三建汤)治元阳素虚，寒邪外入，厥后脉沉。《太平圣惠方》以附子配独活、牛膝、桂心、川芎、赤芍、当归、桃仁(独活散)治冷滞风气攻刺，肢体疼痛。《三因方》以附子配干姜、甘草、人参、芍药、茯苓、桂心、白术(附子八物汤)治历节四肢疼痛，如槌锻不可忍。《局方》以附子配草乌、全蝎、天麻、苍术、胡桃肉(善肾散)治肾气虚损，腰脚骨节疼痛，膝胫不能屈伸；配鹿茸、肉苁蓉、人参、熟地、肉桂、石斛、五味子、黄芪、茯苓、白芍、白术、半夏、甘草(鹿茸大补汤)治孕妇诸虚不足；配人参、干姜、甘草、肉桂、吴茱萸、麦芽、神曲、枳实、桔梗、细辛(大温脾丸)治脾胃虚寒，饮食不化，食少伤多。《赤水玄珠》以生附子、生半夏、生姜相配(三生饮)治痰眩。《张氏医通》以附子配白果、橘红、生姜、甘草(冷香饮子)治夏月中寒，腹痛吐泻。《医学心悟》以附子配干姜、白术、甘草、茵陈(茵陈术附汤)治阴黄。以上名方，不过随手写来，已是挂一漏万，然从唐宋一直到明清，从官修方书到个人著作，从中可见附子之用广矣哉!近贤祝味菊更用附子配枣仁，治心动过速及期前收缩(早搏)；配知母，治热病口渴欲饮而心阳不振；配磁石，治神经衰弱之失眠。姜春华先生认为许多慢性疑难杂病，特别是许多慢性炎症用常法清热解毒不效，原因即在于久病体虚而湿热火毒病邪不解，他从仲景乌梅丸、薏苡附子败酱散诸方得到启发，打破常规，温清并用，补泻兼施，体病同治，如他治白塞氏病，用附子配党参、黄芪、甘草、淫羊藿、黄连、黄芩、丹皮、蒲公英、半枝莲而效，即其范例。
我用附子也薄有体会。除前已述及者外，肾着，用甘姜苓术汤加附子，其效更捷；肩关节周围炎，我常用黄芪、当归、白术、淫羊藿、威灵仙、希莶草、桂枝、姜黄、海桐皮，然必重用附子，否则不效；虚人易感，用玉屏风散加附子、姜、枣；急性肾炎初起，畏寒、无汗、水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慢性肾炎水肿，用真武汤、实脾饮，皆以附子为主药；久泻不止、五更泻、老人大小便失禁，用理中合四神再加肉桂、附子温补命火；口腔溃疡用凉药不效者，多为阴盛阳浮，可用姜附剂破阴回阳，必阴霾去而火始安其位；慢性咽炎，用附子一片蜜炙，切成小块含咽；痛经寒症居十之七八，则用附子合当归。
综合古今用附子的经验和我的粗浅体会，附子一物，可上可下，可攻可补，可寒可热，可行可止，可内可外，随其配伍之异而变化无穷，用之得当，疗效卓著，在群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它是“百药之长”，是并不过分的。
(六)
附子的用量，向来争议很大。仲景方用附子一枚，炮，破八片，则每帖约60g，附子质量，一大片即6—8g，曰“炮”，则为生附子，其力更大。所以当用附子时，不必畏忌，初用10—15g，如无问题，完全可以续增至30g以上。
我治痹证，阳虚畏寒，用量均在30g以上，屡遭药房拒配，不得不郑重签字，但也有签字后仍不配的时候。我曾治张某类风湿性关节炎，每剂用附子30g，药房拒配，医生也不愿抄方，好在他在海淀药房有个亲戚，这才取了，共服百余剂而愈，前后用附子十几斤。又治孙某的寒湿痹，每付用附子30g，不应，增至60g，他为省事，两付药一起煮，则其用量实为120g矣。我不是说剂量愈大愈好，但对大证、重证，如仅用数克，则无异于隔靴搔痒，不能解决问题。
附子须先煎，小剂量(9g左右)先煎半小时，中等剂量(15g左右)先煎1小时，大剂量(30g以上)先煎2小时，头煎如此，二煎小火煮40分钟即可。煎附子时加生姜一块(约30g，拍破)、蜂蜜1两更好，可以减低附子的毒性。
用附子不会蓄积中毒，沈阳有位强直性脊柱炎患者，至今服药400剂以上，每方皆重用附子至30g，共用附子数十斤矣，从初诊起到现在一直坚持上班工作，已基本痊愈。
古有乌头反半夏、栝楼、贝母、白芨、白蔹之说，为“十八反”的一组药，但没有说半夏、栝楼等反附子。川乌系附子的母头，但这是两味药，如说附子也反半夏、栝楼等，便是“株连”了。何况乌头半夏同用，在医圣张仲景已开先河。
半夏、附子同用的机会很多，如果要我证明，我可以举出古今100个以上的医案医方来作证。有一次我处方里半夏、附子同用，某药店的药工一看处方，大为不屑，说这是哪儿的江湖医生开的方？连常识都不懂。我听了，不生气，只是苦笑。当代名医姜春华、朱良春、颜德馨诸先生都曾郑重地撰文驳斥过半夏反附子之说，读者诸君有兴趣的不妨找来看看。
绍奇谈医：由成都人怕麻黄想到的
解放前，有一位老前辈在成都行医，一次在方中开了三钱麻黄，却被药店拒配，说：麻黄用量太大了，吃了要出问题。一而再，再而三。这位前辈只好不再开麻黄了。他从家乡带了一大包麻黄粉到成都，到需用时，包成小包赠给病人，说是“药引子”。1972年，我去成都为一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治病，方中用了10g麻黄，不意几十年过去了，仍遭药店拒配。虽郑重注明：“如有问题，由本医生负责”，再一次签了字，仍然不行。可见成都人真是怕麻黄。
南京中医学院孟澍江老师来京讲学谈到：江苏人怕石膏。高热，大渴，汗出，脉大，白虎汤本为的对之剂，因方中石膏用量大，病家疑惧，药店拒配。孟老师便自行准备了石膏粉，拌上青黛，诈称“秘方”以贻病人。当然，孟老师说的是解放前的事了。
上海人怕附子。当年祝味菊、刘民叔等四川籍医生，就在上海以善用附子名声大噪，祝先生还有个“祝附子”的外号。祝治热病，虽高热唇焦色蔽，仍力主用附子，盖病未去而心阳已经不支矣。名医徐小圃擅长养阴，几个儿子却都死于热病。某年，一子又病发热不退，不得已，请祝会诊，祝开方就是附子，服后居然热退神清，好了。章次公先生因此而称祝氏用药“心狠手辣”，徐氏自是为之心折。至今沪上徐氏儿科之用附子，皆昔时祝公所赐也。刘民叔先生治僧惠宗胃癌大出血，脉微欲绝，昏迷不醒，先是阻止西医输血，继则开方用附子30g、干姜15g配干地黄、阿胶、白芨、伏龙肝、花蕊石、甘草、云南白药，3日后血即止。然习俗流风，殊难扭转，二公长技，竟为空谷足音，且多诽谤之言。知之者，其时惟章次公、姜春华二先生而已。
麻黄、石膏、附子，虽皆猛悍之药，然用之对证，便真的效若桴鼓。古往今来，例证多多。其实又何限于这三味药，所有药物，当用，不当用，皆当由医生决定，当然也由医生负责。患者疑之，是为流言所惑；药房拒配，则毫无道理可言。然其始作俑者，又必是医生，且必是名重一时者，以一己偏狭之见，遂致覆水难收矣。
以叶天士、王孟英用柴胡、葛根为例，叶天士虽然不像徐灵胎说的“终身与柴胡为敌”，但他治疟不用柴胡，治温热病忌用柴葛，却是真的。“柴胡劫肝阴，葛根耗胃汁”，虽是张凤逵语，但一经叶氏引用，影响就大了。于是后世医家对柴、葛便存畏忌之心。如《温热经纬》引沈再平语云：“疟本非死证，唯概以柴胡治疟者杀之也。”又引汪氏语云：“正疟必用此汤(小柴胡汤)，若似疟非疟，妄用柴胡，必提成长热不退，或两耳大痛，甚至神昏，更或引动肝风，痉厥立至，生平见之屡矣” 。《重庆堂随笔》引赵菊斋说：“先慈……肝阴不足……患外感，医投柴胡数分，下咽后即两胁胀痛，巅顶之热，如一轮烈日当空” 。肝阴不足，当忌柴胡，疟不可拘于少阳一经、小柴胡一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平心而论，有他们说的那么邪乎么?王孟英对葛根的偏见也太甚：孙位申患感冒，症见耳聋，医者泥于少阳小柴胡之剂，聋益甚。孟英视之曰：伏暑也，与伤寒治法何涉？改投清肺之剂，聋减病安。将进善后法矣，忽然耳聋，询悉误服葛粉一碗，不啻误服小柴胡一剂，复投肃靖肺胃药，寻愈。
葛粉，即用葛根加工的淀粉，浙江人常用它来代藕粉。即使不当吃，也不至于如“误服小柴胡一剂”而致耳聋复发的地步吧?潘澄濂老师平生最服膺孟英之学，惟于王氏对葛根的偏见有过批评，说是“白璧之微瑕”。
绍奇谈医:糖尿病与瘀血
在古代有关糖尿病的文献中，尚未见到糖尿病与瘀血关系的明确记载。有之，则始于前年才去世的祝谌予先生。他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糖尿病人多有血瘀表现，如面部色素沉着、舌质紫暗、舌边瘀斑瘀点，舌下青筋(静脉)怒张、肢体麻木、耳廓萎缩晦暗等，结合患者常合并动脉粥样硬化，胰腺微血管闭塞不通、微血管病变导致的微循环障碍、血液黏度高等病理变化，倡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治疗血瘀型糖尿病，活血降糖方(广木香、当归、益母草、赤芍、川芎、丹参、葛根、苍术、玄参、生地、黄芪)即祝先生自拟之方。
我学习祝先生的经验，初步体会到糖尿病之血瘀现象，是在气阴两虚的基础上继发的，盖气虚则无力推送血液循行，阴虚则血少而血液留滞，所以其治以益气养阴为主。气虚为主者用黄芪、黄精、白术，阴虚为主者重用生地、玄参、麦冬，佐以活血化瘀药如葛根、丹参、桑寄生、赤芍、鬼箭羽以及清热药桑白皮、桑叶、地骨皮、苦瓜、花粉等组成复方，既有助于降低血糖，又可以改善临床症状，使患者面部由晦暗而光洁，黑眼圈渐消除。
南京7212厂的甘宪先生，因20年顽固不愈的全身泛发性湿疹来京求治，证属血瘀挟风，我用桃红四物汤加紫草、丹皮、徐长卿、白藓皮、蝉衣之类，服20剂后湿疹仅余头部几点，再服20剂，基本痊愈。意外的是他惊喜地来电话说，他的血糖在服药后竟然恢复正常(我不知道他有糖尿病)，谢顶的头部也长出一些黑发来了。可证活血化瘀药的确是有助于降糖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中医药治疗糖尿病，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血糖的指标，更具有整体调理的优点，诸如益气、养阴、补肾、调理脾胃、活血降脂等多种方法，因证而施，因人制宜，对于控制或改善临床症状，延缓、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的诸多并发症，也是极有意义并且大有潜力可挖的。
绍奇谈医:辛凉解表面面观
