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世凉薄，他滚烫活过
墨姑
就品藻人物而言，明代中晚期政局中的张居正大概可算是一个容易评价又难于评价的好玩人物。
“容易评价”有两层意思，或褒或贬，执其一端。不喜欢张居正者指其“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更有厉害的道学家痛斥张居正“包藏祸心，倾危同列，真狗彘不食其余”。一般来讲，“夸人”因为动机复杂，修饰性往往比较强，看不真切；“骂人”却很容易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真教养来。把张居正骂成这副样子，其人自身的心肝肠肺何如，已然历历在目。
好玩的是，喜欢张居正的人，堆拱起溢美之词来一样不遗洪荒之力，诸如“明至嘉隆时，上恬下嬉，气象荼然，江陵张文忠公起而振之。挈领提纲，综核名实。法肃于庙堂之上，而令行于万里之外”，“数年间法纪大张，弊亦尽剔”，甚至认为“其精神气魄，实能斡旋造化，而学识又足以恢之”，乃是“旷古之奇才”。一路赞到巅峰，还不忘补一刀笔：“善百世者不顾一时，制万物者不姑息一事”，非“竖儒所能解”。那意思就是说，张居正这等政治超人，一日而欲挽数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你们这撮书呆子懂什么，“图样图森破”！
张居正是一个好玩人物，看别人评价张居正也很好玩。赞美张居正者，多着眼于他的力挽狂澜的治世之功；大加挞伐者则指责他气焰骄奢，钳制言路，摧击异己，还有个人生活腐化的半沓烂账本。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喜欢张居正的，多属实干派；不喜张居正的，则以学院派居多。其实，往深处想，这也是自然的道理，有一个段子说，看完话剧《蔡文姬》，某中央首长对身边的人说：曹操要有戏里写得这么好，我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朱东润先生在抗战时期写作《张居正大传》，开宗明义便讲道：“我想从历史陈迹里，看出是不是可以从国家衰亡的边境找到一条重新振作的路。我反复思考，终于想到明代的张居正，这是我写作《张居正大传》的动机。”朱先生要的是“把这样的为国为民的人写出来，作为一个范本”。可见，我们在读历史，读古人的时候，其实是在读自己，在写自己。
读罢韦庆远的《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我心里涌上一句话，便顺手写在了扉页边上：
世道凉薄，他滚烫地活过。
这句话大致可以概况我读张居正的感受。这个人起于苦笃贫家，早岁历尽峥嵘，在明代中后期那个凉薄时代：变态皇帝前赴后继，阁僚斗争盘根错节，帝国沉疴积重难返，张居正从充满诡谲阴谋、攻讦倾轧、人情爱憎瞬息变化中崛起、掌政，一时誉满国中，毁亦满国中。临终人人都承认他的功绩，却又人人都不喜欢他。争论一直延续到现代。我读《暮日耀光》倒是觉得张居正其人坦然得很：世事尽自凉薄，我只管仗一身智勇与狡黠，滚烫地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谋事谋权，人生如潮，力竭方止。至于我的“滚烫”烫伤了谁，烫翻了谁，你们嗟叹你们的，于我何干？
当然，这只是我一介读者理解的“容易”张居正。韦庆远在治史时，显然是不满足于“容易”的。《暮日耀光》的作者运用丰富史料，所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百余种，书中深入谈到许多前代学人未能尽述的细节，卓有新见。比如韦先生写张居正与其同僚的“混斗”，功夫做得极深。他跳出简单的权力斗争，看到徐阶、赵贞吉与高拱、张居正的政治互撕背后是“讲学”与“实学”两派学术思想的巨大分歧，论证扎实而精彩。更兼文采斐然，读来全无枯燥之累，这部书被誉为“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实非夸耀。
张居正是一部书，读张居正，或许你会在他的人生里邂逅自己，或许你会在他的故事里理解世界，有没有勇气读下来，有没有智慧读得懂，都在其次，且只管去读要紧。
张居正研究里程碑之作《暮日耀光》
刘悠扬
