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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如何面对苦难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苦难,艺术家也不能例外。当代艺术家杉本博司说:“丰富的人生阅历是成为艺术家的前提。”艺术家能够拿起画笔表达自己的思想、经历和感受,我们因此也能看到,苦难在不同的艺术家笔下会呈现不同的样子。而他们自己,在这表达中又会获得新的东西。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艺术家们如何面对痛苦或苦难,或许你能从他们的经历和作品中获得启示。

 蒙克:刹那场景,悲从中来 

爱德华·蒙克 1863-1944

挪威艺术家爱德华·蒙克的作品《呐喊》被世人熟知,他的作品通常给人以病态、孤寂和悲伤压抑的感受。疾病、死亡、失恋是蒙克早期作品中最常表现的题材,这些都是蒙克的亲身经历。5岁那年,蒙克的母亲死于肺结核;14岁时,蒙克最爱的姐姐也因为肺结核离世;他的父亲时常疯癫,不停地给孩子们制造恐惧,告诉他们如果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犯有罪孽,母亲会因为他们的过失在天堂哭泣,他们自己也会被投入地狱;蒙克的妹妹很早就患上精神疾病,需要长期住院治疗。这些遭遇让爱德华也产生了精神问题,经常做噩梦,产生死亡的幻觉。
 
为了逃离精神痛苦,他养成了酗酒的习惯。同时,他放弃原来的工程学专业,选择用画笔表现内心的真实,找寻精神出口。他回忆母亲死亡和姐姐卧病的场景,画下悲痛的亲人和病中的孩子,流淌的笔触无处不是他的心绪。过往的苦难和压抑使蒙克对精神的孤寂焦虑异常敏锐,看到友人在桥上向自己呼喊,他感受到的是桥上的孤独和晚霞如血般翻涌的恐怖。

呐喊 蒙克 1893

在48岁的时候,因为酗酒和精神问题的积累,他还是精神崩溃了。他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住院疗养。治疗确实产生了效果,此后,蒙克的情绪明显稳定,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明亮鲜艳的色彩和歌颂自然的题材越来越多。

黄色木材 蒙克 1912


 夏加尔:与苦难和解 

马克·夏加尔 1887-1985

夏加尔出生于白俄罗斯维切布斯克的一个犹太村庄,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迫害使他无家可归,流亡一生。夏加尔的每一笔都源自他内心的记忆和真情实感,家乡教堂、村舍、人、公鸡、小提琴,犹太教的法典和拉比是夏加尔作品中常见的元素。

提琴手 夏加尔 1912

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夏加尔遭遇的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民族的苦难。家仇国恨和流亡经历使夏加尔产生了超越狭隘民族和宗教的博爱之心,因此夏加尔不只拘泥于犹太习俗与家乡的回忆,基督教的题材也曾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他更想用基督的犹太人身份和向人们传达战争中众生皆受难的现实以及对世人的警醒:不只是作为少数的犹太人遭遇了战争的劫难,所有上帝的子民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二战结束之后,处于同样的原因,夏加尔接受了很多基督教堂的玻璃窗绘制工作,还曾为联合国绘制《和平之窗》表达世界和平的愿望。

1975年 夏加尔视频资料



 弗里达:创作是苦难的解药  

弗里达·卡罗 1907-1954

墨西哥最为著名的女艺术家弗里达·卡罗,堪称最苦难的女性艺术家。命运从没打算给她一个痛快,而是用连绵不断的苦难去折磨她。6岁时,弗里达患小儿麻痹,导致两只脚一高一低。印第安民族的热情、父母的爱和乐观的天性让她仍能拥有快乐的童年时光。18岁时,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让弗里达纯粹的快乐戛然而止。她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颈椎碎裂,右腿严重骨折,一只脚也被压碎,一根金属扶手穿进她的腹部,直穿透她的阴部。经过抢救,弗里达捡回了一条命,却将面临瘫痪和不孕。经过漫长的住院和复健,弗里达奇迹般地重新站起来,但后遗症伴随着她余生——无尽的疼痛、三次流产、数十次手术、再次卧床不起。

亨利·福特医院 弗里达 1932

绘画撑起了这些痛苦的时光。起先,弗里达在固定全身的石膏上作画,后来用支架撑着自己保持端坐,在画布上创作。她画得最多的是自画像,有童年的自己、结婚的自己、流产的自己、坟墓旁的自己、被钢钉铁架固定的自己……弗里达用画笔记录生活,画尽自己经历的苦难。通过绘画,苦痛得到了宣泄,艺术成了她舒缓心灵的解药。因为已直面那些苦难,弗里达在最后的日子才能如此豁达——即便无法坐起,也要让人抬起床铺,载着自己去参加个展的开幕式狂欢。

