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Rhein II》，综合材料，85.4×363.5cm，1999年自绘画通过精湛技法营造的真实性在按下相机快门的瞬间就能达到时，异军突起的摄影便极大地改变了公众观看世界的方式。时至今日，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摄影作品的市场现状究竟如何？而在与绘画博弈的过程中，其又是否身处上游？
2019年无疑是艺博会井喷的一年：在各大跨地域的老牌艺博会依旧风生水起时，如影像上海和巴黎摄影博览会（Paris Photo）等专题性艺博会亦势头正盛——这是否预示着摄影市场将重现昔日光辉？答案似乎并非如此显而易见——尽管在各类艺术形式层出不穷的今天，绘画却始终是艺博会乃至一级市场中最受欢迎的媒介，所占需求比例高达45%，而摄影则只有11%。丽莎·约斯卡瓦吉《Small Morning》，综合材料，19.3×24.7cm，2005年在刚闭幕不久的弗里兹洛杉矶艺博会上，绘画基本占据了一众蓝筹画廊的展位。不仅豪瑟沃斯（Hauser&Wirth）的全部收益均由85后美国艺术家艾芙瑞·辛格（Avery Singer）的大幅综合材料绘画贡献，大卫·卓纳（David Zwirner）于首日的600万美元销售额也悉数来自丽莎·约斯卡瓦吉（Lisa Yuskavage）和尼奥·劳赫（Neo Rauch）等艺术家的画作。理查德·普林斯《Untitled（Fashion）》，综合材料，101.6×71.1cm，1982年无独有偶，在去年11月举办的第六届上海西岸艺博会中，绘画也是各家画廊博弈的关键筹码。即使高古轩（Gagosian）的群展中囊括了11位艺术家，也仅有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一位主打摄影创作的艺术家。而贝浩登（Perrotin）则选择为瑞士画家延斯·梵歌（Jens Fange）打造个展。由此可见，目前摄影作品在各大艺博会上的供应及需求量依然较少，距形成燎原之势仍道阻且长。曼·雷《Untitled Rayograph》，综合材料，23.5×17.8cm，1922年如若观察过去十年的摄影市场，便不难发现其仅在2013年春季拍卖时达到峰值，季度成交总额为3050万美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于同年4月4日在佳士得纽约举槌的“赏心悦目：现代主义摄影杰作私人收藏”拍卖会上，71件作品共计成交750万美元。不仅单件平均价格较低，其中仅曼·雷（May Ray）一人的作品《无题》就贡献了120万美元。曼·雷《Noire et Blanche》，综合材料，20.6×27.5cm，1926年
而在此风头下，翌日一场常规摄影拍卖会的收益则轻松达到了720万美元，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作品更是以66.4万美元的成交价打破了个人拍卖纪录。由此可见，当年傲人战绩的48%都由这两场拍卖会和部分高端拍品贡献。此后，摄影市场甚至一度呈下滑趋势。直至2018年，尽管全球二级市场约售出1.04万件摄影作品，却仅创造了1.28亿美元的成交额。罗伯特·弗兰克《Trolley-New Orleans》，综合材料，24.8×38.2cm，1955年虽然摄影自诞生之初便对绘画造成了冲击，长久以来却因创作时涉及的原创及本真性而饱受诟病。故而在与绘画比肩时，摄影市场也一直难以达到一定程度的规模和价值。那么当我们将目光从整体转向部分时，又有哪些大师级摄影艺术家始终战绩辉煌？罗伯特·弗兰克《Mary，c》，综合材料，42×28.3cm，1957年
纵览2018-2019年的艺术市场，绘画、雕塑和水彩素描分别占据了68%、15%和11%的市场份额，而摄影则仅占3%。虽然绘画以其霸主地位冠绝其它艺术品类，但在摄影市场内部也始终存在一批为藏家所青睐的大师。赫尔穆特·纽顿《Sie Kommen》（局部），综合材料，36.8×36.8cm，1981年在2019年“全球最贵十大摄影作品”榜单上，德国时尚摄影师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的作品《Sie Kommen》以182万美元的成交价登顶，同时成为了他迄今为止的最高拍卖纪录。在他身后，德国新客观（New Objectivity）摄影的继承者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作品《May Day V》则以65万美元的价格位居第八。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May Day V》，综合材料，323×218cm，2006年尽管该作品无法与同年二级市场中千万美元级别的绘画相提并论，但十年来，这位摄影市场常青树的价格指数不仅一直稳定在100之上，更是在长战线上以1.22亿美元的成交总额击败了赫尔穆特·纽顿。而作为榜单上的唯一一位女性艺术家，第四名的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即使依旧畅销，平均价格也在今年暴跌了60%。辛迪·舍曼《Untitled》，综合材料，61×121.9cm，1981年
