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本号每一篇文章！所谓批判，即澄清前提，划清界限。文章中总是隐含了一些假设的前提，越是赞同某一观点，越要清晰地辨别这些前提，如此才不至于盲从。”
托马斯·威廉姆斯上校/著
壹小时/译
翻译这篇文章，不是因为这篇文章有多重要，而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十分重要。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批判性性思维能够帮助军人科学地分析判断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
瑞安·辛兹和约翰·斯蒂尔在2012年《军事评论》杂志第一期（1-2月）中，对军队领导者（leader，营长、连长、排长都属于领导者）的成长和领导能力培养进行了评论, 并详细介绍了当今有多少军队领导人对他们的军事职业教育 (PME) 不满, 尤其是在利用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方面。这一评论一点也不新鲜。当你在陆军战争学院图书馆数据库中搜索 '批判思维' 一词时, 会出来数百篇文章, 涵盖了从“呼吁文化变革”到“领导能力发展问题解决办法”等很多内容。尽管多年来人们一直呼吁更多地研究和教授批判性思维，但仍然没有看到什么起色。
要想了解其中的原因, 不妨先试试下面这个批判思维练习:
安排任意的10名陆军领导军官站在白板前, 让他们对 '大胆' 这个词给出一个好的定义。在试验开始之前, 他们会认为这很容易。但是很快他们会发现，不同的人对“大胆”有不同的理解 (一个年轻的装甲排长和一个职业生涯中期的财务军官，对“大胆”的认识是非常不同的)。 他们陷入了僵局，而且很少有人能够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有效的辩护, 也很少有人能够用自己的观点来说服其他人。他们一般会选择放弃, 并屈服于时间, 屈服于大多数或占主流的声音。
不可否认，上述实验并不科学, 但它暴露出，我们通过多年军事职业教育所学到的批判思维技能，在实际运用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当我们试图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现实世界时, 我们的一些惯用做法（common understanding of what to do）常常会使我们失败。
在辛兹和斯蒂尔出色的分析中, 他们建议“检查陆军的军事职业教育课程”, 并认为“如果确定这些课程的内容是和领导能力的培养相关的，也是最新的, 那么’军队领导人没有学到他们需要的技能’的最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职业教育向领导人提供的课程内容有问题。”
批判性思维的对立面
陆军的军事职业教育系统需要运转，这一点也没错。虽然我们的教育公开宣称，应该教学生 '如何思考（How to thing）'而不是 '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 但学生目前学习的这些课程内容却阻碍了这种发展趋势。如果我们想要更好的结果, 我们应该考虑辛兹和斯蒂尔的建议, 并改变我们的教学模式。一个更好的军事职业教育策略应该采用这样的教育理念, 即少关注知识和内容, 多关注培养质疑和辩论的能力。批判性思维指的是一种建构和捍卫论点的能力，这一能力需要运用理性、运用认知责任中的理智标准（intellectual standards），以及识别和质疑我们在他人和自己身上看到的逻辑谬误。论证（Argument）不是要和人发生争执, 而是要从一组假设的前提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论证意味着用理由来支持一个主张。琳达·埃尔德(Linda Elder)和理查德·w·保罗(Richard W. Paul)著名的批判性思维微型指南《蓝皮书》(the Blue Book)是我们用来论证的理智标准（intellectual standards）之一。大多数陆军领导者在军事职业教育（PME）期间都接触过这本《蓝皮书》。
把谬论想成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或广播脱口秀上看到的专家们的肮脏伎俩——诉诸权威或恐惧、人身攻击、转移话题、稻草人、“乞求问题”(循环论证)和情感勒索。在教学中开发和练习如何识别这些伎俩，是培养批判性思考者的有效方法。因为了解逻辑的缺陷可以磨练一个人的理解力。由于逻辑对于复杂性问题的分析非常重要, 因此这种理解力可以使军人做好准备，应对当前严峻的作战环境和 '任务式指挥' 的感知需求。
