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长城刘长卿
在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这段时间里，有一位诗人比较引人注目，他就是在诗坛上号称"五言长城"的刘长卿。刘长卿，字文房，因当过随州刺史，故人称刘随州。"五言长城"指的是他在五言诗，而且是五言律诗方面功底深厚、成就卓越。
刘长卿的主要创作活动时间是在天宝末到大历年间，而这一时期正是大唐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点。与此相适应，诗坛上也在酝酿着深刻的变化；盛唐诗歌的那种齐伟壮丽的气魄，已不能真实地体现安史之乱后的时代精神了，文人们身上蓬勃向上的豪气也荡然无存了，而代之以麻木和消沉。因此人们常说，从整个的唐诗发展历程来看，前期是浪漫主义的，后期是现实主义的。（当然这只是泛论）
而从至德到大历年间，正是这两个时期的过渡。这个时间段存在着两类诗人，一类以元结、顾况为代表，他们不再强调对理想的追求，而是开始着眼于现实人生。这一类诗人在诗歌的内容上发挥着过渡作用。
另一类则以"大历十才子"代表，他们以平淡简净的风格代替了盛唐诗歌的齐伟壮丽。与前一类相比，他们是在诗歌的艺术上发挥作用的，至于刘长卿则属于这一类诗人。从作品风格来看，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颇有相似之处，以致后世有人曾把他归入十才子之列。不过实际上，刘长卿的成就，正在于他与"大历十才子"的不同之处。
虽然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一样，都是以描写山水风景为主的，但他在为人上同"大历十才子"中的一些人有着明显差异：十才子中人多"不能自远权贵"，反映到作品上，就是他们的山水诗常用来作为贵族生活的点缀，其中不乏阿谀奉承之作。而刘长卿为人刚直，曾经因此两度罢官；也正由于此，反映到作品，则刘长卿的诗作中对景物的描写常寄托着某种属于自己的感情；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总比无病呻吟要好。
刘长卿同"大历十才子"皆擅五律，而且都以王维为宗，但是相较之下，一般刘长卿的成就显的比较突出。他在五言律诗的创作上确实有独到之处，能用严格的律诗来写景抒情，而无雕琢修饰的痕迹，达到了凝练自然、造意清新的较高艺术境界；其中的某些名篇，的确能够做到独步中唐。从这一点上讲，"五言长城"并非过誉。
当然，他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束缚，和"大历十才子"等人有着相似的弱点，那就是由于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较窄，因而影响到创造性的发挥。唐人高仲武曾说刘长卿的诗"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也不无道理。
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诗歌的历程（二十六）
大历十才子
安史之乱后，盛唐歌舞生平的景象不在，唐王朝开始走向下坡路。而文学艺术在这个时期也有了明显的分化；一方面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发展成熟，另一方面华美雅丽、轻酬浅唱的诗风亦发达起来；"大历十才子"等人就是这种诗风在中唐时期的代表。
"大历十才子"到底包括哪些人，一直是众说纷纭。据唐人的记载，是李端、卢纶、韩翃（hong阳平音）钱起、苗发、崔峒、耿湋(wei阳平音）、吉中孚、司空曙、夏侯审这十个人。
而从宋至清代，对此都略有增减，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这十个人外，象刘长卿、朗士元、皇甫曾、皇甫冉、冷朝阳、李家祐、李益、吉顼（xu阴平音）等人。不过由于唐人的记载毕竟去时不远，所以显得较为可信。
其中李益跟"大历十才子"的诗风颇有不同，特别是他的边塞题材的七言绝句，曾被人认为是开元以后第一，可与王昌龄、李白比肩。可能由于他与卢纶是中表之亲，交往极深，宋元人多将他与卢纶相提并论，故此才被拉入到十才子之中的。