断裂的脊柱 弗里达 1944


 席勒:记下死亡倒计时的幻想 

埃贡·席勒 1890-1918

1918年3月一例流感病例出现在美国福斯顿兵营。一个多月之后,流感就跨越大西洋传到了法国境内的战壕里。迫于一战的压力,流感肆虐时,美法等国对相关报道进行审查和禁止,直到1918年5月传至西班牙这个中立国时,媒体和报纸开始对流感大量报道,人们才意识到一个比枪炮更恐怖的东西已经在全世界对人类展开厮杀,人们称它为“西班牙流感”。

一战在1918年结束,许多参战国家失去抢夺世界的力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流感杀死了几千多万人,这远远超过战争带来的伤亡。埃贡·席勒是曾经参战的奥地利士兵,没有战死沙场,却因为感染了西班牙流感,生命定格于28岁。当时,他怀孕的妻子也感染了,比席勒更早离开人世。在最后的几天,席勒在妻子的病床前用干瘦扭曲的造型和黑暗的色调画了无数张速写,那张画出孩子的三人画像记下了他对生的希望,对幸福的幻想。

家庭 席勒 1918

 博伊斯:劫后重生,敬畏生命 

约瑟夫·博伊斯 1921-1986

德国艺术家博伊斯是二战的参与者,于1940年成为德国空军。据博伊斯自己讲述,在1943年一次轰炸苏联克里米亚地区的基姆防空基地时,自己的飞机不幸被对方击中,落在了克里米亚的无人区。博伊斯身受重伤,被当地的鞑靼人从飞机残骸中发现并带回去救治。鞑靼人用油脂涂满博伊斯全身,并用毛毯包裹他的身体。在温暖的油脂中,博伊斯从昏迷中苏醒,捡回了一条命。

油脂椅 博伊斯 1963

可能是对劫后重生的感恩,博伊斯后来创作了《油脂椅》和《革命钢琴》这些具有战争记忆的作品。同时,他重新思考生命的价值,开始关注生命与自然,在提到自己的作品《如何向死兔解释绘画》时,他说到:“人类需要森林作为肺,来给我们提供氧气;也需要谷物作为食物营养;也需要多种多样的动物,需要他们繁殖;需要土地和地球的生存和繁衍……(人类)需要大自然和动物就像需要心脏、肝和肺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把兔子看作我们的体外的器官。……当我们知道人类的进步是倚靠这些生命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们正在杀害它们,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了爱的关系。”

如何向思如解释绘画博伊斯 1965


 里希特:隐藏情感,无声控诉 

格哈德·里希特 1935-

德国当代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1935年出生在位于东德的德累斯顿。他的两个舅舅在二战中阵亡,在童年时,他亲眼见证了最亲近的姨母被当做精神病患带走,后被纳粹杀害。成年后,他选择离开压抑的民主德国,逃往西德。

Marianne阿姨 里希特 1965

他模仿照片创作了纳粹党员和受害者家庭成员的作品 ,画下了穿着德国国防部军装的鲁迪大叔、美国的飞机,当时德国正在讨论扩充军备战。表面上,里希特对于亲人离去的经历近乎冷漠:早期,他声称他不关注主题,“我尽量避免大家熟悉的主题,其实我是在避免任何议题,无论它是与绘画、社会还是与美学相关”。

在避免议题的声明下,在避免主观的照片背后,里希特到底隐藏着多么浓烈的情绪,其实冷暖自知。多年后,里希特说:“我对画题的不关心的、无所谓的态度等等,只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借口。当时我担心,我的画被视为太‘感伤’。而今我已经无所谓,可以承认这些事件和我很有关系,画出这些悲惨人物、杀人犯及自杀者、一事无成的人等并非偶然。”

Heyde军官 里希特 1965


 基弗:记录灾难创伤 

安塞尔姆·基弗 1945-

基弗与里希特一样,都是生长于战后德国的艺术家。因为出生于1945年——德国战败,基弗感受到更多的是战后的萧条与战败国的低落。他见证了德国漫长的战后清理的过程,公民将废墟打扫干净,重建城市,德国政府为犹太人提供巨额赔偿,以弥补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带来的伤害。废墟是基弗这代人最熟悉的场景,断壁残垣的荒凉,国际舆论的谴责,战后赔偿的重担,混合成压抑、敏感弥漫在空气中。上一代的罪,需要这一代来偿还,上一代的恶,在这一代产生创伤。基弗做的,是将物理的创伤、精神的创伤都忠实地记录下来。

纽伦堡 基弗 1982


 罗斯科:自杀或是解脱  

马克·罗斯科 1903-1970

罗斯科采访视频

梵高因为怀才不遇和精神疾病的困扰在38岁的时候自杀,这样的事情在艺术家中其实并不少见。许多艺术家都会有精神的孤独和焦躁,这是源于个性和内心的苦难。这也包括美国画家马克·罗斯科。他因为色域绘画被人们认识,人们赞叹他的作品唤起了情感的共鸣,在晚年,他已经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艺术家,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