金代刘河间，不满于医人墨守仲景成规成法，倡用“辛凉、甘寒解表”之法以治热病。但刘氏之所谓“辛凉之剂”，不同于后来温热学家的桑菊、银翘之类处方，而是苦寒、甘寒药与辛温药配合，寒以胜热，辛以达表，俾阳之拂郁既除，而表自解、热自清。例如他创制的防风通圣散一方，就既有苦寒的栀子、黄芩、连翘、大黄，又有甘寒的石膏、滑石，辛温的防风、麻黄、荆芥、川芎等。此方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晋唐方书。如冉雪峰先生在《八法效方举隅》中论及葳蕤汤一方时指出：“葳蕤汤一方……乃麻杏石甘汤之变相，加白薇以清上，独活以清下，皆所以助麻黄解表；玉竹合石膏能清能润，川芎伍青木香则疏而能清……芳香则化浊，柔润则益阴。故寒温夹杂、热壅气郁、热中伏寒、寒中包火，悉可治之。其清凉已开后人银翘、桑菊之渐，其芳香已开后人香苏、神芎之渐，其方注一寒一热已开后人启毒、双解之渐” 。不过晋唐时不以“辛凉”名之罢了。
明初王安道《医经溯洄集》有温暑当用辛凉，不当用辛温之论，论者以此说他始能“脱却伤寒”。“脱却伤寒”，也就是后来吴鞠通说的“跳出伤寒圈子 ”。陶华《伤寒六书》之说与王氏相近，谓伤寒为杀厉之气，其性凛烈，故初起者治宜辛温；温病则邪热自里发外，故首起便当用辛凉。惜乎仲景书非全书，温暑必别有方，他补了一首“辛凉解表”的方，即张洁古的“九味羌活汤”。此方亦以羌活、防风、白芷、苍术、川芎等辛温药与苦寒的黄芩、甘寒的生地相伍，而名之为 “辛凉”者。大率清代叶天士之前的所谓“辛凉解表”者，皆此类也。
叶氏治风温初起，主张用“辛凉清上”，“微苦以清降，微辛以宣通”，即《外感温热篇》所谓“在卫汗之可也”，但他反对“医谓六经，辄投羌防，泄阳气，劫胃汁”。《临证指南医案》风温、温热诸案，轻清灵动，足以为后世法。无怪与之同时而稍晚的俞震赞誉他“真足超越前贤，且不蹈用重药者一匙偶误，覆水难收之弊也。此翁聪明诚不可及” 。至吴鞠通《温病条辨》乃大倡辛凉解表之说，力辟“以温治温”之非，他大声疾呼“世人悉以羌、防、柴、葛治四时外感，竟谓天地有冬而无夏，不亦冤哉!”影响所及，医人皆以为温病不可用温药，如《温病四字诀》说：“病以温称，顾名思义，热邪伤阴，与寒迥异，要之温病，忌用温药”。就连一代名医张锡纯也以为麻杏石甘汤的麻黄、杏仁皆温，犯了以温治温之忌，径以薄荷换麻黄、牛蒡子换杏仁。我们现在来看吴氏自创的银翘散，其用药显然是师法叶氏《临证指南》风温、温热医案，但也有他自己的经验，例如叶天士治风温初起，用连翘，却绝不用银花。此方对表证明显而见身痛、恶寒、无汗者，解表之力不足，何廉臣《通俗伤寒论》按语及今人孙纯一《温病一得》于此都主张加少许麻黄，蒲辅周则尝用葱白，认为葱白辛温而不燥热，加之原方有豆豉，合葱白则为葱豉汤，正是“温病开手必用之剂”(王孟英语)。其实，吴鞠通也看到了此方存在解表之力不足的问题，但他惑于喻嘉言“微发于不发”之论，用了桂枝汤，甚至不惜捏造仲景原文。其方用得不好，其论则无中生有，所以颇遭非议。如里热明显而见口渴、壮热、心烦、咽痛者，银翘散清热之力也嫌不足。温病初起即见里热，便须早用凉剂直折其热，不必等到热邪深入才用苦寒，等到“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悉具才用白虎汤。张菊人《菊人医话》正是有见于此，才主张去荆芥、桔梗，早加黄芩、栝楼。
近20年来，又涌现出一批新型的辛凉解表方，与前述金代、明代的辛凉方相近。如羌活板蓝根汤(羌活、板蓝根)、羌活黄芩汤(羌活、黄芩)、羌蒡蒲薄汤(羌活、牛蒡子、蒲公英、薄荷)等。这些方，无论解表、清热，两方面作用都很强，也不拘于伤寒、温病，剂量也不再是“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如羌活一般用9～15克，板蓝根用15～30克。笔者治外感初起，证见恶寒、身痛，高热不退，口渴、咽痛，无汗或汗出不畅者，尝取败毒散之荆芥、防风，竹叶石膏汤之竹叶、石膏，小柴胡汤之柴胡、黄芩，银翘散之银花、连翘，差不多1～2剂即可退热，屡经运用，故敢为读者告。自谓此方虽杂凑而成，但亦得金元之余绪，名之为“辛凉解表方”亦无不可。盖辛者，辛以解表；凉者，凉以泄热也。
绍奇谈医: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患者最痛苦的是难以忍受的疼痛，其疼痛持续的时间，可数月，数年甚至十余年。
从疱疹分布的部位看，如颞侧、眼、耳前后、胁、少腹，皆属肝经；疱疹色鲜红或暗红，周围皮肤焮红灼热，其脉弦滑数，其痛如针刺刀割，归结起来，则为肝经郁火无疑。
我治带状疱疹的方法，系从明代孙一奎《医旨绪余》得来。方用大栝楼1、2两，甘草2钱，红花5分。常以此为基础方，酌加大青叶、板蓝根、僵蚕、桑寄生、银花清热解毒，赤、白芍，延胡索，丹参，七厘散(吞)活血止痛，多年以来，经治数十例患者，多能在几服药内止痛，疱疹亦随之消失。病延日久者，则要从久痛入络考虑，酌加桃仁、当归须、全蝎、蜈蚣。
在带状疱疹两端拔火罐，也有助于止痛。在疱疹上亦可拔罐，如破溃滋水者，涂以龙胆紫即可，有的疼痛不在疱疹部位，则另在痛点(阿是穴)拔罐。
近案三例：
黄某 男，87岁，因带状疱疹住院5天，痛一直未止，入夜更甚，通霄无寐，用过多种止痛药、抗病毒药无效，患者曾多次向家人表示不愿活下去了。其女黄以平电话上询问有什么方法，我即口授一方：栝楼30g，赤、白芍各10g，延胡索10g，僵蚕10g，红花6g，板蓝根20g，桑寄生20g，浙、川贝各10g，服1剂即痛减，至第2剂痛即全止。
朱某 女，70岁，病带状疱疹近两月，曾用过多种抗病毒药、镇痛药(可待因)，痛仍不止，或暂止1~2天，又复疼痛，不堪其苦。疱疹在后腰部位，隐伏不现，舌红，脉弦数。我用栝楼，红花，丹参，薏苡仁，川、浙贝，桔梗，僵蚕，赤、白芍，甘草，配吞七厘散，1周而愈。
郭某 女，52岁。患带状疱疹7天，位置在左眼，痛不可忍，想撞墙，口苦，心烦，舌红，舌边齿痕明显，脉弦滑数。用全栝楼30g，黄芩15g，板蓝根30g，银花15g，僵蚕10g，赤、白芍各15g，延胡索15g，龙胆草6g，红花10g，丹参30g，蒲公英30g。七厘散10支，1日3次，每次1支吞服。2～3剂后疼即减轻，但药后腹泻，左眼视力下降到0.5，医院诊为继发病毒性角膜炎。治拟清热解毒，活血祛瘀，予白花蛇舌草、板蓝根、七叶一枝花、黄芩、栀子、野菊花、僵蚕、桂枝、延胡索、赤芍、红花、丹参、白芷、白蒺藜。三诊，停用栝楼后腹泻仍不止，此脾胃气虚故也；眼眶周围夜痛又甚，甚则痛如针扎，眶黑，拟肝脾分治之法，健脾燥湿，疏肝活血，少用苦寒。苍、白术各10g，陈皮6g，炙甘草3克，车前子10g，柴胡6g，赤芍12g，延胡索15g，川芎30g，丹参30g，珍珠母30g，石决明30g，白芷12g，桃仁10g，红花10g，僵蚕10g，白蒺藜10g，蒲公英30g。四诊，痛止，其面始有笑容矣，视力恢复到0.8，易方调理而安。
按：用孙氏栝楼方加味治疗带状疱疹疼痛有卓效，此例初用亦效，但服后腹泻不止，不得不停用，改用其他清热活血剂痛不止，腹仍泻，察患者有明显齿痕舌，脾胃本虚，于是改用健脾燥湿合活血化瘀法，少用苦寒，果收捷效，不仅痛止，病毒性角膜炎亦在短时间内治愈。此棘手之案说明经验方也不是万能的，还是要辨证论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和处理。
绍奇谈医：宋代文人与医药
前不久，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墨宝《研山铭》回归祖国，轰动了书法界。在医言医，我不禁想到宋代陈无择《三因方》中关于米芾的一张方来。这张方子叫“应梦人参散”：
米芾于崇宁癸未病痰嗽，如胶有血，更三医不退，一日谒太尉蔡元度，取人参散一帖，一服，痰嗽立止，气色顿快。人参散方：白芷、干姜、青皮、桔梗、白术、人参各三分，炙甘草一两半，炮姜一钱三分。
以药测证，其痰嗽当属脾肺虚寒，症见咳嗽咯痰，背冷，食少便溏，舌淡脉弱者，所以用人参、炙甘草、白术补脾肺之气，干姜合甘草、白芷温脾肺而散寒，炮姜止血，青皮行滞，桔梗祛痰。此痰中有血，当为咳嗽剧烈，震伤血络，而绝非阴虚内热迫血妄行所致。立方之妙在全不用通套止咳止血药，也就是前人训诫的勿见咳止咳、见血止血之意。治病求本，先前更三医不效，恐怕就是用的通套治咳药加上凉血药，这样，则虚者更虚(耗散肺气)，寒者更寒(寒凉伤中)矣，所以无效。在用量上，此方也很有特点，炙甘草用量独重，其次为炮姜，余则数分而已，击中了虚寒证的要害，故取效迅捷。吾侪临床虽未必原方照搬，但极富启发性。
《苏沈良方》曾载欧阳修的一个故事：“公尝得暴下，国医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药，三文一帖，甚效。公曰：吾辈脏腑与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国医药杂进之，一服而愈。公召卖者厚遗之，求其方，久之乃肯传，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米饮下二钱匕，云此药利水道而不动气，水道清则清浊分，谷脏自止矣。
“湿多成五泄”，用车前仁炒研为末，米饮下，正是暴下利常用的分消之法，即前人所谓“利小便，实大便”。王冰注《内经》亦有语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可见其治是合理的。文人虽非医生，但叙述治验往往很生动，故得以流传后世，此即一例。
王安石爱读医书，尝谓“某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无所不读。”他性格孤傲，不同俗流，有人劝他服补药，他说：“余平生不服紫团参(上佳党参)，亦活到今日。”可见他对无病服药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有两首方流传后世，一是《苏沈良方》所载偏头痛方：