诗僧皎然在他《诗式》中提到大历时的诗风时曾道："大历中词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为己有。"的确，"大历十才子"等人的诗歌在内容上比较狭窄；不过总的来说，他们的作品虽然在气格上不及盛唐，但对前辈名家还是有所继承的。
十才子大都以王维为宗，秉承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寄情于山水，歌咏自然，其中也有一些佳作。比如象钱起的《暮春归故山草堂》，司空曙的《江村即事》等，与王维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格律归整、字句精工是十才子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他们的作品体裁多用近体格律，很少能见到乐府歌行体。警句名联在十才子的诗中俯拾皆是，说明他们均有较深的功底，所以时有惊人之笔。不过有时也不免显露出雕琢的痕迹，从而因小失大，走到唯美的道路上去。虽有警句而全篇欠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
至于情思缅邈、轻酬浅唱则是十才子诗歌的又一特色。后人一般认为晚唐诗风绮丽，十才子的作品亦多此例，只是还不致纤巧柔弱罢了，与晚唐的香奁(lian阳平音）诗及花间词毕竟还是有所不同。
十才子作品中虽多游离现实、点缀生平之作，但身处社会动荡的时代，战争的离乱和民间的疾苦不可能不给他带来冲击，所以有时也能偶然在他们作品中得到体现。如卢纶的《逢病军人》、耿湋的《路旁老人》，尤其是韩翃的《寒食》，借古讽今，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
总之十才子的创作有得有失，要全面的看待，得出客观的评价；其中的有些作品，应该说还是"不失风人之旨"的。
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诗歌的历程（二十七）
韩愈的"以文为诗"
韩愈，自退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被世人誉为"一代文宗"。但是对于韩愈的诗，却历来是毁誉参半；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就是韩愈的"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主要是指以下这几个方面：即诗多记叙铺陈，好以议论直言感受和情绪，还有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字法引入诗中，以及不太讲究平仄、音韵等。
韩愈的诗中，五、七言长篇古诗多叙事，律诗和小诗则侧重写景和记事。他善以古文章法为诗，把古文的谋篇、布局、结构，加之起承转合的气脉，贯彻到诗歌创作里去。他还善于把古文描绘事件、刻画人物、摹写物状的笔法运用到诗中，或有意把古文句法引入诗中，屏除骈句，力求造成错落之美。另外，韩愈的诗还经常突破诗的一般音节，并用虚字入诗。
五言诗的音节一般是上二下三，七言诗的音节一般是上四下三，韩愈却有意打破这种常规，努力营造一种别出心裁的反均衡、反圆润的美，打乱原有的节奏感。
韩愈的以文为诗是对诗歌传统表现手法的一种革新，在矫正中唐以来柔弱浮荡诗风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正因为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所以自然也会有不足之处。
以文为诗，有时侯运用不当，便会削弱诗歌语言的精练和魅力。铺陈过多，会使诗缺少含蓄的诗境和诗情；太多的抽象化议论，也会造成诗歌语言的松散，损害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像《谢自然诗》中长达36句的议论，几乎完全失去了诗歌应有的抒情性和音乐美。至于以文言虚字入诗、虚字押韵，也有不足取的地方。
总而言之，韩愈的以文为诗，正是有失有得，这是毋庸讳言的，应正确的加以分析和借鉴。
韩愈的诗在唐代为别派，不过从小李杜等人的古诗中，已能感觉到受韩愈诗影响的痕迹了，如李商隐的七古《韩碑》。不过韩愈诗真正受到重视，则是在宋代。后人对此做过如下的概括：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舜卿)、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