这一时期,他对表现悲伤、死亡情有独钟,作品以黑色和灰色为主,追求黑色中的死寂,不再是早期鲜艳的色彩。不知是精神影响了作品,还是作品控制了精神。罗斯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甚至影响到与妻子的关系。离婚后不久,学生在他的画廊里发现已割腕自杀的罗斯科。

无论梵高还是罗斯科,都未与内心的苦难和解,但他们对精神的追求造就了不朽的名作。

无题 罗斯科 1970

 安迪·沃霍尔:恐惧的动力 

安迪·沃霍尔 1928-1987

安迪·沃霍尔是世界上最为知名的波普艺术家,既是艺术界的宠儿,又是流行文化和商业艺术的弄潮儿,尽管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名气,安迪·沃霍尔的内心却从未平静过,他恐惧贫穷、无名,恐惧疾病、死亡。

绿色车祸 安迪·沃霍尔 1963

安迪出生于极为贫穷的移民家庭,童年时代只能跟两个哥哥挤在一张床上,父亲在他14岁时因为误喝工地上的毒水死亡。不仅如此,他还从小体弱多病,胆小不善交际,在8岁时得了一种神经性紊乱疾病——风湿性舞蹈症。这种病会使面部和手脚不自主地痉挛,产生舞蹈样的动作,干扰正常行动,整个人显得动作笨拙、身体失衡。安迪说话结结巴巴,连自己穿鞋子都困难,这令他成为同学耻笑的对象,学校生活成为他的噩梦。这使多病的安迪在童年经历了多次精神崩溃,从小感受到极度孤独。

女装的安迪·沃霍尔

不寻常的童年经历造就了不寻常的安迪。因为疾病,他的肤色像白化病人一般,脸上长出红色斑点,因此成名后在公共场合露面时常会化妆遮盖面部肤色。因为幼年的苦难,安迪拼命想摆脱贫穷和不合群,他极度想要成功和名利,受人关注,而且喜欢疯狂购物。成年后的安迪,喜欢用灰色和银色的假发吸引注意,创作包含死亡和灾难内容的作品。当肯尼迪死后,他创作其遗孀杰奎琳的笑容;玛丽莲·梦露死后,他马上为她创作系列肖像。在他之前,从没有一个艺术家那么直接地表达自己对金钱的渴望,更没有艺术家像他那样把赚钱当做艺术。他曾说:

我有一个和钱有关的幻想:我走在街上,我听见有人窃窃私语:“走过去的那个人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赚钱是一种艺术,工作是一种艺术,而赚钱的商业是最棒的艺术。


苦难是那个鞭打着安迪不停往前行走的原动力,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了那个打破商业和艺术隔阂的波普艺术家。

美元符号 安迪·沃霍尔 1981




 草间弥生:拎住苦难,化短为长 

草间弥生 1929-

当今最知名的女艺术家——草间弥生,如今已经91岁。她从小就遭遇了巨大的苦难,因为父亲不忠,母亲时常把草间弥生当作出气筒打骂。生活的黑暗使她10岁时患上人格解体神经症,出现幻觉和幻听。她看到的世界布满斑点,植物能够说话。她开始描绘眼前的斑点世界,但母亲并不支持她成为画家。草间弥生决定逃离家庭,与带给她痛苦又养育过她的母亲断绝了母女关系,偷渡出境,到达美国。
 
在美国,穷困潦倒的她靠捡垃圾中的鱼头菜叶度日,在租住的公寓里画画到天亮,背着自己的作品四处寻求参展的机会屡屡碰壁,神经症复发了,就给精神病医院打电话求助。一年后,草间弥生的作品终于被一个画廊接受并展出,接着引发了轰动。声名鹊起之后,草间弥生极为活跃,参与反战运动,策划裸体艺术,极尽嬉皮的行为和创作,成为美国媒体的宠儿,最终成了波普艺术女王,比安迪·沃霍尔的新闻还要多。

南瓜 草间弥生 1994


草间弥生的作品不断地重复圆点、网状的元素,童年的疾病和幻觉成为她的题材,她的符号,人们称她“波点女王”。在功成名就回到日本后,她的精神病日益严重,最后不得不住进精神病养老院。今年是她在精神疗养院的居住的第43年,但她仍然在创作。


借助艺术,艺术家是否能战胜大大小小、无穷无尽的灾难,我不敢肯定,但苦难终究会成为艺术家创作的精神食粮。天性敏感的艺术家,表达着他们对世界的审视、对自己的直视,没有谁能在作品中隐藏自己的人性。他们在作品中流露的诚实,值得我们每个人珍视。作品是艺术家的日记,如果不理解,就请走进他的人生,他的时代。

视频《痴迷于波点的草间弥生》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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