裕陵传王荆公偏头痛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萝菔(白萝卜)汁一蚬壳，仰卧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两鼻皆注亦可，数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与仆言，已愈数人。生萝卜汁滴鼻，取其辛散之力，“左痛注右，右痛注左”的方法真了不起，宋代人固不知神经为何物，而经验之可贵于此可见矣。
另一首处方即“妙香散”，收载在明人王肯堂《证治准绳》中，叶天士《临证指南》附方中也有这首方，名之为“王荆公妙香散”：人参、龙骨、益智仁、茯苓神、远志、甘草、朱砂 。此方为安神定志之方，适用于劳心思虑过度而心悸失眠者，叶氏医案中屡用之。
苏东坡在宋代文人中，不仅文章、诗词、书法冠绝当代，在医药上的成就也是首屈一指的。介绍他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这里我只谈三件事：
一、创立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私集资合办的医院。据文献记载，早在汉唐时代，我国就有医院之设了，当时称作“病坊”。东坡在元佑四年任杭州知府时，适“杭州大旱，饥疫并作”，他动用库府银两，并拿出自己的薪俸黄金50两来，创办了“安乐坊”，接纳贫苦病人。三年间住院治好的病人数以千计，真是功德无量，也在医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二、苏东坡对气功强身却病也有深入的研究，其《上张安道养生诀论》是公认的名篇。他还有好几篇《养生论》谈到气功，但他不相信世间有长生不死之法。他的养生观也堪为经典——“善养生者，不过慎饮食起居，节声色而已，养慎于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
三、关于圣散子。这张处方是苏东坡在黄州得之于家乡人巢谷的，巢氏是在东坡落难时从眉山到他的住所，任他的家庭教师的。能作东坡的“西席”无疑是饱学之士。圣散子是巢氏的秘方，他传给东坡，“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东坡奇之，为之作序，又传授给他的朋友名医庞安常。适黄州连岁大疫，(用此方)“所全活者，至不可数”。然而后来永嘉瘟疫，用之，则“被害者不可胜数”。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天下以子瞻(东坡字)文章而信其言 ”，陈无择《三因方》也说：“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中医的特点在辨证论治，圣散子方多辛温燥烈之药，用于寒疫固效，用于温疫，则为祸不可胜言矣。东坡也因此大受后人抨击(对此方我另有专文)。其实我看庞安常也要负一定责任，因为东坡虽然知医，但不是职业医生，《伤寒总病论》的作者，是大名医，却不加分析地把这张方子收入自己的书中，为之推广。安常既误人，又误东坡，实不能辞其咎。
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不但有病自己合药吃(如其日记说：崇宁乙酉，正月三十日作平气丸。二月二十日，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而且与人通函论病，如与王子均书云：“承示尊体多不快，亦是血气未定，时失调护耳。某二十四、五岁时正如此，因服菟丝子丸，遂健啖耐劳。……若觉气壅，则少少服麻仁丸。 ”与曹使君书云：“贤郎痈肿，亦是天气亢沴，故有热者先得之，若脏腑秘滞，可用犀角丸服之，得大便流利，则痈自衰杀。”(俱见《续医说》)。论证处方都极合理，非精于医药者不可为之。
陆游就不仅仅是以医药为业余爱好了。《宋史》记载他有一本医书名《续集验方》。南宋淳熙二年，他在成都作一个小官，其时疫病流行，他目睹患者贫病交加之惨，便在街头煮大锅药给患者服用，救了很多人。并有诗云：“我游四方不得意，佯狂施药成都市，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饥民起憔悴。”晚年居山阴，他还亲自种药，配制丸散膏丹，走乡串户，为乡亲治病。有诗云：“村西行药到村东……杖藜到处即春风。”很多人为感谢他的活命之恩，生下的儿子都起名叫“陆 ”：“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呼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竟完全是一个受群众欢迎的职业医生了。
绍奇谈医：蜂房治尿床有特效
蜂房有强阳起痿、开痹止痛之功，常用来治疗阳痿、痹证、鼻炎、龋齿痛、肿瘤、远年咳嗽。吾师朱良春先生经验，用于顽固难愈的尿床尤具特效。其方法是将蜂房(中药店有售)100g，剪碎，放铁锅中慢慢加热，直至松脆时趁热碾成细末，每日早晚各服4g(可混入白糖开水中冲服)。
成人尿床是很痛苦的事，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在甘肃碧口工作时，有一同事，从小患此病，偏偏此君又天生奇懒，尿了床，不洗不晒，以至室内尿气冲天，人皆掩鼻。他自己也是做医生的，用过肾气丸、缩泉丸之类，毫无用处，因此对于治疗失去了信心。
我过去治疗此病，也颇下过一番功夫，有效者少，不效者多，或暂时有效，停药又犯。后来在补益脾肾方中加甘草、麻黄、龙骨、效果好一些，但也不理想。后来读我们四川中医耆宿李斯炽先生的一本书，发现李老有一单方：公鸡肠一具，洗净，加调料炖汤吃，试用以后，有一定疗效，但因为加工麻烦，又要天天吃，除非开饭馆的，否则哪有那么多鸡肠？加之北方人本来就不喜吃肠杂，所以观察到的病例很少。
1998年春，我与朱老在厦门海外中医培训中心讲学、门诊，当谈及此病时，朱老说不妨用用蜂房散。一年前，有一高中女生宗某来诊，患尿床二年多，花了很多钱都没治好，心情之压抑自不待言，且因此而无法住校，学习成绩下降。我即用蜂房散，服药当天即无尿床，观察至今，其间仅有两次尿床，基本治愈，患者及其父母均大喜过望。
绍奇谈医：枸杞
枸杞在我国大部分地区，荒野河滩，几乎处处有之。但吾蜀所产，其果实既小，颜色呈橙黄色，也不甜。宁夏产枸杞子，最大者长可近寸，糖分也多，颜色深红，为正宗产品。中医处方中有写“甘杞子”者，是因为宁夏古属甘州的缘故。
枸杞属茄科落叶小灌木，植株高可二、三尺，但也有大者，西苑至颐和园之间同庆街有一家门口栽种的枸杞，就高逾二、三米。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甘家口有一棵枸杞高一丈多，一到挂果的时候，一大丛绿叶像瀑布般倾泻而下，枸杞子则如红宝石般闪烁其间。我在1997年曾寓居甘家口半年多，携妻女溜弯时曾留心找过，都不曾找到。后来读沈括《梦溪笔谈》，说陕西枸杞竟有“高达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者”，那恐怕就是“枸杞王”了。
枸杞子性平味甘，《神农本草经》说枸杞“苦寒”，是就整株而言。李时珍说枸杞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甘淡而气寒，子则味甘气平，诚是。
枸杞子是著名的滋补强壮药，古方龟鹿二仙胶、左归丸、右归丸、还少丹皆用之。以其性平，故为平补之品，凡精血不足者，无论阴虚阳虚皆可用。古有 “去家千里，无食萝摩、枸杞”之说，遂使人误以其为壮阳之药，实不足凭也。今在宁夏，其鲜者可作水果食用，就是明证(当然不能吃得太多)。叶天士说“王道无近功，多用自有益”，枸杞子之补，乃属“王道”无疑，危急之时，不能拿它救命，但补益精气，强壮身体，自有其潜移默化之功，所以李时珍把它的作用归于“ 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一类。今日临床，枸杞子常用于糖尿病、慢性肝炎、肝硬化、萎缩性胃炎、肺结核病、贫血、神经官能症等慢性疾病，证属肝肾亏虚，症见头目眩晕、腰膝酸软、面色苍白或萎黄、遗精阳痿、视物昏花者。现代研究证实枸杞子确有促进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促进造血功能、升高白细胞、保肝、降糖的作用以及促进生长的作用。
枸杞苗叶，名“天精”，亦供药用。天精味甘而苦，有清热毒、散疮毒、除烦热、健胃之功。我的家乡川北一带，每到春天，人们便采其嫩芽(当地叫作 “狗地芽儿”)作菜，炒食、凉拌均佳。但为什么叫“狗地芽儿”呢，多年以来我一直不明白，后来才想到这可能是“枸杞芽”的误读，再想一想，“枸”是枸杞，“地”则是枸杞的根“地骨皮”。最近有人研制出一种保健药“仙人杖茶”，即用枸杞叶作茶。“仙人杖”乃枸杞之别名，但竹笋欲成竹时枯死者也叫仙人杖。我在刘民叔《鲁楼医案》中见过，但不知他用的是哪一种“仙人杖”？吾当起刘前辈于地下而质之。
枸杞根皮，名“地骨”，即中医处方中的“地骨皮”。地之骨，似言其根之深也。吾蜀中医耆宿熊寥笙老先生说“其(枸杞)根直达黄泉，得地之阴气甚厚，是以性寒凉，长于去痨热，退虚热”。我不明白老先生说的“黄泉”是什么地方，但他说的药效却是极对的。地骨皮长于泻肾火，治有汗之骨蒸潮热，亦能清肺中伏火，治肺热咳嗽咯血。近时药理研究更认为地骨皮除有显著的解热作用外，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均有一定疗效。
地骨皮入药，清肺肾之热，一般常用量为15~25g。蒲辅周老先生治疗阴虚血热而致的月经过多或崩漏，用鲜地骨皮120g(干者减半)炖瘦肉吃。他认为地骨皮凉而不凝，不伤胃气，所以用大剂量也无妨。
●绍奇谈医:创口不敛