如果你关注我们的军事条令, 你会发现对职业教育的思维转变是一种战略上的迫切需要。我们现在接受这样一个常识，即军事行动是不按规则出牌的，我们称其为“人类的努力（human endeavors），其特点是所有参与者之间不断地、相互适应地给予和索取、行动和反击”。“我们一致认为，战争就是找出并解决那些不确切的问题的过程，而专家们能够解决，但在解决方案上仍存在分歧。在这种作战环境下, 领导者必须做好更多的准备, 而不仅仅是运用条令和遵守规则这么简单。 陆军的任务式指挥理论欢迎这种可能性, 并允许领导者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采取非正统的做法。陆军条令参考出版物 (DARP) 6-0 指出, 它（条令）是 '行动指南, 而不是一套固定的行动规则', 并补充说,“卓越的领导人知道什么时候条令、训练和经验不再适用, 什么时候他们又必须遵守。”
说这么多并不是想要从法律上获得某种保证，而是要大声呼唤坦率的批判性思维。问题是，我们的军事职业教育（PME）系统依赖于一种教育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每一门新课程的老师都只是在带领学生们重新发现与前辈们相同的“陈腐的真理”。尽管在某些方面，中级职业教育(ILE)课程是一个有用的项目，但它也是这种僵化教育方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它采用以实践练习、小组讨论、案例研究和写作作业为主的教学大纲，来进行主动学习。尽管大多数学习目标都位于Bloom分类法(综合、分析和评估)的前列，但学生的成绩却主要取决于他们如何应用小组领导所教授的内容。这个教学模式与坦率的批判性思维是对立的。学生应该能够做的不仅仅是收集和评估现有的信息。他们应该有能力形成和捍卫原始的假设，即使这些假设与已发表的学说相悖。如果批判性思维是学习的目标，那么这种思维的灵活性不仅是明智审慎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假设教授布卢姆的“知识、理解和应用”比培养创造性、批判性思维更容易,且军队领导者在战役层面能够看到任何必要的材料(如条令)，以保证他们对作战过程和程序的了解, 那么，在我们的教育方案中不过分强调条令的作用就是可以接受的。这并不是呼吁忽视或抛弃作为原则的条令。组织结构的有用之处在于，它可以防止人们追求“智力上的新奇，或鼓励无组织行为”。然而，支持发展任务式指挥文化的军队领导者应该知道，太多的系统性思维妨碍了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在一个以模糊不清为特征的作战环境中，我们倾向于把思考分解成极理性的一些步骤，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忽略大局，把信息的收集错当成是合理的判断。领导者应该具备重新组合和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的能力，以完成他们对作战问题的理解。
回应反对意见
军事职业教育（PME）课程的支持者可能会合理地辩称，该项目的目标是向陆军多样化的领导层传授条令（doctrine）素养，而我的提议远远偏离了这一目标。然而，该项目本身的使命表达了一种更广泛的观点，即中级职业教育（ILE）的使命是“教育和培训军官成为具有战场适应能力的领导者，且具备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种争论并不新鲜。65年前，小说家多萝西·塞耶斯(Dorothy Sayers)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发表演讲时，把我们的教育方法比作通过记忆学习一种乐器。我们可能会非常擅长演奏特定的乐曲，并为自己的表现感到自豪，但这与掌握乐器和理解音乐不是一回事。当要求演奏一首新乐曲时，我们有限的知识将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背记这首新曲子。她（塞耶斯）不由得哀叹地说，社会已经失去了学习的方法，我们的教育过于关注既定的内容，未能将洞察力传授给人们。我们的PME虽然一直致力于教授大家“如何思考”，但是最近的文章（包括辛兹和斯蒂尔的文章），似乎引起了塞耶斯的共鸣。他们说，实际上我们离我们需要的作战文化相去甚远。对课程内容的辩护就是这种陆军文化的代表，是典型的官僚主义。
2010年，詹姆斯·皮尔斯(James Pierce)博士研究了陆军的文化，试图寻找证据证明当前的文化氛围，能让领导者充分接受这种战场适应性。但是他发现，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而是由稳定和控制、规则和政策、效率协调以及强有力的竞争力所主导。因此，他强烈希望建立一种任务式指挥文化，即提倡创新和创造，敢于冒险，强调灵活性和判断力。在许多大型组织中，教与学的存在是为了肯定组织原则的作用，而不是扩展知识体系。保护“现状”会造成制度上对变革的偏见，当面对改革的呼声时，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往往会通过辩论新形式的旧真理（新瓶装旧酒）、接受并珍视这些“可接受的小异端”（小的调整）来阻挠改革的呼声。