明清史学界元老、著名学者韦庆远先生代表作《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绝版多年，最近由汉唐阳光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联合再版。据了解，该书被学界认为是“张居正研究的里程碑之作”，是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
2009年去世的历史学家韦庆远，生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主治明清史，代表作有《明代黄册制度》《中国档案史稿》《明清史新析》《隆庆皇帝大传》《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上下）》等。
据汉唐阳光编辑部主任李占芾介绍，这部张居正的研究名著，1999年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首次出版，印数不多，不久便绝版难寻。“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运用大量罕见的丰富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居正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李占芾说。
李占芾告诉记者，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韦庆远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说，万历初叶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是隆庆改革的继续。这一成果无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新突破和新贡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对张居正主持改革的过程作了动态式的叙述，不但写了张居正如何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妥为部署，而且写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坚定指挥、鼓舞士气的实况。在充分肯定张居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他的“失误、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给予实事求是的直书。
【内容提要】
明清时期有两位姓张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明代张居正，另一个是清代张廷玉，两人都是皇子师傅，对古代政治制度改革都有贡献。读了《大清首辅张廷玉》，自然要读这本有关张居正的《暮日耀光》，关于张居正的政绩，总是有两种相反的观点。有的说他廉洁奉公，有的说他中饱私囊；有的说他赏罚分明、公正无私，有的就说是偏袒亲友、敌我分明。就连同一件事，都是两个角度。
譬如万历十二年，就有人弹劾张居正，张居正依惯例请求解职归田。万历不同意，并决定对弹劾者廷杖一百。而张居正为其求情，改体罚为流放。后此官员流放中死去。一说是张居正宽容有雅量，不计前嫌为政敌求情；一说是张不需亲自出马，求情可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流放途中自有人落井下石干掉政敌。张居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哪种评价更为中肯？《暮日耀光》里边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本书可说是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台湾学者徐泓语）
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运用大量罕见的丰富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