痈疽溃后，或手术后创口久不愈合，脓汁或无，或有而清稀无臭，兼见神疲乏力，自汗出，口干，低热，脉细弱，舌淡，苔薄等种种虚象，这是因为痈疽本身就耗气耗血，手术也伤气血，何况平素气血不足者乎。所以我对创口不敛的患者，恒用大补气血之法，以大剂量黄芪(60～90g)为主药，配当归、党参、枸杞子，与血肉有情之品老母鸡一起炖汤，1日1剂，空腹多次分服，连用7～10天创口即可收敛，而且患者会感觉周身有力，精神复振。
《神农本草经》即载黄芪主“痈疽久败疮”，古方也有内补黄芪汤，出自《刘涓子鬼遗方》，薛民《外科发挥》曾引用之，方即十全大补汤去白术，加麦冬、远志、大枣、生姜。惜乎其方用量太小，如黄芪仅用一钱(3g)，当归仅用五分(1.5g)，大枣仅用1枚。揆度其用意，恐怕是因为痈疽溃后，脾胃功能又差，所以用小剂量，意在不伤胃气。但胃纳正常者，上述小剂量就无异杯水车薪了。对胃纳差的，我的经验是先调理脾胃，然后再用大剂量黄芪。例如患者魏素花，女，78岁，住北京市白塔寺白塔巷中楼201室。有糖尿病史多年，因足丫瘙痒，搔破感染，伤口越来越大，足趾全部坏死，遂在武警总院作足趾切除。术后，感染仍不能控制，医生决定截肢，家属及患者本人均不愿意，乃来门诊。检见创口血水淋漓，溃烂延及整双脚，但口干，不思饮食，舌淡，苔薄腻，脉细数。《千金要方》曾说“消渴病人常于大骨节间发痈疽而卒”，此其例证也。尤怡说“疡症以能食为要”，大剂参芪虽有敛疮收口之功，而胃纳极差者未可遽投。先拟养胃阴，化湿浊，俾胃苏能食为吉。药予石斛、北沙参、麦冬、玉竹、藿香、佩兰、鸡内金、陈皮、谷芽、扁豆、桑叶三服药后，口干减，能食知味，即改用芪归参杞汤，加银花、天花粉、白术、桔梗、远志、白芷，入鸡汤中炖服，1日1剂，至第4天伤口即开始愈合，从而免却了患者截肢之苦。
创口不敛患者，确多虚弱之人。如北京刘家窑石榴园小区赵小燕，男，55岁，身体素弱，因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在朝阳医院作气管切开术，术后病情缓解，但刀口历4周不愈合，呼吸时漏气，颇以为苦。我用大剂芪、归、参、杞，仅4天刀口即完全长拢。又如裴新华，女，30余，留学伦敦，偶然发现右膝上方外侧有一拳头大包块，英国医生认为是恶性肉瘤，于是回北京在中医医院手术切除。术后，伤口不愈合，或表皮愈合，肌肉不愈合而又裂开，已3月。我用芪归参杞汤后，不到10天即完全愈合。患者体质素弱，婚后数年未孕，治疗期间竟意外地怀孕，但孕后胎萎不长，虽孕五月而腹部平坦如常人，此气血不足，不能充养胎儿，嘱再用原方炖鸡汤常吃，至期产一婴儿，重七斤半。
绍奇谈医:面瘫
面瘫多因卒受风寒而致，因此多发生在严冬，或春寒料峭时，或顶风冒雪，或开窗睡觉，风寒之邪袭于阳明之经。如今亦多由盛夏开空调睡觉而发病，此外，也有因拔牙感染而致者。
古方牵正散(全蝎、僵蚕、白附子)是有效方，但方中有两味虫类药，作散剂效果好，作汤剂则药力大减，因此我常用僵蚕、全蝎等分研末，装入 0.25胶囊中，每服2g，1日3次，因风寒外袭者，多兼形寒，汤剂常用祛风散寒药使邪从表解，药如荆芥、防风、羌活、葛根、秦艽、白附子、桑枝、赤芍、甘草、生姜，体质壮实者，可用葛根汤(麻黄、桂枝、杏仁、葛根、赤芍、甘草、大枣、生姜)。但近年临床所见，多为外受风寒，内蕴痰火者，用上述祛风散寒通络多无效，此类病人，形体多较肥胖，食多肥甘厚味，吸烟饮酒，痰火阻于经隧，症见多痰，胸闷腹胀，舌红，苔黄腻，脉滑数，须清痰火，药如葛根、黄芩、石膏、栝楼、牛蒡子、钩藤、姜半夏、白芥子、荆芥、防风、羌活、独活，大便秘结者可酌用大黄、芒硝。因拔牙感染所致者，再加白花蛇舌草、蒲公英、连翘、栀子。面瘫不治或失治时间超过半年者，即难以恢复，其治也不能和急性期一样，多为气虚血络瘀滞，宜扶正祛邪，常用黄芪赤风汤(黄芪、赤芍、防风)加桑枝、全蝎、蜈蚣、蝉衣、葛根、红花、白芥子。
面瘫外治法颇多，最有效的是用马钱子粉、白附子粉等分撒布在胶布或市售伤湿止痛膏(只用半张)上。贴于嘴角地仓穴，向左歪者贴右边，向右歪者贴左边，24小时一换。荷兰埃因霍温广东酒楼李老太，8年前在家乡温州患左侧面瘫，已愈，此次却在右侧，我即用马钱子粉外贴，兼用汤药、散剂，1周即愈。不到半月，其小孙女又病面瘫，因在上学，不愿在面部贴药，只能服汤药，1周后也好了。而另一老太太，从埃因霍温赶来阿姆斯特丹门诊，既不愿服药，更惧怕针灸，我只好用马钱子、白附子粉给她外贴，很快也好了。
因拔牙感染而致者，大致与痰火同法，如患者肖玉喆，女，30岁。2000年9月11日初诊。拔牙一周后出现左侧面瘫，曾用牵正散、维生素B1注射及针灸，已16天，口歪，舌麻，眼皮跳，耳后疼痛，大便秘结，舌红，脉滑数。证属痰热阻络，拟清泻痰热，疏通经隧：大黄6g，黄芩10g，栀子10g，钩藤15g，白蒺藜10g，天麻10g，薄荷3g(后下)，僵蚕10g，菊花10g，炮南星10g，白芥子6g，赤芍10g，川芎10g，红花10g，荆芥10g，防风10g，秦艽10g，丹参10g，外用马钱子粉贴地仓穴，7帖而愈。
谈大黄——兼与沈自尹院士商榷
何绍奇
1.关于大黄的别名
沈自尹院士在《北京晚报》2002年12月26日发表了“宫廷大黄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一文，首先提到“大黄古代亦称黄良，言其疗效良好，性质良好也；又称将军，言其能戡定祸乱，是救民于水火的将帅，并将大黄、人参、附子、生地喻为佛教中的四大金刚”。大黄的确有许多别名，其中也确以“黄良”、“ 将军”最为人知。为什么别名“黄良”？张锡纯说：“《神农本草经》谓其能'推陈致新’，因有黄良之名。”(《医学衷中参西录·大黄解》)，一语破的。如果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因为大黄虽有推陈致新，祛邪扶正之力，但不若巴豆、甘遂之类峻烈。如果说“黄良”就是“疗效良好”，则人参、干姜、附子、石膏…… 用之对证，哪一味中药不“疗效良好”？何得为大黄一药所独专？大黄有“将军”之名，则以其“迅速见走，直达下焦，深入血分，无坚不摧，荡涤积垢，有犁庭扫穴之功”(《本草正义》)；“主通利结毒也，故能治胸腹满、腹痛及便闭、小便不利，旁治发黄瘀血、脓肿”(《药征》)；“气味重浊，直降下行，走而不守，有斩关夺门之力，故号为将军”(《药品代义》)，“推陈致新，去陈垢而安五脏，谓如戡定祸乱以致太平无异，所以有将军之名”(《汤液本草》)，无非是言其药性及作用，推陈致新，攻坚破结，俾邪去而正安而已，怎么竟被扯上“救民于水火”来？至于说古人将大黄、人参、附子、生地喻为佛教中的“四大金刚”，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嫌，不知出于何人何书？我读书不多，只知道明代张介宾曾称大黄、人参、附子、熟地为“药中四维”，以大黄、附子为药中良将，言其攻邪之力；人参、熟地为药中良相，誉其扶正之功(《景岳全书·本草正》)。良将良相何时竟和佛教中的“四大金刚”扯上关系的？请沈院士有以教我。
2.大黄是补药还是泻药
这本来不算个问题，不懂医的老百姓也能答出来，但是，大谬不然，例如前些年，有位中国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当李约瑟夫人问他大黄的作用是补还是泻时，他的回答居然是：“有一点补”。这个小故事后来还收在他写的一本书里。沈自尹院士则写道：“宋代名医张之河也是应用大黄的能手，他提出'养生当论全补，治病当论药攻，通下才可以补虚的观点，并明确指出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宋代没有名医叫什么张之河的，倒是金代有位名医叫张子和，他确实提出过“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攻”的观点，也确实说过“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但是，张子和的本意是因为世俗喜补而畏攻，但病是由邪气强加于人而起，所以“先论攻其邪，邪去则元气自复”，如果邪盛之时畏攻用补，那就等于资寇助粮；只有攻邪，才是有效保护元气的方法。所以这种“不补之补”，才是“真补 ”。也就是说，张子和之论，是为了补偏救弊。不过他的话失于偏激，“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是因为热邪劫烁津液，用硝黄撤去其热，阴即受到最有效的保护，但这并不是说大黄芒硝真有补阴的作用。我们评介古人学术观点，要有分析，要有批判，而不是不负责任地照抄出来，否则还叫什么“研究”？只能是误导。
3.大黄治疫
有关“疫”的记载早出于《伤寒论》，《素问遗篇·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和他差不多同时的曹植在其名篇《说疫气》里说“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彊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沿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联系到仲景原序中说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未及十稔(不到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知《伤寒论》的主要内容是疫病即急性热性传染病的证治。
《伤寒论》阳明篇的白虎承气二方，就是疫病(当然也包括感染性疾病、杂病)的有效处方，白虎汤是清法代表方，承气汤是下法的代表方，疫病到了阳明阶段，得清下二法而解者，柳宝诒说“十之六七”，实际上恐怕还不止此数。也就是说，疫病治法是包含在《伤寒论》中的。但后世明确提出“疫病”的概念，还是一种进步，是对仲景之学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再回到大黄的话题上来：
