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梓
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那么深广和明显，以至于不同学科的学者，尽管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别，考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各异，但都殊途同归，注意到了家族制度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缺乏任何'警察概念的疲软帝国”，在这个疲软帝国的县以下，主要是靠家族的治理。一个聚族而居的家族，具有政治上的自治、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特点。马克斯·韦伯一方面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结构式的社会”，另一方面又说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具自主性和充满活力且“无所不能”的一个组织。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中国的家庭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天地，是一个微型的邦国。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的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说中国的家庭理想般地接近自给自足，无须考虑除了家庭或家族之外的事情。殷海光说，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是一个自足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小宇宙，它能给其中一切分子的要求以高度的满足，一个分子从生下来，从摇篮到棺材，从理论上说，都由家庭所供给。这些都说的是这个意思。
由于传统家族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的功能，当然也包揽家族子弟的教育。传统的家族，除了认同同一个祖先，有着共同的祠堂、族谱和家训之外，还典型地表现为聚族而居。看不见的是血缘，看得见的是姓氏，更突出的特质是一个家族共同居住在一个村落之中。打开一张比例尺稍小一些的中国地图，我们就会在上面看到张家庄、王家村、李家湾、赵家畈这样名称的村落。所谓的“张家庄，就是'张氏家族之村的意思”。因此，传统的家族教育与乡村教育就有了相同的意义。
中国家族极其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认为这是保家亢宗的有效途径和不二法门，所以，旧时有“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说法，又有“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之说。我曾在《中国文化通志·家范志》中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明清时期家谱中的142种家范族规中，42条论及教子弟，5条论及立义塾，15条论及尊师长，9条论及豫蒙养，41条论及崇学问。这112条内容中，除了以“教子弟”“训子孙”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外，主要是以“勤读书”“育人材”和“男务读书”这样一些以传授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崇学问，还有的就是以“端蒙养”“养蒙童”“立义塾”“设义学”等有关启蒙教育的内容。这112条训诫条目，相对于142种家范族规来说，占有近80%的比例。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家训中，有劝学和教子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很多家族开办供本族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家塾，一些富裕的大家族，甚至开设更高一级层次的书院。比如，唐大顺元年（890）陈崇订立的《义门家法》，共有33条，其中第八条这样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第九条则规定：“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一般认为，在此之前的所谓书院，要么是修书之地，要么是刊行经籍之所，要么是个人读书之处，而不具有教育教学的性质。这里的东佳书堂，虽然只是陈崇心目中的一个蓝图，一个愿景，一个计划，但到陈崇之子陈衮时，“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1]。最终建成书院，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中国古代书院于焉发轫。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书院。
一些不那么富有的家族，往往集合一个家族的资源，让族中有天分的子弟，肩负整个家族的使命，向科举发起冲刺以及第为官，光耀门楣，从而反哺家族，改变家族的命运。