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居正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
同时，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说，万历初叶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是隆庆改革的继续。这一成果无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新突破和新贡献。
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张居正主持改革的过程作了动态式的叙述，不但写了张居正如何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妥为部署，而且写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坚定指挥、鼓舞士气的实况。在充分肯定张居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他的“失误、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给以实事求是的直书。
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噬，酿成悲剧，张居正死后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在个人专权独断的体制下，这也是必然结局。
【作者简介】
韦庆远（1928-2009），广东顺德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历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圣安东尼学院兼职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明代黄册制度》、《中国档案史稿》、《康雍乾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主编）、《清代奴婢制度》（合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中国政治制度史》（合著）、《清代全史》（第四卷）、《明清史新析》、《隆庆皇帝大传》、《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上下）》。
【作品选读】
君臣关系的蜜月期
韦庆远
在隆庆去世之前，张居正与当时的皇太子朱翊钧没有个别的接触机会，朱翊钧亦只以众辅臣中的一人视之，其地位实处于高拱之下。但在壬申驱斥高拱之后，居正以联合冯保揭露高拱“擅政专制朝廷”、“蔑视幼主”立有殊功，又因另一辅臣高仪猝死，成为唯一的受顾命并取得宫廷完全信任的大臣，其地位骤然上升，有举足轻重之势。正是隆万之间突兀多变的政潮，将张居正推上万历初元政坛的最中心位置，史称“江陵柄政”的时代开始了。
万历皇帝登极后第六天罢免高拱，第九天（六月十九日）即特别召见张居正。这是居正以顾命大臣兼内阁元辅的身份第一次觐见万历皇帝。这一次君臣相见，具有授受治权的性质，完全是政治性的。一方面，是皇帝表达了对张居正的高度信任和倚重，授予领导朝政的大权，一再说：“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皇考屡称先生忠臣。”甚至因张居正刚从卜营隆庆陵墓归来，途中受暑热，而特加叮嘱：“国家事重，先生只在阁调理，不必给假”。毫无保留地表达对居正的信赖和殷切期许。张居正在受到逾于常格的嘉勉之后，一再表示“感激涕零，不能仰视”。并说，蒙万历单独召见是一大盛事，“先帝临御六年，渊穆听政，屡经群臣奏覆，俱未蒙赐允”。自己得此殊遇，誓当肩任艰巨，竭忠效力。奏言：