用大黄治疫，始见于《元史·耶律楚材传》。其时元军南下，军旅中出现疫病，耶律楚材让大家服大黄得愈。是什么样的疫病？《元史》说是“土疫”，五行中脾胃属土，可知是消化系统染病。其后若干年，在《丹溪心法》中，有“人间治疫有仙方，一两僵蚕二大黄”的记载，丹溪不以外感病见长，这张方子，是否与《元史》上述记载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明代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大黄之用，本为逐邪，邪热是疾病的本质，结粪只是邪热内结的现象，所以不能等到结粪形成才用下法，贵乎早用大黄，频用大黄。当然他也分表里，但温疫热变甚快，初起一二日，服达原饮一服，早晨还苔如积粉，中午苔就可能变成黄色，这是邪毒传胃，这时就要在方中加大黄了；午后舌黑生刺，鼻如烟煤，便当急投大承气汤。这样的认识，别开生面，是宝贵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在农村、工地工作时，多用此法。
石某，男，40余岁，在春耕会议期间患流行性感冒，发作性憎寒发热，身痛如被杖，无汗，舌红，舌苔白腻，脉滑数，曾自服中成药及汤剂荆防败毒散未得汗。病属风寒挟湿，邪伏募原，予达原饮(厚朴、草果、槟榔、知母、黄芩、赤芍、甘草)一剂，当晚服药1次，次日晨突发寒战，舌苔由白腻转为焦干，厚如积粉，此热盛劫津之象，加入大黄15g，葛根、柴胡各15g，羌活12g，一服即腹中雷鸣，再服即得畅便2次，汗出如渖，臭秽难闻，寒热身痛皆愈，表解里和而安。
但是，需要指出，吴又可治疫，并非如沈先生所说“有邪必逐，除寇务尽”，更不是只知道一味用大黄猛攻，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表里虚实还是要分的，不能攻者即不攻。如他说初起“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愈后大便数日不行，别无它证，此是三阴不足，此致大肠虚燥，此不可攻”。强调逐邪，然亦必因证而施，这才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近至近代，江西肖俊逸(人称肖大黄)善用大黄治疗肠伤寒，上海聂云台的表里和解丹、葛苦三黄丹亦都以大黄为主药。肖氏治肠伤寒，主以攻下，应下即下，以大黄、黄芩、黄连为主，且一直服至热退为度，若热虽退而黄苔未化，亦须继续服用以防“再燃”。20世纪50年代陕西米伯让治疗钩端螺旋体病，对钩体温黄(黄疸型)热重于湿，高热持续，黄疸不退之重证，主张用清瘟败毒饮重加茵陈、大黄，获得显著疗效。南京周仲瑛、江西万兰清等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病中最为棘手的“少尿期”，以大黄配合芒硝、枳实、生地、麦冬、白茅根、猪苓、桃仁、牛膝，一般2～3天即可进入多尿期甚至跃过多尿期进入恢复期。这些也都是大黄用于疫病所取得的新成绩。
4.大黄用于急性感染性疾病
大黄可用于多种急性感染病疾病，如肺炎、胆囊炎、胆石症、急性胰腺炎、急性阑尾炎、败血症、尿路感染以及细菌性痢疾等，用得恰当，效如桴鼓，兹就肺炎言之：
今人治肺炎，主张早用大黄，如江苏省中医院用麻杏石甘汤加生大黄、大青叶、金银花、紫草、蒲公英等，北京西苑医院用清肺液(大黄、黄芩、赤芍)，友谊医院用肺炎泻热方(大黄、玄明粉、甘草、玄参)，据大宗病例报告，效果很好，尤其对病毒性肺炎及耐药菌株产生的细菌性肺炎，往往可以有抗菌素起不到的治疗效果。以上这些经验都是具有突破性的。
我学习这些经验之后，有些肤浅的领悟。肺炎一般多归属于中医学“风温”范围，初起病在肺卫，“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其中一部分可以依照这样的证治规律而获效，但更多的患者，初起卫分证多不明显或极短暂，一开始就出现喘、憋、高热、口渴、烦躁不安等里热证，这显然不是“在卫汗之可也 ”能解决问题的，这是温热伏邪又挟痰热的表现，因此不同于一般的风温肺热，一开始就要用苦寒直折，佐以清热化痰，甚至通腑泻热，这时及时合理地使用大黄，就是合符辨证论治原则的，是“有是证，用是药”的，而不是把大黄视作抗生素，在抗生素疗效不佳时寻找到的一味替代药。这些认识是否有当？盼同道指正之。
兹录我的一例重症肺炎治验：
林卫仪，女，8岁，住荷兰埃因霍温大学医院，因肺炎病危进入监护室。各种管子插了一大堆，病不见轻，其家长征得荷兰医生同意试用中药。顷诊：高热，神昏，抽搐，痰声如曳锯，隔着玻璃窗也能听见，颜面潮红，额有微汗，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此痰热壅肺之重证，拟通腑清热豁痰定惊。药用生大黄 10g，黄连6g，黄芩6g，焦栀子6g，全栝楼10g，猴枣粉0.3g(二次冲)，钩藤10g，川贝3g，石膏30g(先煎)，羚羊角丝10g，前胡 3g，石菖蒲3g，桔梗3g，鱼腥草10g，1日1服，分3次鼻饲。服1剂后得畅泻3、4次，再剂加芦根30g，鱼腥草加倍，热退喘平，抽搐亦止，患儿第 3天即进入普通病房。
5.止血圣药
大黄止血，早见于仲景《金匮要略》泻心汤证，此方实即大黄黄连黄芩泻心汤，治疗热邪内炽，迫血妄行之吐血衄血，方中主药即是大黄，不仅可用于吐衄，咯血、便血、尿血、妇女崩漏，只要是实热出血，大黄皆有殊功，且大黄止血而不留瘀，故唐容川《血证论》称之为“圣药”。
我多年来用大黄治疗支气管扩张或肺结核大咯血、鼻出血、胃溃疡吐血、便血、痔血，也都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患者陈林，男，18岁。因肺结核进展期、肺出血，住某医院。每天早、中、晚都要咯血1次，每次约50～100ml，已5天，总失血量约 1800ml，曾用维生素K、维生素C、仙鹤草注射液、云南白药、脑垂体后叶素及养阴清热止血中药，血未能止。我诊其脉，弦数有力，舌红苔薄黄而干，面赤，口鼻气热，干咳，胁痛，大便色黑而硬。证属木火刑金，用大黄黄连黄芩泻心汤加味，1剂血止。
由这个病例可以看出：大黄止血，用之对证，其效立见，然必“先议证，后议药”，不是什么样的出血都可以一概地用大黄。例如阳气大虚即“阳虚者阴必走”(杨仁斋语)的出血、脾失统摄的出血，均非大黄的适应证，误用之则祸不旋踵。
6.大黄是气分药还是血分药
判断一味药是气分药还是血分药的标准，除了一般的形、色、气、味外，主要还在于药的功效，而药的功效又主要来自医者的经验。李时珍提出并强调大黄是一味入血分的降火要药，“凡病在五经血分者宜用之”(李说的“五经”即足太阴、手足阳明、手足厥阴)。他还说“若在气分用之，是谓诛伐无过矣”。沈先生对李说是持肯定态度的。细思之，大黄入血分固然有理，如仲景名方大黄 虫丸、下瘀血汤都可以作为依据，但三承气汤、大陷胸汤及丸、厚朴三物汤、大黄甘草汤及后世名方如礞石滚痰丸，主治皆在气分。考诸文献，《神农本草经》既谓大黄“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又谓大黄“主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湿，安和五脏”，明明白白地表明大黄既入血分，又入气分，李时珍所言未必恰当。为什么“在气分用之”就“诛伐无过”？无非强调大黄是血分药，故在气分者不可用也。如果真如他所说，那么大、小、调胃三承气汤将置于何地？攻下热邪与燥屎又怎么会是“诛伐无过”？胃火上冲，食已则吐，仲景用大黄甘草汤，你说是治气还是治血？滚痰丸用大黄黄芩泻火，礞石坠痰，沉香行气，与血分竟完全无涉，也是“诛伐无过”吗？
读古人书，不要作古人的奴隶，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这个道理。
7.叶天士治温病不轻用大黄
叶天士是清代温热学派的领袖，惜生平无著述，《外感温热篇》、《三时伏气外感篇》皆其门人记录而传世者，反映了叶氏的温热学理论和经验。
叶天士治温病不仅用大黄非常谨慎，就是其他苦寒药，也反复告诫，不可轻投。他虽然指出“三焦不从外解，必致里结，里结于何，在阳明胃与肠也，亦须用下法”，但温病与伤寒不同，特别是“吾吴湿邪害人极广”，“多湿邪内搏”，故下之不宜猛而宜轻。“邪已入里，表证必无，或存十之一、二”，当下者“亦要验之于舌，或黄甚，或如沉香色，或如灰黄色，或老黄舌，或中有断纹，皆当下之，如小承气汤，用槟榔、青皮、枳实、元明粉、生首乌等，说“如”，而不言“ 与”、“宜”或“主之”，所用的药中也不提小承气汤的主药大黄，都可以看出他在用不用大黄上的态度，而其之所以反复论舌，也在表明哪些情况可用，哪些情况不可用。我们再看他的《临证指南医案》，温、暑、湿温、燥、疫诸门所有医案，竟无一例用大黄者。沈自尹先生说：“清代名医叶天士，在我国医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应用大黄的重要体征之一是'最要紧者莫过于验舌’，'若黄苔或如沉香色或灰黄色或中有断纹者均可用大黄’，他认为'湿热病者不论表邪罢与不罢，但兼是证，即可用大黄泻之’”。叶天士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知沈先生是在叶天士的哪本书上看到的？
正是因为叶氏治疗温病用药轻淡，即当用大黄等苦寒药时也不用，所以遭致姜春华先生尖锐的批评，他说：“我们看清代许多名医医案，治疗温病(包括湿温)险证百出，令人惊心动魄，其效果之所以不佳，正是受此老之教，清淡如儿戏。”据说，沈院士曾经和姜老共事过，不知他听到过这些话没有？要是知道，那就不会把上述“均可用大黄”，“即可用大黄下之”这些话加在叶天士头上了。
8.大黄的用法用量