唐朝诗人在诗坛上建立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这样"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韩愈的以文为诗，开拓了诗体，丰富了诗歌创作上的艺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诗歌语言的解放，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而这种作法，正合了有志于变革创新的宋代诗人们的需要，成为他们扫除宋初西昆派浮艳诗风的有力武器，为他们确立新的一代诗风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这种诗风后人称之为"散文化"。散文化虽不能完全概括宋代诗歌的全部特点，但是经过了反对西昆之后，散文化成为宋诗的主流，这的确也是事实。
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诗歌的历程（二十八）
孟郊与贾岛
孟郊和贾岛都是中唐阶段著名的诗人。二人都同韩愈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世人一般都将两人划为韩派诗人，尤其是孟郊，时有孟诗韩笔之称。的确，三者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不过他们之间在诗歌风格上也有着不同。
孟郊和贾岛在诗歌创作上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苏轼曾用"郊寒岛瘦"来形容孟、贾在诗歌内容与艺术手法上的相似特征。所谓的"寒"和"瘦"在这里实际上含义是一致的，因为无论是孟郊还是贾岛，在诗歌的格局上都比较狭小，缺少盛唐诗人乃至同时代韩愈等人的奇丽壮美之气，使人不免有种局促之感；宋人严羽曾把他们的诗讥为"虫吟草间"。而孟、贾又皆喜在诗中绘声绘色的描写穷愁之态，，让人看来颇为贫寒羸弱，加之孟、贾都是著名的苦吟诗人，作诗雕章琢句，呕心呖血，由此一句"郊寒岛瘦"逐渐成了众人的公识。
不过孟郊和贾岛的作品中也不全是这类作品，孟郊有《游子吟》这样的温和朴素之作，贾岛也有颇带豪气的诗作《剑客》，而且这类诗在他二人的作品中也并非凤毛麟角，只是比较少罢了。至于孟郊贾岛的不同之处，便不能仅以寒瘦称之了。
孟郊比贾岛大近三十岁，在中唐的元和年间，孟郊已是享誉诗坛的名宿，而那时的贾岛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后学。从贾岛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孟郊对其影响的很大，对于孟郊的诗，贾岛曾潜心学习，故此贾岛的五言古诗和孟郊的作品颇有相似之处。但是贾岛不光只继承孟郊衣钵，在这基础上也有所创新，他并没有一直跟在孟郊身后亦步亦趋，而是别开生面：不在五言古诗方面与孟郊一争短长，转而主攻五律。
五律的创作在大历之后，就一直处于低潮；元和时代的大家，几乎均不擅长五律。这主要是因为五律在经王、孟、刘、韦、大历十才子等人的带动下，沿着平淡清空的道路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如果继续朝着这条路走，很难有所突破。孟郊一生很少创作五律，但他的五古所具有的那种幽僻奇险的意境，以及众多格言化的警句，如用在五律领域，则势必会为五律的创作开辟一条新路，而贾岛也正是这么努力的。
在五律的创作方面，贾岛的确有着卓越的成就，明胡应麟曾称之为"五言独造"。孟郊擅五古，贾岛擅五律，他们的不同点也在于此。世人常为孟郊贾岛孰优孰劣争论不休，其实二者各占胜场，从整个历史上来看也是郊岛并称者居多。
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诗歌的历程（二十九）
韦应物、柳宗元
韦应物和柳宗元并不是一代人，韦比柳要大三十余岁；韦应物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大历末至贞元前期，柳宗元则主要是在贞元末到元和中期。而若论中唐时期诗以清远著称的，则"韦、柳"推为名家。
诗史上论及这一派传承，必举以"陶（陶渊明）、王（王维）、韦、柳并称；但韦应物境遇顺遂而安和，柳宗元仕途坎坷而抑郁，因此两人的诗风也有不同的地方。
除了这个缘故外，因柳宗元所处的时期正好是元和诗风振起，元(元稹)、白(白居易)、韩(韩愈)诸大家推尊李杜，大而扬之，欲转大历年间风气，唐诗至此又是一变，诗坛重盛；所以诗史上把刘宋之元嘉、李唐之元和、赵宋之元祐说成是三个诗风剧变时期。
