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票号

　　明清时期，“晋商”成为国内三大商帮之首
　　
　　　　山西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在明清时期，山西商人被称为“晋商”，成为国内三大商帮之首。
　　　　晋商兴起大约在明朝初年，至明朝中期开始迅速发展，在清朝中期为其黄金阶段，至清末走向衰败。
　　　　晋商最初选择的商贸是走西口。彼时，北方边镇有明朝政府所派防止金兵南下的重兵，在长城内外形成庞大的军事消费区。众多驻兵需要粮草，大片土地需要有人耕种，亟待开展民间贸易。在明朝政策引导下，山西商人最先来到塞北边区进行商贸活动。商人把粮食运到塞北粮仓，向政府换取盐引，凭盐引到指定地方提取食盐，再拿到规定的地方出售。当时，盐业获利十分可观，商人随后采取就地在边区招募劳力垦田、就地换取盐引的方法。这些最初的商业活动使得明初边镇商贸日趋活跃，晋商由贩粮、贩盐开始积累资产，日渐崛起于商界。
　　　　当时，北方边镇有很多历史悠久的茶市、马市，明朝政府对它们限制不严，加之山西本土贫瘠，又处于一个北方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中间地带，晋商趁此进入南北物资交流领域，用内陆的粮食、布匹、药材、铁器、手工艺等杂货与牧民交易。如此，山西商人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并且开始闯荡全国经商，日益积累起巨大财富。
　　　　进入清代，晋商足迹已遍布天下，在艰苦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晋商，不仅坚韧，有开创意识，而且目光远大，才智敏捷。当康熙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后，山西商人很快组织起了面对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成为清代旅俄、旅蒙的主要商人。
　　　　清代时，南方的盐业专卖许可证本来都为两淮盐商控制，山西商人难以插手，但随着两淮盐商资金紧缺时越来越多地依靠晋商慷慨的借款，久而久之，两淮盐务也就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了。
　　　　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社会上需要有专门的货币兑换业务、存放款业务等，晋商看准商机，办起了不同形式的金融商号，有钱庄、银号、当铺、账庄等。银号和钱庄主要是兑换银钱、鉴别银钱的质量；当铺从事典当和放高利贷，账庄借钱给人，收取高利贷。票号出现在清道光年间，它把账局的业务从存放款扩大到存放汇，其业务特征就是办理汇兑，在甲地存款后，可凭一纸票据到乙地取款。
　　　　票号产生说起来有其偶然性。在嘉庆和道光年间，社会不安定，各地多有农民起义，商人挣了钱多雇用镖局押运。当时，平遥人李大全开了一个颜料坊，在北京和天津都有分号。有朋友托他帮忙，把朋友的钱放在北京，再拿李大全开的凭条到平遥颜料坊取钱。最初，只是帮朋友的忙，后来李大全的掌柜雷履泰从中发现了商机，就劝李大全把颜料坊改为票号，可以开展银钱异地汇兑业务。道光三年（1823年），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晋中诞生了。
　　　　明清两代的中国商品经济相当发达，金融事业也就伴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而日益发达，票号出现在此时期，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必然要求。
　　　　当然，开设票号必须有雄厚的资金，而当时的晋商海内最富。明代奸臣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评论天下谁家最有钱时就把资产百万以上作为富人的标准，他调查的结果有17家资产达到百万以上，其中12家为皇亲国戚；另外5家，徽商有二，山西占三。故此，资金雄厚的山西人，具备了从事票号的重要资本条件。而票号搞异地汇兑金融业务，在全国一定要有分号，恰好山西商人在全国多地都设有各自的分号，方便做票号异地汇兑业务，加之山西商人讲诚信天下闻名，晋商开设票号也就成为必然。
　　　　当时的票号主要有三种业务：一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二是银两汇兑，即异地汇兑。如甲地存款后可凭一纸票据到乙地取款，相当于今时的汇款；三是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通过冶炼变成一个成色统一的标准化银子。
　　　　晋商票号当时发展的非常迅速，业务量很大。起先主要做民间信贷，应商人需要进行汇兑。太平天国运动使得交通运输不再安全，清政府的财政汇兑实际上也逐渐由晋商代理了，数额巨大的政府汇兑给晋商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另一次机遇是八国联军进京后，慈禧和光绪西逃时受到山西商人的厚待，收到20万两银子的资助。慈禧为感谢山西商人，就将给八国联军本息总额为一亿两白银的赔款交给山西商人办理，这也使得晋商在1910年清政府垮台以前，曾经达到最辉煌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