大黄的用法有很多讲究：单味开水浸泡或只煎一、二分钟，则力锐，与其他药同煎则力钝。脑出血昏迷病人，水入则吐，腹胀，不大便，舌红，苔黄而干，即用前法，分作2杯，先服1杯(约100ml)，腑气若通，另一杯即不用，不通，再服第2杯，无不在二、三小时内排出稀溏便，久煎则无此作用。此类病人，虽属邪实，毕竟正虚，用大黄要谨慎，正所谓“偷营窃寨，可一而不可再”。肺胃实热，咯血吐血，用大黄粉吞服效果优于汤剂。大黄用酒炒则利于行。头面之病，亦多用酒炒，《用药法象》说“大黄之性沉降，酒炒则可上升，如鸟巢高巅，射而去之”。大黄用醋炒，缓消瘀血，且服后无腹痛之弊。小剂量(2g以下)醋制大黄装胶囊中吞服，有通便、健胃降脂、轻身减肥作用，气虚人、老人、妇女可配以一定比例的生晒参或红参须。1992年我在马来西亚工作时，曾拟此方，许多华侨朋友服后反映不错。
至于大黄炒炭用，实无深意，古方十灰散用之，大黄炭的作用无非收敛止血。而吐血、衄血、咯血之由气火上冲莫制者，用大黄炭则无效，必得生大黄苦寒沉降以直折之；阳明里结痞满燥实，也不用大黄炭，必得生大黄配枳实、厚朴、芒硝，通利荡涤；至于症瘕积聚、恶血瘀滞、黄疸、癫狂、疮痈、跌打损伤，亦皆宜生用，或酒制、醋制，炒炭则气味俱失，欲用它拨乱反正，岂能有效？曾治一人大咯血，用生大黄得效，改用制大黄后，其火又炽，血不得止，不得不再用生大黄。
大黄用量，因人而异，因证而异，有的人用15～20g可能毫无动静，有的用3～5g即大泻。如本市农科院刘仁玉老太太，患急性阑尾炎，我用大黄牡丹皮汤加减，大黄用10g，即腹泻不止；另一例张姓阑尾炎老人，用30g却腹满如故。血证用散剂，1日3次，每次3g为宜；一般感染性疾病，每剂汤药常用量为6～15g，急腹症、疫证用量可达15～30g，甚至更多一些。一般说，用大黄都要中病即止，即《内经》所谓“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衰其大半而止”，如急腹症大便秘结者，可重用大黄、芒硝，而得效后大便溏泄者，就要减少大黄之量，泄得厉害的，则停用大黄。胆囊炎、胆石症患者当用大黄，一般也多采取“打打停停”的战术，片面地强调“除恶务尽”，其实很不科学，不顾正气，一味蛮干，肯定会出问题的。B18.3
绍奇谈医——半夏
在我家乡的麦地里，半夏(俗称“麻芋子”)甚多，三叶，茎长不及尺，半夏其块茎也。拔起，去茎叶，在淘洗时撞去粗皮，晒干，即生半夏。麦黄在旧历五月，正值夏季的一半，故有“半夏”之名。
半夏的传统加工方法，是用米泔、石灰、明矾、甘草加水反复浸泡，或仅用明矾水浸泡，不仅费时费工，更重要的是损失了半夏的药效。曹颖甫《金匮发微》说半夏久经浸泡，是去精华而留渣滓，如欲立止呕吐，岂能得哉。我治呕吐、恶阻、痰饮、痰核、瘿瘤、失眠、痞满、眩晕，当用半夏者，都用生半夏，在四川工作的十数年间，从没出过问题，只有一次，我的学生把生半夏另包，嘱病者加生姜一块先煮半小时，病者是个老太太，回去以后竟然忘了，且误以为是贝母(半夏去粗皮后洁白如玉，故又有“水玉”的别名)，自作主张，冲而吞之，咽喉旋即发麻，指天划地骂了我半天。我也亲自嚼过生半夏，起初淡而无味，只觉得有些粘牙，继则咽喉发麻，约一、二小时始缓解。
我用生半夏的方法是：将生半夏与茯苓、生姜一起捣烂如泥，文火先煎半小时，尝一尝，不麻口了，再下余药。
生半夏的用量一般在10g左右。我在北京曾治疗一例溃疡病兼幽门梗阻的患者刘念，呕吐得很厉害，我在处方中用生半夏15g，病家去同仁堂取药，药师说：哪有生半夏用这么大量的，一定是医生忘了打小数点，径自改为1.5g，服后效果居然也不错。
生半夏用于妊娠剧吐有卓效，而且并不碍胎。我家乡县医院有一位年轻的西医外科大夫，其妻妊娠剧吐，吃食吐食，饮水吐水，经多方治疗仍不止，一筹莫展，已数日矣，看到我的一篇题作《半夏小识》的文章(当年县科委编印的一本小册子)，遂用生半夏10粒，打碎，加灶心黄土60g，浓煎与服，结果药未尽剂，呕吐立止。如今他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1993年春夏，我在马来西亚色兰半州泰安堂坐堂，有位妇女叫山色拉的，28岁，妊娠二月余，恶心呕吐，食不下，食后腹胀，左胁痛，脉弱滑，舌淡，我用六君子汤少加柴胡、芍药，方中用生半夏10g，三服后吐止，胁亦不痛矣。乃去柴芍，并停用生半夏，又吐，乃再用之，三服吐止，易方调理而安。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甘南碧口采药时，曾采到过与三叶半夏不同品种的掌叶半夏与水半夏，掌叶半夏的块茎大如芋艿，我们也当半夏使用。最近见到上海有人用掌叶半夏治疗肿瘤，并已初见成效，北京的大小药店却没有这味药。
绍奇谈医：石膏浅识
一、热病金丹
石膏是治疗外感热病极重要的一味药，自张仲景创立白虎汤、麻杏石甘汤、大青龙汤诸方之后，千百年来，用之对证，如响斯应。
仲景之后，善用石膏者，代不乏人。如明之缪仲淳，清之顾松园、吴鞠通、余师愚，近人张锡纯、郭可明等。顾氏曾治医人汪缵功，伤寒发呃、肢厥，顾断为热深厥深，毅然投以大剂白虎汤，石膏每剂用至三两，数日内终于使患者转危为安。郭氏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用白虎汤治疗乙脑，使病死率降低至5％以下，皆其例也。由于石膏在热病治疗中的显著疗效，所以被誉之为“热病金丹”。
浅学如我，在四十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也常用石膏，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本文仅就热病用石膏这个话题，与同道交流。
二、石膏的性味
《神农本草经》说石膏“(味)辛，(性)微寒”；缪仲淳《本草经疏》、李时珍《本草纲目》直到张锡纯《衷中参西录》，都说石膏味辛，并由“味辛”而推论出石膏“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具发表之性”。吴鞠通更称白虎汤为“辛凉重剂”。我年轻时读过的一部本草书，还说石膏是一丝一丝的连在一起，像人的肌肉，所以它能解肌透表，云云。实际上，石膏并无一点儿辛味，这只消煮点石膏来喝喝就知道了。我觉得《医学启源》说它“味淡，性寒”倒是实事求是的。
说石膏味“辛”，是为石膏有“达热出表”的功用编造理论根据。的确，伤寒也好，温病也好，当用石膏时，用后往往可收汗出热解之效，但这个热，是里热，是在肺胃的无的热邪。犹记我在乡下作医生时，盛夏奔走于烈日长途是常事，口鼻吸受暑热之气，于是烦躁，心跳，气喘，口渴，无汗。迫不及待地走向农家水井，舀一瓢新汲水喝下，顿时周身大汗出，烦热立解。这不就是达热出表么?所以我体会，石膏是没有辛散解肌的作用的。外感疾病初起，其病在表，如无里热，是不能用石膏的。石膏虽说不像大黄、黄芩、黄连那样苦寒沉降，但如果病在表，不从表解，一见发热，就投以石膏，也会造成凉遏而冰伏其邪。仲景说：“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伤寒论》170条)就是这个道理。
三、仲景热病方中石膏的配伍
1．石膏配麻黄：麻杏石甘汤即其范例。麻黄、石膏两味药为方中主药，麻石相配，其治在肺，而不在胃。麻黄在此方中的作用，不在发汗，而在宣肺平喘，石膏则用以清肺经之热，降肺气之逆。辅药杏仁，其性通利，既能助麻黄宣肺，又能助石膏肃肺，于是共收宣肃并治之功。
越婢汤亦麻黄与石膏同用，粗看与麻杏石甘汤相差无几，不过是麻杏石甘汤去杏仁加姜枣而已，仔细比较，越婢汤麻黄用6两，约合今12g，石膏用半斤，约合今50g，故用于风水恶风，发热，全身浮肿，旨在发越水气；麻杏石甘汤麻黄之量仅为越婢汤的三分之二，目的就在宣肺泄热了。
2.石膏配麻桂：首见于大青龙汤。麻黄与石膏相配之理已为上述，此方更有桂枝的介入，则因风寒束表，所以麻、桂并用，且麻黄的用量较麻黄汤增加了一倍，故解表发汗之力增强。“烦躁”，是里热为外寒所束，不得发越，故用石膏。如此，则外寒可散，里热可透，一汗而表里两解。
麻桂并用，麻黄量大，即是为表实证重而设，但寒凉的石膏会不会阻碍麻黄桂枝解表之力?我想仲景在这一点上有所考虑，所以多用麻黄，而石膏的用量相对于白虎纯是里热者也打了点折扣，而生姜大枣，过去注家泛泛而言是调和营卫，实际上我看是为了减弱石膏之寒凉，使不致遏表。对石膏且如此，遑论大苦大寒了。
小青龙汤之用石膏，也在于清泄里热。张锡纯说，在北方干燥之地，无论有无烦躁，都宜加石膏，是因为石膏可减桂麻辛之燥热。此中道理，殊堪玩味，以见前人的匠心。
3．石膏配知母：即白虎汤法。知母苦寒泻火，得石膏之力，能大清气分或阳明经热而见身热汗出、烦躁者。石膏配麻黄，专清肺热，石膏配知母，则偏重在胃经了。
外感风寒，化热入里，外感温邪，或伏邪其热自里发外，而见汗出热炽，脉洪大滑数者，投白虎汤即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白虎汤被总结为“四大”，即“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老师这么教我们，我们又这样教学生。及至到北京读书后，才渐有所悟：身大热固伤寒阳明经证、温病气分病之证；口大渴，而非一般的渴，则其阴已伤；汗大出，阴必伤；脉之洪大，虽貌似有余，来盛去衰，却已透露出不足的信息来了。因此“四大”毕现，应该是白虎加人参汤证。诚如张锡纯说，石膏、知母与人参、甘草同用，可救焚复阴于顷刻之间，此仲景配伍之绝妙处。
4.石膏配半夏：见于竹叶石膏汤。石膏得半夏之辛温，则不仅能清热泻火，而且能降逆坠痰。
5．石膏配桂枝：见于《金匮要略·疟病篇》白虎加桂枝汤。主治壮热烦渴，头痛时呕而骨节烦。后世多用此方治疗热痹关节烦热肿痛，发热，汗出，舌红，脉洪数者。
6．石膏配竹叶：见于竹叶石膏汤。为邪热未清，气阴已伤者立法，取竹叶清心除烦之长，协助石膏清泻余热。