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力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居正这一番陈词显然是在召见前事先准备并有过认真斟酌的，其所以特别强调“惟在遵守祖制，不必纷纷更改”，乃是为了避免引起万历、特别是李太后的疑虑。当此风云巨变犹未平息之际，过早提出修订或酌改旧制的主张，过早提出经本人深思酝酿成型的改革纲领，极易引起“主上方十龄，两宫抱虚名于内”的敏感。当时居正甫膺重任，地位尚未巩固，自以先求稳当为宜。而且，所谓“祖制”云云，本来就是斑杂陆奇的，二百年来十一位“先皇”颁发的诏谕条法，多有自相矛盾、前后背谬之处，大可取其所需，利用旧躯壳，注入新精神，逐步将改革的政纲纳入“恪守祖制”的框架之内，收到避免疑忌，减少阻力的效果。所以，“惟在遵守祖制”云云，应是策略性的运用，而非政策导向的规范。
为此，张居正紧接着又递上了一份情词挚切的《谢召见疏》，更剀明具体地表白自己的忠忱，以及对稚龄皇帝的期望，言：
臣闻古所称为辅弼大臣者，在于赞成君德，乂安海内，责任甚巨，固非臣愚所能称塞上意。而人臣之道，必秉公为国，不恤其私，乃谓之忠。臣少受父师之训，于此一字讲明甚熟。迨登仕籍以来，业业操持，未尝有堕。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自非木石，能不奋励！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
这一篇奏疏是对被召见时口头陈奏的补充和充实，它非常精到地在维护皇室尊荣和服膺皇权至高无上，与恪守臣子职分之间构造出一个结合点，取得稳当的平衡。特别是，这是居正受任以来，第一次提出“宫府一体”的执政指导思想，此正是李太后母子最为关注最为热盼的事。居正有针对性地强调这一点，毋宁是发出一个释疑免忌的重要信号，是一剂有意让后宫安心的清凉药。因此，奏章送上后，“上又善之”。
张居正为达到集中权力于内阁，用以实现大力推行改革的目的，所采取的策略步骤，截然不同于高拱。他是宁可使用比较温和、比较迂回的办法，而摒弃顶撞哄闹的方式，极力表达善意和忠忱以换取信任和支持。他深知在当时的体制下，如果得不到皇权的信任和支持，内阁必将无可作为，本人亦难久安于位。他在这篇奏章中，对年仅十岁的小皇帝谀称为“恩若父子”，正是以“子臣”身份对“君父”而言。事实证明，居正采取沥述忠诚和以臣仆自居的低姿态，在政治上是很成功的，从此，在张居正和万历之间，便进入了历时六七年之久的政治蜜月期。
居正和万历在这一段时期内相互间的诚挚关怀，在历代君臣关系中是极其罕见的。
主要由于年幼，还比较单纯，万历对于李太后、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对他的严格督教，似乎还自认为是分之所宜，初期并无反感。他确实曾以尊敬和钦佩师长的朴素感情对待张居正，甚至对之执弟子礼，不敢摆皇帝架子。他曾亲笔降手敕给张居正，谓：“朕以冲幼，赖先生为师，朝夕纳诲，以匡不逮。”经常当面说：“凡事尚赖先生辅导。”“国家之事，孰不赖先生辅理？”等等。当时，“上以师臣待居正，所赐御札皆不名，称先生，或称元辅。”其所以如此，当然也由于经过张居正的大力整顿，国势的颓败很快得以扭转，各方面的工作渐有起色，朝廷威望亦日渐增强，此正与万历在成长中的帝王荣誉感和亟谋提高皇帝权威的要求相适应，反映着君臣之间利益的一致性。是时，在边陲地区取得的一些军事胜利，万历也无不首先归功于居正。万历三年（1575）八月，辽东督抚奏报擒获了叛乱头目王杲，杀伤敌骑四五百人，被称为“辽东大捷”，万历当面嘉勉居正，谓：“此皆先生运筹之功。”继又手谕曰：“辽东大捷，诚为罕有，实元辅预授秘计，始能成功。”万历五年春夏之间，总督两广军务凌云翼率军十五万人，镇压了粤北瑶、僮等少数民族的反抗活动，斩杀一万六千余人，俘虏二万三千余人，自称取得“岭东大捷”（或称“广东大捷”）。五月，奏报至京，论功行赏，万历亦认为主要是由于张居正与内阁辅臣们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所致。将一应军功均推戴为居正的业绩，显然有溢美之处，但亦反映出，当时的万历，是几无保留地倾心于乃师的忠忱，极为赞赏居正所已取得的辉煌成果。
在生活的特殊照顾和荣誉的逾格给予方面，万历对于张居正也是殷勤和慷慨的。万历元年四月，张居正有子早殇，万历亲切面慰之曰：“闻先生子故烦恼，先生宜以国事为重，勿过于伤怀。”居正偶患腹痛，“上知之，手调辣汤一器以赐”。另一次，万历在文华殿讲读，居正因偶患小疾请假，“上遣中官问疾，仍命太医院使徐伟诊视，又手封药一裹，命中官守候服毕复命。”居正对此当然是感激已极的，病愈后奏言：“臣犬马贱躯，偶婴疾患，至于上勤圣母、皇上慈悯，方病而命医赐药，唯恐其不愈；既痊而遣慰赍金，又喜其速疗。……虽天地之高厚，父母之鞠育，未足为喻也。”
