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医生的困惑

生活就是选择。刚做完一个选择，下一个选择，又摆在面前。

父亲患的是星形细胞瘤，这是一种恶化相对缓慢的癌症，神经肿瘤医生建议做放疗和化疗。这种肿瘤不能治愈，但是可以通过治疗使他保持能力达数年，甚至可能恢复一部分能力。

最后，什么好转都没有。那个冬天，父亲的体重降到不足六十公斤。

专家一直指望肿瘤会缩小，症状随之减轻。术后半年复査，医生说：“肿瘤长大了。”影像片子显示，肿瘤已经扩展到脑部，难怪父亲一直耳鸣、眩晕。

我和父母三个人都是医生，但是，我们难以跟进讨论。因为选项太多，每一种可能的方案，都有太多的风险和好处需要考。

我说：“如果肿瘤继续长大，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女肿瘤医生说，他的上肢末端会越来越乏力，下肢末端的乏力感也会加重，胸部肌肉乏力所导致的呼吸功能不全，将很难获得足够的氧气，那是更大的问题。

我父亲问道：“会很不舒服吗？”

她说不会，就是会觉得疲乏、嗜睡，颈部疼痛和全身性刺痛可能会加剧。肿瘤发展到牵涉关键神经时，可能会发生吞咽困难。

我问在治疗和不治疗两种情况下，发展到最后的这个阶段，分别要多长时间。

她说：“很难说。”

我追问：“不做治疗的人，最长多久、最短多久？”

她说，最短三个月，最长三年。

治疗呢？

她说，最长可能三年多。如果治疗的话，平均时间应该会长一些。

我父亲决定考虑一下这些选项。

回家后，父亲仍然不能确定怎么办。他接连摔了五六跤，腿部的麻木感更严重。他开始感觉不到脚的存在。

两天后的一个上午，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当日凌晨两点，我父亲起床，上卫生间，由于支撑不住，倒了下去。好在铺了地毯，他没碰着头。但是，他没法站起来，他的手臂和腿都太虚弱。她努力想把他弄回床上，但是，他太重了，他们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再找人帮忙。

她把毯子和枕头扯下来，陪他一起躺在地上。她患有严重的膝关节炎，已经75岁。早晨8点钟，家政工来到家里，扶我母亲站起来。然后，两人一起把我父亲扶到床上。

“我好害怕。”他对我说：“我要瘫痪了。我不想经历这一切。我宁肯死，也不愿意受这个罪。”

我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

那天傍晚，我赶到雅典的时候，父母正坐在餐桌边吃晚饭。回顾几个小时前瘫倒在卫生间地上的情形，他们已经把它当成趣事。

我母亲说：“我已经好多年没在地上睡过。”

我父亲说：“很浪漫。”声音里带着咯咯的笑声。

我努力想同他们一样，显得轻松一些。眼前的这个人，跟我几个星期前看到的相比，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他更瘦，非常虚弱，口齿时不时有些含糊。他往嘴里送食物，变得很困难，饭菜都弄到衬衣上。他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站起来。眼前的他，似乎变老了。

那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瘫痪对他意味着什么：连最基本的事情，站起来、上卫生间、洗澡、穿衣服，都变得困难起来，我母亲没办法帮他。

晚些时候，我同父母坐下来。

我问道：“我们要怎么照顾你，爸爸？”

母亲说：“也许他们可以给他化疗。”

他严厉拒绝：“不。”仅仅是类固醇的副作用（出汗、焦虑、无法思考、喜怒无常），他都难以忍受，他没觉得有任何好处。他不认为一个完整的化疗疗程，能达成任何医学意义上的改善。而且，他不想要那些副作用。

深夜，我帮着母亲把他扶上床。我同她讨论，哪些是他需要的帮助。他需要护理、病床、防止褥疮的充气床垫、防止肌肉僵硬的理疗。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疗养院？

听到这个建议，她惊得目瞪口呆。她说，绝对不要。她有朋友住在附近的疗养院，他们的状况，令她惊骇。她无法想象把他送去任何一家疗养院。

我们来到岔道口，面对的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固执地相信，我们面对的问题，并非不可处理。除了下一次麻烦来袭时打求救电话，除了把自己拱手交给医学解决问题的逻辑和趋势，我们还能怎么办？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总共有120年的行医经验。这对我们仍然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