竹叶石膏汤原书载“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释者皆以热病后余热未尽，气阴两伤作释，此固一说也。但热病中期，高热不退，汗出，面赤，烦躁，神昏，舌绛，脉滑数，持续发热而邪热仍盛，气阴又伤者，此方亦颇对证：人参、麦冬、炙甘草、粳米养阴益气，石膏、竹叶清热泻火，半夏化痰降逆。麦冬配半夏，润燥互补，可收清金润肺，降逆化痰之功；竹叶配石膏，可清可透，大可清气泻热。我曾治朱丽的儿子，肺炎入院8天，高热不退，神昏谵语，烦躁面赤，痰声如拽锯，汗出溱溱，心率180次／分，证属气阴两伤，热痰壅肺，即投以此方加减。病房大夫看过处方，以用人参为虑。我说心衰你们用强心剂不用?她说用。我说这里的人参就是中药最佳的强心剂。药后，一剂知，二剂已，热退，心率亦减至正常。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大学了。犹忆30年前，我在甘肃工作时，姚渡一张姓小学教师的孩子患肺炎，在当地治疗三四天，热不退，乃来碧口水电医院儿科住院治疗，用过多种抗菌素仍不退烧，加用麻杏石甘汤依然无效。我以病已八九日，持续高热，气阴大伤，热邪仍炽而改用竹叶石膏汤，一剂即热退喘平。
7．石膏配甘草、粳米：见于白虎汤。王旭高说“石膏清火，知母滋阴，甘草缓阳明之津气，因石膏质重，知母性滑，恐其急趋于下，另设专法，以米熟汤成，俾辛寒重滑之性，得粳米、甘草，载之于上，成清肃肺胃之功。”
我认为：甘草、粳米有助于石膏的溶解，煮成米汤之后，石膏微粒在煎煮中混于其间，不仅可有效地发挥石膏的作用，同时也保护了胃气，使之不为石膏的寒凉沉降所伤。张锡纯用山药代粳米，实际意义也差不多。
8．石膏配人参：见于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持续高热，必然伤阴耗气，故一面用石膏清热泻火，一面用人参益气救阴。张锡纯说石膏得人参，可使高热后的真阴顿复而余热自消。姜春华老师指出：石膏内服后，其所含的钙素经胃酸作用，部分可变成可溶性钙盐而发挥解热作用。但钙离子抑制心力，所以老人、心功能不全者用石膏宜慎，而白虎加人参可顾护心力。
四、后世热病方石膏的配伍
仲景之后，治疗热病的处方中，石膏的配伍亦有值得玩味者。
1.石膏配苍术：即《类证活人书》苍术白虎汤。这张方子的资格比较老了，用于湿温、暑温挟湿，身热胸痞，汗多身重，舌红苔腻者。实际运用的体会，以用于暑湿或湿温，热重于湿者为佳。
2．石膏配银花连翘：即新加白虎汤。白虎大清肺胃之热，加入银花、连翘，增强清热解毒之力。中医研究院已故名老中医赵锡武老师就常用白虎汤合银翘散治疗肺炎获效。
3．石膏配生地：即玉女煎(石膏、熟地、牛膝、知母、麦冬)，景岳此方原为肾阴虚胃火牙痛而设，叶天士《外感温热篇》移用以治温热病“斑出热不解”，石膏清气，生地凉血，两清气血之燔。但叶氏只说是“如玉女煎法”，后人不解，删去“如”字，遂变活法为死方。王孟英说用于温热病，地黄宜生，牛膝宜删，实际上就是白虎加地黄汤。
4．石膏配柴葛：为柴葛解肌汤(柴胡、葛根、黄芩、羌活、白芷、赤芍、桔梗、甘草、姜枣槌法加石膏)。此明代陶节庵之名方，用于太阳表邪未解(恶寒发热无汗，头痛，身痛)渐次传入阳明(鼻干，不眠，烦躁)，疏解而不过于辛温，以免助肌腠之热；清解而不过于寒凉，以免阻碍外邪之表散，深得仲景用大青龙汤的心法，而用药则大大变通，改猛峻之剂为平实之方。尝用此方治感冒、流感，取效甚捷。槌法，即陶氏“杀车槌”法，我在拙著《读书析疑》中曾经论及“槌法”的用药乃其不传之秘。所以我用此方时恒加石膏，但量不宜大。
5.石膏配犀角玄参：为化斑汤，亦即白虎汤合犀角、玄参。白虎大清气热，犀、玄凉血解毒透斑，为清气凉血之剂，适用于身热不退，发斑，吐血衄血，谵妄躁扰者。
6.石膏配大黄：石膏配大黄、杏仁、栝楼皮，见宣白承气汤。用于温热下后，喘促，痰证壅滞，肺气不降。此方石膏、杏仁、栝楼皮清热，宜肺气之痹；大黄通腑，去肠胃之结。实际是白虎合承气之法。《温病条辨》方。
7.石膏配桑叶、菊花：桑菊饮本为身热咳嗽风温轻证而设，如邪在卫分不解，已入阳明，而见热盛，烦躁，口渴者，则加石膏。《温病条辨》方。
8.石膏配滑石、寒水石：即三石加杏仁、银花、竹叶、金汁、通草。用于湿温蔓延三焦，热盛于湿者。此亦《温病条辨》方。
9．石膏配麦冬、玉竹、地黄：地黄、地骨皮、天冬、麦冬、栝楼根、玉竹、茯苓、知母、竹叶，为千金“生地黄汤”。虽化裁自竹叶石膏汤，但养阴生津，制火撤热，两擅其长，又有别于竹叶石膏汤。
五、石膏的用量
石膏质重，故当用石膏清热者，其用量应该比草木之药大，少则30g，多则60g。曾见前辈名医，有用石膏三钱(10g)，麻桂数分至一钱 (1～3g)而仍称用大青龙者，用石膏10g，知母10g，而称用的是白虎汤的，真无异于隔靴搔痒。无怪乎张锡纯要大发浩叹：七、八钱石膏仅一大撮耳!
看历来医生用石膏，仲景白虎汤每剂用石膏一斤(约合今50～60g)，麻杏石甘汤用半斤，大青龙汤用鸡子大一枚；余师愚清瘟败毒饮用 240g，吴鞠通也用过这样的量；余无言用过500g；广东名医黄某，成人每服起码用90～120g，较重剂量180～240g，小儿起码30g，较重则 45～90g。《北京文史资料》曾载：抗战时期，北京某名医给吴佩孚治牙痛，每帖用石膏120g。
乡前辈蒲辅周先生昔年对我说过：即使药证相符，石膏也不必用过大的量，不要动不动就半斤、一斤的，药罐子有多大?用那么大量怎么煎?姜春华先生也指出：石膏的饱和溶解度应有一定的范围，超过此范围即加大量也无济于事。我是赞同两位前辈的意见的。
六、石膏入药的剂型
石膏入药的剂型，以汤剂为好。特别是像白虎汤这样用甘草、粳米的配方，即因甘草、粳米与石膏同煎时，微小颗粒的石膏会混悬于微黏稠的液体中，也就是说，患者会吃下少量石膏，使石膏更好地发挥作用，又可保护胃，不致为质重而寒凉沉降的石膏所伤。
但古人也有许多方用石膏作散剂的，如紫雪丹、防风通圣散中就有石膏，当然用量很小；河间桂苓甘露饮(实际上是散剂)也用石膏，他还有一张方子叫双玉散，用石膏、滑石为末吞服，治热痰上涌。张锡纯深知石膏之用，他有用梨子切片沾石膏细末吃来退热的经验。但石膏质重，性凉，有碍消化，平素胃弱的人吃不得。1976年，我到一个土药厂去参观，正遇见他们用土制压片机制药。药就两味，石膏、大青叶。刚好我牙痛，就讨了几片来吃，吃下去以后，胃部沉甸甸地，难受得很，几天都不想吃饭。
七、石膏八证
1．身大热(温病由卫入气，气分大热，风寒入里化热；中暑；病位在上中焦肺与胃，身大热为石膏的必具药证)。
2．不恶寒反恶热(表已解，里热炽) 。
3．汗出而热不退(无论伤寒、温病，不汗出都是病在表未解，为卫分证、太阳证，应予解表透达外邪。表寒未罢，里热已炽者，用石膏兼用解表，以表里同治) 。
4．口舌干燥，唇焦口渴，渴欲饮冷，口鼻气热(渴甚或饮不解渴，是阴分为热邪所伤，宜加人参、麦冬) 。
5.脉滑数、洪大：舌红绛，苔薄而干焦(如见脉重按无力或见芤脉重证，必加人参；轻证可加麦冬、玉竹、百合、北沙参) 。
6.肢厥，而胸腹抚之如烙(属热厥阳郁，但要区别于用下法之承气汤证) 。
7．烦躁不安，甚则昏迷、谵妄(由热扰心神所致，同是烦躁不安，须区别于阳气欲脱证) 。
8．牙龈肿痛（龈为阳明所络）。
八、石膏八禁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曾提出“白虎四禁”，石膏为白虎汤君药，因此白虎汤之禁实际上也就是石膏之禁。兹结合个人临床体会而扩充之。
1．无汗(热病初起，病邪在表，不得用石膏；而见恶寒发热无汗、头痛身痛、脉浮，虽有身热，亦当从表而汗解，即里有郁热，客寒包火，当用石膏者也须兼用解表。也有胃虚营弱不得汗之虚证，更非石膏证) 。
2．口不渴(无里热，若口中和而不渴，非表证即为里寒) 。
3．无烦躁(肺胃无郁热) 。
4．脉浮(病在表)、芤迟虚细(虚寒)、沉实(腑实)或结代（多为阴阳两虚）。
5. 舌苔白腻、黄腻而厚(湿寒或湿热。湿热证湿重于热者不可用石膏，盖石膏寒凉，有助湿之弊，前人用白虎加苍术、三石汤，皆热重于湿者) 。
6．食少便溏(素体脾虚，即使肺胃大热当用石膏者亦须酌减其量，或加健脾助运药，否则大泻) 。
7．老人、心力不健者(此吾师姜春华先生所谆谆告诫者。非用石膏不可时，宜加人参、麦冬保护心力) 。
8. 虚证发热(阴虚发热、气虚发热，均非石膏可退) 。
九、从病例看石膏的宜忌
1．沈阳史堪，女，66岁。前年寓居北京期间，常来赐教，其中有两次感冒发热，我都用解表清热剂，一、二剂即愈。去岁回沈阳后，罹感冒，时在夏秋之交，用过多种中成药及西药，发热不退，更加胸闷腹胀，不思食饮。自取我过去开的药方，二剂后亦不见效，乃来电话咨询：发热，但体温不高，一般在 37.5℃左右，下午4、5点钟38℃左右，心烦，胸闷，脘痞，恶心，纳呆，舌苔厚腻微黄，舌质红。此湿郁发热也，嘱用三仁汤合栀子豉汤，不尽剂而热退。
按：拙拟感冒八味方(荆芥、防风、竹叶、石膏、柴胡、黄芩、银花、连翘)，石膏一般用30g，对于普通感冒、流感，身痛加羌活；咽痛加牛蒡子、蒲公英；挟湿加滑石、芦根；头痛鼻塞加薄荷、辛夷(后下)；发热重加葛根，屡用不爽。此例病人过去用过有效，此次却无效，原因即在于此非风寒郁热，而是湿热，法当微苦微辛，通利三焦，分消湿热。可见石膏不是什么热都可以退的。用石膏不能退热，不是石膏的问题，而是用石膏的人的问题了。
2.三十多年前，在家乡治过一些乙型脑炎病人，虽系散发，但差不多每年都有。病人在发病后多送县医院，我曾多次参加会诊，用大剂白虎汤为主，使不少患者转危为安。白长梓之女，廿余岁，某年夏天在当地诊断为乙脑(暑温)后立即送县医院。患者高热(体温42℃)、神昏，汗出，呕逆，烦躁，渴甚，唇蔽舌干，脉大，我即投以白虎汤加味，石膏用至120g。一帖后体温即下降至38℃左右，渴、汗均减。我以为炉烟虽熄，灰中有火，嘱再进一帖。不意药后四肢厥冷，胸腹亦欠温，冷汗，体温骤降至36℃以下，脉细如丝，状若不支，呈厥脱之象。仓卒之间，用四逆汤是来不及了，急用红人参1支(约15g)，急火煎汤频服，2小时后才缓过来，调理数日始愈。
按：此即乡前辈蒲辅周老先生批评的“始为热中，末为寒中，粗医之用药也。”石膏用量太大，用药时未虑及患者系女性，体质素弱以及壮热已伤气阴，又照搬过去成功病例的经验，险些酿成大祸。