任务式指挥要求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允许小的“异端邪说”，而是要求我们培养“异端分子”——有能力挑战传统、创造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的领导者（不管作战环境如何变化）。以探究为基础的教育方法是培养这些“异端分子”的最好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是关于质疑的。好的发问者无疑会成为更好的思考者。以探究为中心的课堂要求学生总是能使用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别人的想法——并使用证据来支持他们的主张或探究。提问和回答的行为不是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而是学生和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是在寻找自己身上存在的“缺乏理解、知识短板或误解”的答案，而不是老师的提示。没有谁的答案是错误的，因为判断一个答案正确与否不是这种教育方法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要对引导学生找到答案的思维质量进行判断，这要求我们要运用智力标准（intellectual standards），或将我们的思维分解成分散的要素（discrete elements），以便“在必要时改进和重塑它”。“要想理解变革的必要性，我们就要把思考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学生们在这种活动中积极学习如何分享想法和辩论，目的是找到最佳解决方案，而不是打败谁。”
根据作家兼心理学家Deanna Kuhn的观点，好的思考来自于人们为实现个人或共同目标而进行的交流。她解释说，好的思维的一个重要属性是能认识到思维的价值。但是，如果一个群体认为共识是最重要的，那么人们就会只寻求权宜之计，而不去重视思维的质量。Irving Janis博士在1971年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称其为“群体思维”，并阐述了这样的群体规范是如何阻碍批判性思维的，其灾难性的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常常认为争论对团队合作是有害的，但争论和争吵不是一回事。我们习惯了未经训练的争论，这种争论更像是一系列“自我中心的独白”，这种场合下的参与者不会根据他人的观点来修改自己的观点。正因为如此，我们一般不会容忍辩论，除非能保证争论不会干扰群体达成共识。有技巧的论证有助于领导者区分事实和观点，并将结论与证据联系起来，同时避免常见的认知陷阱，如“错误的原因”或“诉诸伪权威”。争论可以帮助领导者扩展他们的视野，并为他们提供新的选择。
即使在最初有共识的地方，争论也是有用的，因为它迫使问题公开化，使我们面对共识中隐藏的假设和偏见。争论不应该仅仅以“对不同意见的宽容”而结束（即所有人都“同意不同意见”）。有效的论证应该是，在确定解决方案之前，就已经综合了所有观点，并对问题的不同维度有了很深的集体理解。
对陆军领导力（Army Leadership）的影响
对于任务式指挥来说，这种转变（从以内容为主的教育转变为批判性思维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些问题之所以定义不清，根本原因是这些问题本来就没有明显或清楚的答案。对军人来说，处理问题的能力可能比努力地解释一个解决方案更有价值。论辩（argue）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想当然地认为位于作战岗位上的领导，将会在他们的工作和学习中学会辩论是不切实际的。良好的思维能力需要培养和练习。
如果中级职业教育（ILE）是围绕“批判性思维”而不是“内容”开展的,那么学生们将远不用花300小时的时间来学习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屈从于教学的压力，学习期间是没有足够时间来讨论一些次要的“异端学说”的)。相反，他们会从解决问题中，学到更多关于创新和分享的知识。
目前，中级职业教育（ILE）的毕业生在课程结束时要参加一个60个小时的演习。在这期间，他们会将之前240个小时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这是一种倒退！
最后的演习应该是这样的：从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入手，在较少的指导下，利用几天（不是几周）时间，来提出假设、调查研究、学习内容，并写出他们的推理和结论。导师们应该从旁指导，让学生们为自己严谨和合理的推理负责。而且，这些论证中引用的参考资料，必须是已在优秀研究论文中被证明了的。同时，导师不应该提供问题的答案。
目前，我们正在寻找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海军战争学院(Naval War College)的一个著名做法。在那个项目中，威廉·“布尔”·哈尔西(William“Bull”Halsey)等领导者，不仅能在讨论层面交流意见，而且有机会在一个不受约束的环境中测试“宠物理论”。
