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荣新江
▲冯其庸先生（右2）在敦煌莫高窟留影
今年初，备受我们大家尊敬的冯其庸先生与世长辞，划上自己人生圆满的句号。自冯先生走后，我一直想写篇纪念的文字，但头绪纷繁，不知从何处下笔，以致我推动编辑的《文汇学人》一组纪念文章，自己却付之阙如，但思念之情，时时涌现。
冯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著名红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画家。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以研究《红楼梦》著名于世。2015年2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等专著二十余种，并主编《红楼梦》新校注本、《红楼梦大词典》、《中华艺术百科大辞典》等书。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曲史、艺术史等方面做出了成就，研究了中国大西部的历史文化艺术，著有考证丝绸之路和支架取经之路的大型摄影图册《瀚海劫尘》，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冯其庸还擅于书法和绘画，书法宗二王，画宗青藤白石。所作书画为国内外所推重，被誉为真正的文人画 。
▲视频：冯其庸先生口述罗布泊之行
冯先生自己没有很多敦煌学方面的论著，但他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顾问，而且是一位难得的又顾又问的顾问。在他关心的大西北、大国学中，敦煌是一个重要的点，这里既是向西域进发的中原文化起点，又是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首站，是大西北之学、是大国学不可或缺的关节点，而敦煌学也提供了大西北与大国学的丰富素材。
▲作者（左）陪冯其庸先生考察楼兰（出发前）
我认识冯先生较晚，记得比较清楚的第一件事，是1995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吐鲁番召开“敦煌吐鲁番出版工作研讨会”，参加者是一些学会成员，还有一些出版过有关敦煌吐鲁番著作的出版界朋友，没想到，已经是72岁的冯其庸先生却现身夏季高温的吐鲁番盆地，与我们大家一起开会、考察，端着相机到处拍照，乐此不疲。我原本以为冯先生就是借这个机会来新疆转转，其实从同行的孟宪实、朱玉麒那里知道，冯先生已经多次来新疆考察，足迹遍及天山南北、大漠东西。
▲作者与冯其庸先生（右2）在敦煌莫高窟
在吐鲁番的会议之后，我们一起前往库车、拜城一带参观，那时的公路和车辆都不能和今天相比，所以从吐鲁番到克孜尔，要走大概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们一大早出发，大概在黄昏时分，来到库车西面盐水沟一带，夕阳照在克孜尔山（红山）上，层峦叠嶂，山体显现出各种不同的姿态和色彩，大家纷纷拍照留念。冯先生举着长筒相机，一边拍照，一边夸赞山色之美。我们随后乘车继续西行，天色黑暗下来，汽车沿着陡峭的傍山公路行驶，望之头晕目眩，大多数人都闭目休息，直到午夜时分，才到达克孜尔石窟。
▲冯其庸先生（青年）
没想到，冯先生并没有休息，而是在构思更为宏阔的壮丽山水画卷，后来他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这里一片片红彤彤的山色，我每次看到他的《古龟兹国山水》《龟兹玄奘取经古道》《盐水沟群峰》等画作，都为之震撼。回想起这一片奇山异石，看冯先生笔下的色彩，再读他的诗句：“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龟兹一片云。”（《题龟兹山水二首》之二）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冯先生的心中，大西北的地位之高，真是难以用语言叙述的一种情怀。
▲冯其庸先生作品《龟兹玄奘取经古道》
第二件事，是1999年我在协助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先生编辑《敦煌吐鲁番研究》年刊第四卷，这一卷的主要内容，是我与美国耶鲁大学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主持的“重聚高昌宝藏”项目成果，其中一组是有关宗教方面的，有业师张广达先生关于吐鲁番汉语文书中所见的伊朗宗教踪迹，韩森讨论吐鲁番墓葬揭示的信仰改变以及中国人是如何皈依佛教的，姚崇新论高昌国的佛教与佛教教团，孟宪实论高昌王曲文泰对玄奘西天取经的赞助，党宝海考证吐鲁番出土的《金藏》大藏经残片，我本人探索唐代西州的道教流传和道教经典问题，马小鹤研究摩尼教文献，陈怀宇系统阐述高昌回鹘景教问题。
▲冯其庸先生书法作品
另一组是历史研究，有邓小南从妇女史角度研究6—8世纪吐鲁番的妇女，吴震研究高昌西州的胡人，李方以史玄政为例讨论唐西州胡人的生活状况，伊斯拉菲尔·玉苏甫解读吐鲁番新发现的回鹘语文书，武敏探讨吐鲁番出土的丝织品，盛余韵（Angela Sheng）讨论6—7世纪西北边境的纺织生产，胡素馨（Sarah Fraser）讨论吐鲁番的考古艺术品，斯加夫（Jonathan Skaff）研究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陈国灿讨论唐前期户税。不论选题的广泛，还是研究的深度，都可以说把吐鲁番研究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而作者队伍，也是集当时研究吐鲁番的一时之选。然而，就在这时，出版资金出了问题。
▲启功先生（右1）在冯其庸先生（左2）书房中