3．郝俊英，女，63岁，北京军区小营干休所。2001年9月23日。患者因脑瘤在北京某医院神经外科接受手术治疗，手术成功，但术后高热持续不退，至来诊已12天(最高温度达39.5℃)，曾用过多种抗生素无效，院方为退烧，让患者睡上冰床，头枕冰袋，热仍不退。刻诊：身灼热，肤干燥，畏寒，无汗，口大渴，需不停地饮凉水，牙痛，喉痛，口疮，舌红，苔少，脉滑数。此复杂病情，乃阳明热炽伤阴在先，复为冰床冰袋凉遏在后，亟治拟泻火养阴，透表散寒，用白虎汤为主方：生石膏30g（先煎）、知母15g 、炙甘草5g、粳米30g、百合30g、玄参15g、麦冬15g、银花15g、连翘15g、柴胡15g、黄芩12g、荆芥10g、防风10g、薄荷3g（后下）、西洋参10g（煎汤代茶）、竹叶6g。3剂，2天服完，1日4次。
二日后复诊，当晚服药后即有微汗，24日上午体温已由38.9℃下降到36.6℃，中午曾一度上升至38.5℃，晚上即又恢复正常。表已解，当专意于清里。原方石膏增至45g，加大青叶15g、升麻10g，去荆芥、防风、薄荷。3剂，1日3次。
9月29日体温已完全正常。口腔溃疡疼痛。仍用原方，另用人中白、枯矾为散剂外抹。10天后出院。
按：此案口大渴，身大热，脉滑数，无疑为白虎汤证，但以无汗为异耳。里热须清，凉遏须透，故石膏开始用小剂量，表解后始用较大剂量清里，牙痛、喉痛、口疮，为热被冰，伏化为毒热上攻，故复入银、翘、柴、芩清热解毒，术后又加高热伤阴，故用玄参、百合、西洋参，辨证用药，尚合理法，故12日之高热遂得一药而退。
4．刘采，女，11岁，北京东城区麒麟碑胡同4号。1998年6月7日因发热咽痛，颈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入某大学儿科医院，入院后确诊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用青霉素、强力宁、肝泰乐、维C及中药白虎汤加味，清开灵注射，体温一直未见减退。刻诊：发热(一日之内低则38.5℃，高则 39.2℃)，无汗，鼻塞，鼻涕黄稠，咽痛，双侧扁桃体肿大，恶心呕吐，不食，不渴，精神萎靡，嗜睡，夜间烦躁不宁，尿黄，舌尖红，苔薄黄腻。证属温毒夹湿夹表，拟清热解毒，兼以透达通利，药用：黄芩10g 、栀子10g、七叶—枝花15g、僵蚕10g、连翘10g 、生薏仁20g、杏仁6g、白豆蔻 3g、青蒿10g、柴胡10g、芦根30g、滑石20g、荆芥6g（后下）、薄荷3g（后下）、防风10g、甘草3g。3服，1日1服，水煎4次分服。
药后，体温下挫至37.2℃，咽痛，有少许鼻血，原方加茅根15g、玄参10g，去柴胡、白豆蔻、苡仁、杏仁，寻愈。
按：此案在会诊前用过白虎汤、清开灵，而发热不退、无汗而热，此乃当从表解，早用凉遏，以至诸多病变纷呈。所以会诊时一面透表(荆、防、薄、蒿)，一面清热解毒(栀、芩、七叶一枝花)，兼以化湿、通利三焦(三仁及滑石、芦根)。录此以见：石膏虽有良好的解热作用，但不是什么热都解，如此温毒夹湿夹表之证，即显然非其所长了。
前不久，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墨宝《研山铭》回归祖国，轰动了书法界。在医言医，我不禁想到宋代陈无择《三因方》中关于米芾的一张方来。这张方子叫“应梦人参散”：
米芾于崇宁癸未病痰嗽，如胶有血，更三医不退，一日谒太尉蔡元度，取人参散一帖，一服，痰嗽立止，气色顿快。人参散方：白芷、干姜、青皮、桔梗、白术、人参各三分，炙甘草一两半，炮姜一钱三分。
以药测证，其痰嗽当属脾肺虚寒，症见咳嗽咯痰，背冷，食少便溏，舌淡脉弱者，所以用人参、炙甘草、白术补脾肺之气，干姜合甘草、白芷温脾肺而散寒，炮姜止血，青皮行滞，桔梗祛痰。此痰中有血，当为咳嗽剧烈，震伤血络，而绝非阴虚内热迫血妄行所致。立方之妙在全不用通套止咳止血药，也就是前人训诫的勿见咳止咳、见血止血之意。治病求本，先前更三医不效，恐怕就是用的通套治咳药加上凉血药，这样，则虚者更虚(耗散肺气)，寒者更寒(寒凉伤中)矣，所以无效。在用量上，此方也很有特点，炙甘草用量独重，其次为炮姜，余则数分而已，击中了虚寒证的要害，故取效迅捷。吾侪临床虽未必原方照搬，但极富启发性。
《苏沈良方》曾载欧阳修的一个故事：“公尝得暴下，国医不能愈。夫人云：市人有此药，三文一帖，甚效。公曰：吾辈脏腑与市人不同，不可服。夫人使以国医药杂进之，一服而愈。公召卖者厚遗之，求其方，久之乃肯传，但用车前子一味为末，米饮下二钱匕，云此药利水道而不动气，水道清则清浊分，谷脏自止矣。
“湿多成五泄”，用车前仁炒研为末，米饮下，正是暴下利常用的分消之法，即前人所谓“利小便，实大便”。王冰注《内经》亦有语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可见其治是合理的。文人虽非医生，但叙述治验往往很生动，故得以流传后世，此即一例。
王安石爱读医书，尝谓“某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无所不读。”他性格孤傲，不同俗流，有人劝他服补药，他说：“余平生不服紫团参(上佳党参)，亦活到今日。”可见他对无病服药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有两首方流传后世，一是《苏沈良方》所载偏头痛方：
裕陵传王荆公偏头痛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萝菔(白萝卜)汁一蚬壳，仰卧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两鼻皆注亦可，数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与仆言，已愈数人。生萝卜汁滴鼻，取其辛散之力，“左痛注右，右痛注左”的方法真了不起，宋代人固不知神经为何物，而经验之可贵于此可见矣。
另一首处方即“妙香散”，收载在明人王肯堂《证治准绳》中，叶天士《临证指南》附方中也有这首方，名之为“王荆公妙香散”：人参、龙骨、益智仁、茯苓神、远志、甘草、朱砂。此方为安神定志之方，适用于劳心思虑过度而心悸失眠者，叶氏医案中屡用之。
苏东坡在宋代文人中，不仅文章、诗词、书法冠绝当代，在医药上的成就也是首屈一指的。介绍他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这里我只谈三件事：
一、创立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私集资合办的医院。据文献记载，早在汉唐时代，我国就有医院之设了，当时称作“病坊”。东坡在元佑四年任杭州知府时，适“杭州大旱，饥疫并作”，他动用库府银两，并拿出自己的薪俸黄金50两来，创办了“安乐坊”，接纳贫苦病人。三年间住院治好的病人数以千计，真是功德无量，也在医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二、苏东坡对气功强身却病也有深入的研究，其《上张安道养生诀论》是公认的名篇。他还有好几篇《养生论》谈到气功，但他不相信世间有长生不死之法。他的养生观也堪为经典——“善养生者，不过慎饮食起居，节声色而已，养慎于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
三、关于圣散子。这张处方是苏东坡在黄州得之于家乡人巢谷的，巢氏是在东坡落难时从眉山到他的住所，任他的家庭教师的。能作东坡的“西席”无疑是饱学之士。圣散子是巢氏的秘方，他传给东坡，“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东坡奇之，为之作序，又传授给他的朋友名医庞安常。适黄州连岁大疫，(用此方)“所全活者，至不可数”。然而后来永嘉瘟疫，用之，则“被害者不可胜数”。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天下以子瞻(东坡字)文章而信其言 ”，陈无择《三因方》也说：“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中医的特点在辨证论治，圣散子方多辛温燥烈之药，用于寒疫固效，用于温疫，则为祸不可胜言矣。东坡也因此大受后人抨击(对此方我另有专文)。其实我看庞安常也要负一定责任，因为东坡虽然知医，但不是职业医生，《伤寒总病论》的作者，是大名医，却不加分析地把这张方子收入自己的书中，为之推广。安常既误人，又误东坡，实不能辞其咎。
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不但有病自己合药吃(如其日记说：崇宁乙酉，正月三十日作平气丸。二月二十日，累日苦心悸，合定志小丸成)，而且与人通函论病，如与王子均书云：“承示尊体多不快，亦是血气未定，时失调护耳。某二十四、五岁时正如此，因服菟丝子丸，遂健啖耐劳。……若觉气壅，则少少服麻仁丸。 ”与曹使君书云：“贤郎痈肿，亦是天气亢沴，故有热者先得之，若脏腑秘滞，可用犀角丸服之，得大便流利，则痈自衰杀。”(俱见《续医说》)。论证处方都极合理，非精于医药者不可为之。
陆游就不仅仅是以医药为业余爱好了。《宋史》记载他有一本医书名《续集验方》。南宋淳熙二年，他在成都作一个小官，其时疫病流行，他目睹患者贫病交加之惨，便在街头煮大锅药给患者服用，救了很多人。并有诗云：“我游四方不得意，佯狂施药成都市，大瓢满贮随所求，聊为饥民起憔悴。”晚年居山阴，他还亲自种药，配制丸散膏丹，走乡串户，为乡亲治病。有诗云：“村西行药到村东……杖藜到处即春风。”很多人为感谢他的活命之恩，生下的儿子都起名叫“陆 ”：“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呼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竟完全是一个受群众欢迎的职业医生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