当时，万历对于张居正的信任和倚重，一度是几无保留的。居正在京的邸第建筑楼堂，万历亲赐楼名为“捧日”，所谓“捧日”者，以大力辅佐“幼主当阳”也；堂名“纯忠”，肯定其绝对忠诚也。“仍赐御笔大字二幅，一曰‘社稷之臣’，一曰‘股肱之佐’”。对句一联曰：“志秉纯忠，正气垂之百世；功昭捧日，休光播于万年。”并谓：“卿勋德并茂，朕亲撰堂楼额名以赐，用示褒嘉，未足以尽酬眷之意。”这样高度的赞誉颂扬一个臣子，不但在万历朝为唯一，在有明一代亦未见。万历不止一次说，居正“有非常之才，立非常之功”。甚至还指天誓日地说：“先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之，阴佑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当张居正推荐张四维入内阁，万历竟然加批上“随元辅等在内阁办事”数字。如此地突出元辅张居正一人的特别显要地位，也是前此历届皇帝任用内阁大学士所未有过的。万历对于张居正，数年之间，连续使用诸如上述极端的赞颂词藻，初时似还不是完全出于拉拢，还不是矫揉虚伪，其中确有一个少年皇帝比较真纯的景仰感情在。当时，甚至连实际上执掌着最高权力的李太后，有时在一些问题上，也不能不曲从张居正。以李太后和万历皇帝为主体的宫廷势力，在相当时期内，曾给予张居正逾于常格的特殊信任和支持，是居正赖以部署多方面重大改革措施的坚定后盾。
当然，也必须看到，李太后母子对于张居正的隆礼殊宠，主要还是基于对国运朝政的重视，并不是私恩偏爱。张居正亦因此更激发起鞠躬尽瘁的忠忱，认为自己幸逢千年难得的君臣知遇，是施展抱负，以振颓起衰的绝好良机。他说：“盖闻君臣大义，分无所逃，时乎，时乎！难以再得。”他多次言及自己“捐糜不足言报”，不惜粉身碎骨以效忠，“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所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又说：“士而知己，许身尚不为难；臣之受恩，捐躯岂足云报。”应该说，他当时这样的感情和意念，确也是比较真挚和坚定的。君臣而兼师生，相知而又相期许，正是中国士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特别在当时，居正、万历之间尚未存在什么利害的矛盾冲突，尚未发生什么重大的政见分歧，在此基础上曾共同营造出一种密切融洽的气氛，为万历初政一度开拓出成就赫然的兴旺局面。万历中后期，曾任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于慎行，曾记述当时万历与张居正之间在政治和生活上的亲切无间，言：
江陵相君柄政，上眷顾殊绝，古今无两。每日御讲筵，讲臣出就直庐，午漏，相君以侍书入。在文华后殿东偏，张一小幄，相君、司礼侍立，造膝密语，于此见之。上顾相君有所欲语，正字即却走出殿门，少刻，闻语止乃入。……又盛暑御讲，上先就相君立处，命内使摇扇殿角，试其凉暄。隆冬进讲，以毡一片，铺丹地上，恐相君立处寒也。
于氏在万历初年，职任日讲官，上述情况当为他本人的目睹或亲自闻悉，其可信性是没有疑问的。因细微而见轮廓，这是一幅何等温馨蔼祥的君臣讲读和议政图卷呵！
……
万历皇帝“小时了了”
韦庆远
童年的万历本来是一个聪明早慧，又颇有才情，比较明白事理的孩子。《明史》卷二〇，《神宗本纪一》载：
隆庆二年（1568）立为皇太子，时方六岁。性岐嶷，穆宗尝驰马宫中，谏曰：“陛下天下主，独骑而驰，宁无衔橛忧。”穆宗喜，下马劳之。
陈皇后病居别宫，每晨随贵妃候起居。后闻履声辄喜，为强起，取经书问之，无不响答，贵妃亦喜。
他在刚嗣位之初，便亲自处理了两件事，应该说都是比较得体的。《明神宗实录》卷一又记载：
十岁时，穆宗恭妃遣人持金壶闯出宫门，遗其家，为门者所奏。诏令以百金授妃，曰：“即家贫，以此给赐，先帝赐器，不可出也。”
又载：
文华殿角门柱础，忽有“天下太平”字迹，拭之不灭，辅臣以为瑞，请上临视。上见之不怿，曰：“此伪也。”从来天书之伪，善惑人主，而上以冲龄，独断其非。
或有疑曰，这些官方记载，无非是史臣谀君之言，不足为信，但若参以当时一些有机会接近他，甚至有意对其登基后的表现进行了解的中外人士反映，特别是从他嗣位初期三四年内的言行活动进行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即童年时期的万历不失为了了，他曾经比较注意学习，也一度关心治理国政，起码够上一个中上质禀的稚龄皇帝。