从创办开始，《敦煌吐鲁番研究》的资金就是由香港方面支持的，这笔资金原本是中华文化促进会资助饶宗颐先生每年出版一期《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的，我帮助饶先生编辑了两期专号后，觉得这笔钱在大陆可以支持一个专刊，于是经过一番努力，把这笔钱转而在北京创办了《敦煌吐鲁番研究》。到了第四卷的时候，不知何故资金没有到位，几位老先生也是一筹莫展。
▲冯其庸先生在挥毫书法
于是，我们想到冯其庸先生，由柴剑虹出面，向冯先生汇报了情况。冯先生一口答应帮忙解决，不久就安排了一位企业家与我们编委的几个同仁开会，那位企业家听了情况说明后，溜之大吉。冯先生听说后很生气，随即自己掏腰包，给了我们出版一卷的全部经费，让这一卷吐鲁番专号按时顺利出版，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冯先生对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事业的支持，如果没有冯先生的雪中送炭，《敦煌吐鲁番研究》恐怕到第三卷就会夭折，那样就应了日本学者在我们创办刊物时说的一句话，“有很多三期刊物”，就是办了三期就办不下去了。好在我们有冯先生，让我们度过了难关。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
第三件事，是2006年洛阳发现一件唐朝景教经幢，上面刻写着《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早在1992年，我就和林悟殊教授合撰《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辨析号称得自李盛铎家的所谓小岛文书《宣元至本经》为今人伪造，而李盛铎所藏《宣元本经》即《宣元至本经》，是真品。景教经幢发现后，个别人散布谣言，说新出经幢证明我和林悟殊的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传这话的人对景教文献毫无知识，新发现的唐朝景教经幢所刻写的《宣元至本经》与李盛铎旧藏《宣元本经》相合的地方，文字完全相同，只是敦煌写本缺失后半，经幢又没有下半截，所以各有所缺，但两者对照，几乎得见全经原貌，也在证明李氏旧藏《宣元本经》，就是《宣元至本经》，其名见于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所获《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后的《尊经》所列景教译经名表，李氏旧藏是真经。
▲冯其庸先生水墨作品
景教经幢出土不久，冯其庸先生就从洛阳友人、碑刻研究专家赵君平先生那里得到一份精拓本，于是对照李盛铎旧藏《宣元本经》图版，撰写了《〈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全经的现世及其他》，论证了经幢本和敦煌写本《宣元本经》的同一性，肯定了李氏旧藏的真品价值，同时也经过对比小岛所获《宣元至本经》文本，与经幢本相去甚远，从而坚定了我和林悟殊认为其是一件伪经的看法。
▲冯其庸先生
▲冯其庸先生和夫人摄于兰苑
这篇文章在《中国文化报》2007年9月27日整版刊登出来，我读后备受鼓舞，也惊叹冯先生对于敦煌景教写本研究之熟悉，他虽然很少直接写有关敦煌文献的文章，但动起笔来一点都没有外行话。我们的文章原本发表在海外的《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敦煌学专号，虽然后来收入个人文集，但看到的人毕竟少。李氏所藏敦煌景教文献的真伪公案，得到冯先生在报刊上的肯定，使得更多的读者清楚地了解了学术争论的来龙去脉，并且用新的材料，对我们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把唐代景教研究向前推进。
▲冯其庸先生作品《古龟兹国山水》
冯先生的文章发表后，他让我到他家去取这份报纸，同时送给我一份洛阳景教经幢的拓本。我后来听说，洛阳的收藏家送他一份拓本，并请他在自己的一份拓本上题跋，他听说这位收藏家手里还有一份拓本，就自己买下，拿来送我。
▲冯其庸先生著作
我辈学子在学术道路上常常受到长辈的爱护和帮助，其大恩大德，难以报答。更重要的是，冯先生在学术的真伪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而这对于我在敦煌学的道路上前行，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当年豪气未消磨，直上崑仑意更多。
踏遍流沙千里道，归来对酒一高歌。
这是冯先生2001年作的一首诗。记得2005年我们随冯先生从米兰到楼兰，再从楼兰到敦煌，追寻玄奘归国行迹，考察丝绸之路，以后一到秋末，家乡的亲人送来阳澄湖大闸蟹，冯先生就把我们几个年轻人叫到张家湾的家里，吃新鲜的大闸蟹，喝琅琊台高度白酒。我们一边听着冯老讲述多次“踏遍流沙千里道”，一边有如从西域“归来对酒一高歌”。
▲冯其庸先生
而今，我们又多么想和冯老说：“莫负明年沙海约，驼铃声到古城边。”跟着他，去敦煌，访吐鲁番，经龟兹、于阗，登帕米尔高原，沿丝路西行……
作者简介
荣新江 男，1960年生于天津。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编委、《中国学术》学术委员会委员。2013年受聘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计划。
本文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7卷，2017年
封面设计：一田
本期编辑：远 近 水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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