这样的项目允许发扬个性，适合于更多样化的学习风格。它通过促进讨论来捍卫观点，鼓励的是讨论和反思，而不是千变一律或谁输谁赢。同时，反思者也将有更多时间来思考和形成反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澄清或质疑问题的方式（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也要能促进学习和改进批判性思维。
考虑到将教育策略调整到上述程度会有风险，且要权衡利弊，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接受它的准备，同时减轻这一策略造成的负面的影响。例如，如果允许如上所述那样对“异端学说”进行辩论，当学生在课堂作业中研究探索时，他们可能会发现当前的学说（doctrine）是欠考虑的，甚至会在思想认识上蔑视这些学说。研讨会也完全可以无视惯例和当前的学说（doctrine）。
以上这些都是保守估计的风险。研讨会的主持人可以要求参与者回到当前学说中来，以便让学生们解释拒绝部分学说的具体原因。当学生们被要求重新运用所学课程时，他们会对当前学说的优点和缺点有更敏锐的理解，甚至有人可能会对学说的运用进行改进。同时，他们也会打牢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建议他们“抛弃传统，走自己的路”。
忽视当前的学习模式危险吗?
上述教育方法还有另一个风险。有些学生从PME项目中毕业时，可能还没有学到与作战行动相关的基础知识（这些知识正是当前教育模式传授的主要内容）。学生在将近300个小时的研究和学习中竟然没有学到基础知识，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是，采用这种教育方法的大学报告表明，学生在今后是有足够时间掌握基础知识的，而且探究和反思对思维能力的提升，比教条地学习一些固定的、公认的知识更有价值。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将有信心和动力通过阅读获得缺失的知识，并倾向于自己评估这些新信息。如果非要权衡利弊的话，这种教育方法无疑是积极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学生，而不是培养条令专家（格雷格·福斯特教授称其为“军事思想”的俘虏）。
尽管存在风险，但机遇与挑战并存。每个部门都有这种类型的领导者，反倒是一个普及并标准化批判性思维的机会。通过普及可以让大家认识到“什么是批判性思维”，以及“批判性思维不仅仅是课堂活动”。无论是哪个部门，也不管教育背景如何，领导者将会发现这种方法近似于一个全体人员互动的模式。这些毕业生也将对这些部门或行业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即使他们与同事或上司发生了冲突，他们的关注点也不会是决策，而是简单的答案或合理的推理过程。同时，这些领导者还可以让想象力、质疑和批判性思维，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蓬勃发展。
不管如何组织课程,教育最终的目的是：用最多的时间让学生面对面练习质疑和辩论，以及习惯于处理不清晰（ambiguity）的问题；用最少的时间，让学生了解熟悉的套路（过多地了解套路是有风险的，因为它可能会让学生墨守成规，又回到旧的观点上去）。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批判性思维？这个问题很难定义清楚。虽然目前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但从战略上看，其必要性是无疑的。教育既需要培养纪律性，更需要培养“异端”思维。
如今的军事职业教育（PME）试图在传授知识和批判性思维之间取得平衡，但做得还不够。PME只是培养出了受过良好教育（知道“是什么”）的军官，但在他们身上却看不到“是什么”（what is）之外的东西。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军官提供与今天的作战环境相适应的教育经历，以便让他们能够预见未来战场“应该是什么样的（what “ought to be”）”。
陆军战争学院(Army War College)有一则轶事，讲述的是一位将军的嘲讽。这位将军说:“停止派遣那些了解系统的军官吧！我们需要那些能够为不可预见的问题找到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军官。”
通过采用一种基于探究（inquiry）的学习模式，我们可以将所有PME设施，变成专注于培养批判性思考者的领导力实验室（leadership laboratories），并向那位将军输送他所需要的作战型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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