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只读一本书 · 当一个女人，彻头彻底成为工具之时，世界还会好吗？

“人的适应性真是不可思议，

只要有些许补偿，

对什么都能习以为常。”

女性视角对爱情、性事、家庭和生活的描写格外细腻，平静克制的叙事却读得人胆战心惊：这并不是对未来的美国社会的幻想，因为这样的事情正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当下的美国。

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

人们常常把社会的没落看作是女性的呐喊，这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又势必会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毁灭。

极权社会统治下的女性生存困境，作为女性看得毛骨悚然。虽然是反乌托邦的寓言小说，却看到很多现象越来越在实际的现实中出现影子。

“过去是一片黑暗，充满回声”，因此讲述是有意义的，铭记是有意义的，哪怕我们正被黑暗笼罩，谁知道我们的孩子将来会如何解读黑暗中的回声？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拥有魔力。她的笔如同阿拉贡的纳西尔圣剑，唤醒无数魂灵，如海潮般低低呜鸣，汇聚黑暗中的力量，遮蔽整个天空，风一般掠过众人的身心，冲散他，风干他，白骨乍现。

阿特伍德刚刚踏上文学之路时，加拿大是文化闭塞，并缺乏文学传统的国家。年轻的她以广袤荒野的“生存精神”为坐标，以文学为载体，对抗殖民地心态的焦虑和民族归属感的缺失，为羸弱的本土文化摇旗呐喊。

70年代初，她的文学评论集《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热销5万册，虽然在研究方法和文学价值上备受争议，但“生存”与“反抗”从此成为阿特伍德作品中恒定的主题，她将书写视为一种“不能撤回的承诺”，如同夹在英法宗属国阴影及强大邻邦美国中间蹒跚成长的祖国，阿特伍德频频将目光投向遭压制的、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边缘群体。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都不是思想最强大、个性最鲜明、立场最坚定、行动力最强的那个人，他们拥有凡人的欲望和恐惧，拥有世故浑浊、愤世嫉俗的智慧，他们被允许展示暧昧的态度、斑驳的道德和软弱的行为。这是内心坚韧丰盈的作者才能具备的一种包容：在革命性的背后，因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体恤，使她的作品平添了一抹余韵悠长的温暖底色。

已过耄耋之年的阿特伍德以一颗斗士的心和她依然犀利的笔，在《卫报》《大西洋月刊》等媒体持续发声，积极探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将自己对社会和权力的复杂理解倾注其中。

生儿育女，从个体上讲，关乎家庭幸福，是私人的事；若从整体来看，则关乎国家兴衰，是全社会的事。人口结构对社会、经济、资源各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甚至改变全人类的未来生存状态，毕竟人类得以世代延续靠的就是繁衍生息。

如果人类面临严重的生育危机，该当如何呢？早在三十多年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就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胆设想。去年的同名美剧再次将这个问题推到所有人面前。

女性被剥夺了工作机会，冻结了银行资产，沦落为男人的附庸之物，成为名副其实的行走着的子宫。失去自由和独立，生活是怎样荒诞不经，怎样暗无天日，怎样不寒而栗；这是一本讽刺性科幻女性主义小说，描写了一个宗教极权主义社会改革，使得一个名叫基列共和国的宗教国度得以建立。

因为环境污染，人类的生育能力逐渐下降，为应对过低的健康婴儿生育率，基列国建立了一整套以生育为核心的男权社会体制：男性掌握全部权力和资产；女性被剥夺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的权力，禁止阅读，退居家庭，彻底成为男性的附属物；限制语言，抹除个性，社会群体被简单粗暴的划分为几大类，全部统一服装。

文明并不总是向前进的，也有可能是向后退的。一切都不会瞬间改变的，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在你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就已经被煮死了。作为女性个体，当你不再秉持“自立自强”的信念，而是屈服于“找个好男人嫁了”时，那就该警醒了。

所有的反乌托邦小说都有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但阿特伍德写作《使女的故事》，并不仅仅止于批判，还着力在如何在讲好一个故事的同时，包含自己对极权主义的控诉。在批判极权主义的同时，阿特伍德也曾借由文中主角之口向读者提问：我们应该如何让生活更好？她已经在文中说明了：基列共和国建立之前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

其实，与其说阿特伍德在向读者发问，倒不如说她已经借全书自己回答了自己的这个问题。我们还尚不能找到怎样让人类脱离苦难的方法，但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怎么做：剥夺飞鸟的翅膀，剥夺人的自由，以及借由完美的借口压倒人之为人的意义。

人只要有了自己选择的自由，就定能在漫漫长夜中自寻到光明的出路，任何假借美好愿景行使消灭自由实质的人与政权都势必会走向灭亡，再黑暗的环境中，人性的光辉也能熠熠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