柳宗元处于这一时期，虽然他尚属盛唐遗脉，与元、白、韩、孟等人有所不同，然而也不能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其近体诗与元白一派略似，而作为其主要诗体的五言古诗，虽承袭陶潜、王、孟一路，但亦受到韩愈、孟郊的影响，况且两派的共同渊源本都是谢灵运、杜甫。而这样的话，他的风格就必然会表现出和韦应物同中有异的特点。
总体上来说，论体格：韦诗自然，若不经意；柳诗构思精严，颇见锻炼之功。论风神：韦诗平和淡雅，以闲婉胜，柳诗则峻洁，以清峭胜。
韦诗之可贵之处，在于能在大历诗风清淡而渐弱之后，专从陶潜"冲和"一路发展，清谈而不失浑成。柳诗的可贵之处，在于元和雄厚而涉于险怪之际，取其精华，专从陶潜"峻洁"一路出发，并兼容谢灵运、杜甫，笔法于刻炼中更见清谈。
韦柳之所以并称，是因为中唐时期，二者为陶潜、王、孟一派诗风最杰出的继承人；在清淡一派中，韦应物是正格的最后一个高峰，而柳宗元则是变调的第一个代表。
风吹不去心中的古典--诗歌的历程（三十）
柳禹锡的诗歌特色
柳禹锡是唐代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诗人，在中唐诗坛上，他的诗既不像韩愈的奇崛，也不像白居易的平易，而能独树一帜，自成风格。柳禹锡的诗歌，成就最高的主要有三类：政治讽刺诗，寓意深刻，辛辣犀利。怀古诗，均用律绝形式，吊古伤今，沉郁苍凉，感慨无限。至于他学习民歌所作的《竹枝词》、《杨柳枝词》、《浪淘沙词》等，则活波清新，自然流转，尽洗文人习气。
从他各类诗歌创作的总体上看，柳禹锡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和卓越见识，对于社会政治观察敏锐。他写诗注重立意、选材构思，以及塑造形象，多从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出发；所以世人评"柳禹锡诗以意为主"。
他的很多诗或针砭时弊、讽刺权贵，或讴歌平藩战争，表达统一的愿望；或者描述自己的政治生涯，表现刚直不阿的精神面貌；立意深刻。加之由于较多采用怀古、咏物等形式，运用比兴、象征、讽喻等手段，借此言彼，寓实于虚，融情于景，故又显得精炼含蓄。如名篇《乌衣巷》。像柳禹锡的这类怀古诗，选取的往往只是一角一隅的景物和细节，但却小中见大，含意丰富，具有一种蕴藉之美。
柳禹锡的政治讽刺诗，除了辛辣犀利外，也上述兼有这些特点，如脍炙人口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象这类讽刺诗，往往用意双关，语带讽刺，曲折写来，更觉诗意隽永。宋代苏辙曾说柳禹锡的诗"用意深远，有曲折处"，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说刘诗"深于影刺"，都是指的这些特点。而柳禹锡的"深于影刺"，也体现在他的咏物诗上：如《白鹰》、《聚蚊谣》、《百舌吟》等诗，锋芒锐利，有着很强的斗争性，不过由于采用寓托的手法，又显得含意深远。
柳禹锡还是唐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因此他的诗常融形象与哲理于一炉；在许多生动的诗歌形象中，经常能反映出诗人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思考，闪烁着哲学家的思想火花。刘诗中多见饱含哲理的诗句，虽非有意的论述哲学思想，但见解精辟，给人以启迪。例《金陵怀古》、《浪淘沙词九首》中的第九首等作品中的诗句，借助优美的语言和生动的形象，把深微的哲理以诗化；这些名言佳句，点缀在诗中，使他的诗既有审美价值，又富有哲学思想。
明朝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说刘诗"开朗流畅，含思宛转"，又说："运用似无过人之处，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这些个特点，在柳禹锡的民歌体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他这些诗保存了清新开朗的民间情调，采撷朴素生动的民间口语，运用俚歌俗调的形式，绘真景、抒真情，具有浓厚的天然风韵--"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