虽然因“挪用”手法而备受争议的理查德·普林斯并未登上2019年的榜单，但如若将时间范围缩小至五年内，他便以6500万美元的成交额荣登榜首——这是否意味着投资这位身处风口浪尖的艺术家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在借由真金白银进行较量的艺术市场中，做出审时度势的决策绝非如此简单：由于理查德·普林斯作品的特殊性，他的部分作品在大型拍卖会中会被归于战后及当代艺术，而非摄影板块。理查德·普林斯《Untitled（Cowboy）》，综合材料，149×99cm，1998年而作为如今艺术市场中举足轻重的部分，该区块的成交总额在过去十年内翻了一番，故而大大提高了相关艺术家的曝光率，致使其总体成交额上升。因此，如果说2014-2019年间的无冕之王理查德·普林斯并非收藏的最优选择，一直表现稳健的古尔斯基或许值得被纳入欲望清单中。此外，务必一提的是，在与二级市场互动愈发频繁的一级市场中，此二人均隶属画廊业领头羊高古轩旗下。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mazon》，综合材料，207×407cm，2016年
近年来，由大卫·卓纳代理的德国摄影师沃尔夫冈·蒂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在市场中呈上升趋势。他曾于2000年摘得特纳奖（Turner Prize），成为了首位获此殊荣的非英籍摄影师。在行业权威和学术的双重认可下，其于二级市场中的价格指数更是在2018年达到了647.02。换言之，在摄影市场整体情势不容乐观的当下，根据一级市场的风向进行判断不失为上策。沃尔夫冈·蒂尔曼斯《Paper Drop（Star）》，综合材料，135×200cm，2006年从日益多元化的画廊到以垄断高端艺术品为主的拍卖行，摄影的市场前景是否一片光明？究其根源，自摄影技术于1839年被发明以来，便在改变了公众感知世界方式的同时，催生了现代时期的第一次绘画革命。而德国哲学家本雅明也曾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论及：摄影的诞生剥夺了艺术的“灵韵”（Aura）——所有作品皆可被复制，从而失去了原初语境中的展示价值和权威性。沃尔夫冈·蒂尔曼斯《Pomodoro》，综合材料，50.5×60.7cm，1993年正因如此，对于摄影师是否是艺术家的争论时至今日依旧此起彼伏。在当代艺术市场中，艺术品的价格首先就由自身质量、创作者、创作媒介和手法等主观因素决定。故而相较于仍具有本真性的绘画，在某些层面上解放人类双手的摄影在资本逻辑中的价值便大打折扣了。
安妮·莱博维茨《Clint Eastwood, Burbank, California》，综合材料，36.6×36.4cm，1980年而在面对从古至今大量从事绘画创作的艺术家时，摄影艺术家似乎变成了少数群体。他们在二级市场中供应量及曝光率的低下，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相应甚微的市场份额。但在一级市场中，无论是于去年6月宣布代理美国时尚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的豪瑟沃斯，还是从高古轩的花名册中挖掘了传奇摄影师威廉·艾格尔顿（William Eggleston）的大卫·卓纳，摄影在蓝筹画廊中的地位实则不容小觑。
威廉·艾格尔顿《Southern Environs of Memphis》，综合材料，29.9×45.8cm，1969-1970年综上所述，尽管摄影在二级市场中屡遭“滑铁卢”，但诸如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沃尔夫冈·蒂尔曼斯、赫尔穆特·纽顿和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等人的作品依旧值得收入囊中。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摄影作品构建收藏体系的藏家而言，此时二级市场中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地“友好”，战后及当代明星摄影师更是不二选择。理查德·阿维顿《雕塑家阿尔伯特·贾科梅蒂》，综合材料，20.5×20.5cm，1980年而对于那些想要在其中进行炒作的投机分子来说，摄影作品或许并不能为你赢得如同绘画一般的巨大收益。虽然摄影及其市场都具有两面性，但作为塑造当代艺术的文化图景和引导公众发现不可见之美的关键所在，它的价值始终无法由单一的数字来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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