当时外藩专门进行的情报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隆庆皇帝在隆庆六年（1572）五月去世，作为主要藩属的朝鲜国王李昖，在六月即派千秋使金添庆等人来北京吊唁，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详细了解有关明朝新帝的情况。当年十月，金添庆回国，对李昖禀告说：
皇帝性禀英明，……别无垂帘摄政之事。先朝废斥之臣多被召用，民情欣幸，以为年虽幼冲，非隆庆之比云。
到万历正式举行登基大典，朝鲜又专派贺登极使朴淳来华，顺便更具体地了解新帝的表现和动向。使者回国后禀告说：
皇上年方十岁，圣质英睿，自四岁已能读书。以方在谅阴，未安于逐日视事，故礼部奏准每旬内三、六、九日视朝，仍诣文华殿御经筵。《四书》《近思录》《性理大全》皆已毕读，自近日始讲《左传》。百司奏帖，亲自历览，取笔批之，大小臣工，莫不称庆。慈殿〔圣〕太后虽不权同听政，而事皆禀裁，实多内赞之力。仁圣太后不为干预。凡公事出纳司礼监掌之。奏禀之后，誊送一本于阁老仍为可否。太监冯保掌出纳，或云窃弄威柄。
应该承认，朴淳的报告是相当详细，而且大体上接近事实的，可见他们对于万历本人、明朝宫廷生活和朝政诸方面，都进行过相当认真扎实的调查研究：既看到童年万历初期表现与隆庆大有不同，又看到李太后对国政的实际影响，以及冯保势力的抬头，但总的说来，对万历本人的反映是好的。这些记载的内容，均表明万历是曾经以一个较为清新和良好的形象开始其政治生涯的。
但又必须看到，幼年的万历曾生活和成长在一个充满矛盾、十分复杂崎岖的境遇之中。嗣位前后的地位骤变，运际迫人，已如上述。但即使在继登大宝之后，他的人生道路仍然是颠簸和多变的。
少年皇帝万历一直处于两种截然对立的帝王类型，两种相互排斥的人生取向，两种不同生活道路的激烈斗争拉锯之中，摇摆于其间。
一方面，他自一出生即受到李氏慈母的督导抚育，这是一个独具识见而教子从严的母亲。她在儿子懂事之初，就亲自管束他刻苦攻读，写字诵文，勉励他振奋为人，极力要将他从朱明皇室的百年腐败中抢拔出来，督责他切勿重蹈其他堕落皇孙的覆辙。特别在万历称帝以后，李太后在这方面的殷切焦灼表现得更为强烈，她毅然使用予夺之权，以迅雷突击的手段，全面改组了内阁的组成架构，大幅度改变了隆庆临终前夕的人事安排，在宫内府内各建立起一套为自己信赖和强有力的辅政班子，重用张居正和冯保以内外夹辅万历，成功地实现了对高拱以及宦官陈洪、孟冲的“收权”。她苦心孤诣谋划出来的重大措置，其中心目的既是防微杜渐以拔除一切不利于万历在位的因素，从最高层入手以拱卫皇权的不受侵犯，同时，也是略带强制地导引万历勉为圣君。张居正和冯保之敢于对万历采取一系列严格的辅导和督责措施，乃是秉承李太后的意图，并恃有她无保留的支持，在初期也确实因此而取得过显著的成效。
还必须充分肯定，万历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智商的发达程度和处置政务的能力，都是不低的。他当时头脑清晰，考虑问题细致精到，审阅章奏认真，善于发现存在的矛盾和破绽。以下选录几件他在万历三年（1575）和四年，虚龄十三四岁时亲自批办的案例以说明之：
例一，《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万历三年四月癸巳条载：
吏部疏，拟调大名副使陶大顺于湖广。大顺，由兵部职方司郎中升未逾月。至是，上见其名即识之，语辅臣曰：“是数日前方见其领敕，今遽拟升转，何也？”辅臣张居正等对曰：“大顺乃故讲官大临之兄，大临故未几，而大顺子司丞允淳又故，皆未克葬。大顺因大名去乡远，例不得过家，故以情告吏部，部议量改附近，以便还葬，盖以原官调补，非升也。”上颌之。
例二，《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年十月十九日条载：
上视朝。……直隶巡按御史暴孟奇、张宪翔等各一本奏报审决重囚事，乃万历二年十一月奏进者。上览而怪之，曰：“今北直隶巡按已非孟奇、宪翔矣，何奏本仍是二臣名？又中间日月差谬，何也？”命文书官持疏到内阁，问其所以。少顷，辅臣张居正等入侍奏事，上又面询之，曰：“今年已有旨免刑，何真定巡按又报决囚？且本后称万历二年十一月，何也？”居正等对言：“臣等适阅所奏，乃去年差刑部主事刘体道会同关内关外巡按御史暴孟奇、张宪翔处决囚犯，事完，即具本付刘体道亲赍覆命，非二臣差人来奏者也。”上曰：“即如是，何故至今始封进？”居正又对言：“旧时刑部司属多借审决差便道回籍，科臣于精微批定限率休假至一年，所乃相沿宿弊。此奏盖去年二月御史付之刘体道亲赍，而体道持疏回籍，今以限满复命，故始封进耳。”上曰：“岂有北直隶地坊[方]去年决囚，今年始复命者，宜令该科参看。”次日，奉圣旨：“北直隶地方去年决囚，今年奏报，有是事体否？着该科参看来说。”寻，该科参上。奉圣旨：“刘体道着都察院提了问。差官审决期限，着法司定拟来说。”巳，都察院本上，命谪体道外任。盖上于章奏无不亲览，其精察如此。
例三，《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年（1576）四月二十七日条载：
上御文华殿讲读。时，操江御史王篆奏报获盗。上览其疏，指谓辅臣张居正等曰：是疏称“去岁十二月盗劫淮府建昌王，夺其印，而江西守臣匿不以闻，何也？”居正等退，因叹上之圣明，其留心章奏如此。寻，有旨：“这贼情重大，该地方官员如何通不以闻？吏、兵二部参看了来说。”
例四，《万历起居注》，万历元年二月三日条载：
是日，大学士张居正等奏事文华殿。上曰：昨日经筵，讲《大学》的讲官差了一字，朕欲面正之，恐惧惭。
例五，《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条载：
辅臣张居正等题，伏蒙发下两京并各省试录共九本，该文书官口传圣旨：“这试录中有称臣者，有不称臣者；所刊文论有一篇有二篇者；其抬头字样，如天命、社稷、明诏等项，有大抬者，有二抬者，何故参差不一，令臣等看详。钦此。”内一一俱有御笔红点，仰见皇上留心文教，甚盛心也。
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若干件，分载于实录、邸抄、起居注等史料文献中。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到，处在少年时期的万历，确曾一度比较勤政，比较认真地履行过皇帝的职任，能够精到准确地发现并提出问题，不但具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往往还能在追查底蕴清楚之后，迅速发出明确的谕旨，作出合乎情理的处理，大体上能做到是非明白，宽严合适。对于一个甫登帝位的少年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不但了了于胸，而且察察为明。较大量确凿的史料记载也表明，万历当时实表现出一定的聪慧精明，不但有朝乾夕惕、孜孜求治的志向，而且也有实际的“治绩”。是以当时朝野内外，都对这位新君寄予过殷切的厚望。
如果上文所列举的言论风采和行为活动，真能代表着万历完整的心理性格，真能全面反映着他的人生取向，真能恪守不渝地成为指导他其后生活道路的轨辙，那么，万历本人的历史地位，万历朝以及明代后期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切不可忽视了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万历自小也是浸泡在王府和皇宫特定的糜烂环境之中，耳濡目染的都是他的多代祖先，特别是乃祖乃父不同形式的怪诞荒唐、奢侈懒怠、放荡任性的行为和逸闻。许多被人们斥为荒谬，但却浓姿杂彩、温馨缤纷的官能享受和享乐款式，对于已身居皇太子又转为皇帝的少年万历来说，倒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甚至难免将乃祖乃父不伦不类的作为，视为是显炫皇家气派和至尊身份的必然和必要。尤其是，不论在《遗诏》和朝议中如何受到非议，而世宗肃皇帝和穆宗庄皇帝，仍然被美谥为“英毅圣神”或“显文光武”。他们享尽人生的荣华风光，然后“大行不返”，撒手人寰，各留下一铺烂摊子，但一样享受着宗庙的香烟祭祀，而大明的江山居然尚未变色，薪火相传，朱氏的天下似乎还固比金汤，无虞于被推翻被颠覆。在万历的内心深处，难免萌育着对穷奢极欲纵情享受的向往，潜埋着嘉靖和隆庆的遗传影响。乃祖乃父的幽灵经常在他身边徘徊，在耳畔指引示范。宫廷和朝廷现存的规制，也现成开辟有沿着祖父和父亲老路前行的方便途径。当然，最主要的还在于，万历本人在上述两种帝王类型和两种生活道路的激烈碰撞和争夺之中，将作出何去何从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