为了加强对宗族所办学校的管理，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成效，很多家族专门订立《祠堂塾规》《家塾章程》《家塾课程》等专项家训，对学塾的开设、塾师的延请和礼遇、课程设置、教学用书、教学方法及对学生的考课、待遇，特别是在科举的道路上斩获功名后的奖励等，都做了系统而具体的规定。例如，同治四年，山西洪洞《洪洞刘氏宗谱》卷七的《阖族公约》第八条说：“族中有应乡试、会试者，皆读书上进、荣宗耀祖之事也，理宜奖助，以示鼓励。公议于祭田余银内，乡试者送卷价银叁钱，会试者送卷价银一两。”同治八年，江苏毗陵《费氏重修宗谱》卷一的《宗规》中，有《赏例》《罚例》和《经理祠事》三项内容。《罚例》包括忤逆不顺、兄弟不友、充任胥役、包揽词讼、杂入邪教、赌博溺女、侵蚀祠内钱谷等方面内容；《赏例》只涉及科举一个方面，其内容包括：进院，给卷资银一两；乡试，给卷资银四两；会试，给盘费银十两；入学，给花红银五两；补廪，给花红银五两。出贡，贺银五两；乡试中式，贺银十两；会试中式，贺银二十两；入翰林，贺银五十两；鼎甲，贺银一百两。各个家族中，如此之类的家规甚多。各个家族对参加不同考试者奖赏的数目，虽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鼓励同宗子弟进学读书、汲汲于科举仕进的用心完全相同。
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村落中的家塾、私塾、义塾密布，在人烟稀少寥落的“三家村”，也有“三家村夫子”。元初的陈栎，在回忆族中读书风气兴盛时曾说：“方陈氏人物盛时，村无二姓。合族税钱，以贯计者一千三百有奇，读书者比屋。各家之老，遇风月良夜，杯酒相叙，饮罢步街上，听子弟弦诵声，自村首至尾，声东西相震，以是快惬为乐事。”① 宋代诗人晁冲之的《夜行》中，有“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的诗句。在荒僻的山村，直到黎明时分，仍然有人在披卷苦读。读书的士子和他们的父兄们懂得，既然科举是一场公正而且公平的游戏，既然总要有人中举及第，那么人一己十、人十己百的勤苦就有了意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侥幸固然存在，但奋斗才有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数十年地苦读，以至于需要“龙马的精神，骡子的体力，又要像土鳖虫那样麻木不仁和骆驼那样吃苦耐劳”。一盏灯火，映照的其实是士人那颗力图用勤苦叩击学问，并以学问来打通权力之门的坚毅决心。这便是科举制下读书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传统村落中的生动图景。
传统乡村社会的教育，主要是启蒙教育。承担启蒙教育的老师，被称为塾师。在旧时，塾师有众多不同的称谓。一般称塾师、馆师、蒙师、学师、蒙馆先生、训蒙先生、教书先生、书师、教读等，这些称谓着重塾师的工作性质而言，属于没有褒贬的中性。在家塾中，尊称塾师为西席、西宾、馆宾，更正式的则称西席夫子。传统的学塾，往往位于人烟稀少的荒僻乡村，塾师因此有村学究、三家村夫子的谑称。学塾中的学生，小的四五岁，大的十多岁，正是好动顽皮的年龄，塾师也被戏称为猢猴王、孩子王。在很多人的眼里，塾师年老力衰，学问浅薄，眼光狭隘，思想固陋，因而以老学究、冬烘先生相讥讽。
启蒙教育是为人的一生奠基的工作，被看成是一个人终身事业的根本，被看作一个人一生乃至一个家族成败之所系。“子弟读书，有成有废，乃关系门户盛衰，一家祸福。为师者，成就得一个好人，便即是许大阴功，若耽误人家子弟，亦大伤天理，与寻常亏欠者不同。”① 启蒙教育既是大事，也是难事。从事启蒙教育的塾师，远不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为师难，为蒙师更难。蒙师失，则后日难为功；蒙师得，则后来易为力。”② 品行、学识、尽心和善教，正是传统社会为了完成启蒙阶段的使命向塾师提出的任职资格要求。为了保证“师范”的品质，人们往往选择老成和自己熟识的人充任塾师。在判定塾师的学识时，他在科举上获得了怎样的功名，是最主要的评价指标。因为启蒙教育事关重大，塾师不仅要尽心职事，克尽职守，而且要掌握训读之方，善教会教。
塾师的社会形象，主要是由比他有着更高文化水平的文人学者塑造的，也只有有著述的文人学者，才能把塾师的形象描述并记载下来。在这些人的眼里，塾师不过是一幅学识浅陋鄙俚、为人穷酸迂腐的形象，读白字，念破句，不懂装懂，强作解人，是塾师最通常的样貌。但在乡村社会，由于塾师周围主要是没有文化或更少文化的大众，塾师是受这些人尊敬的，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承乏塾师之职的，最好是经过童试而取入府、州、县学学习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在一些穷乡僻壤，如没有生员，也从“童生中之有品行、常考试高举者”中延请。明清时期，在乡社广泛设置义学或社学，往往是在当地或附近的生员中，选择那些“熟悉风土、品学兼优之士”充任学师。
塾师中的这部分人，获得诸如生员的资格，更受尊崇。“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③ 生员作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在社会上享有许多政治、经济、身份和法律上的特权。例如，地方官对待生员要“交以道，接以礼，固不可权势相加”，生员可自由见官。平民百姓称官吏为“大老爷”，称没有官衔的生员为“老爷”。甚至生员犯罪，都不会上刑，若罪刑很重必须严惩，须先革去生员的身份；地方官在遇到生员犯罪时，不能自行处置，而必须向上级申报。生员享有重要的经济特权：免除为政府服徭役，免交、少纳或不纳种种苛捐杂税。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廪生还能领到政府的月例钱，在政府补贴之外，能得到本家族、各种民间力量的捐资，以使其专心读书。
对于一部分塾师来说，学塾不过是他们科举之路上暂时歇脚的驿站。他们处在亦教学亦备考的过程中，具有塾师和考生的双重身份。有朝一日，他完全有可能在科举的道路上高歌猛进，实现从“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的跨越，“拔身泥滓里，飘迹云霄上”，完成由“白衣”到“公卿”的身份转换，完成从绅到官的地位转变，彻底改变贫穷坎坷的命运，迅速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和显赫的社会地位。
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常熟陈子忠，以义塾生员，求与科考。知府胡可泉出一对云：'义塾生员，非廪非增非附。子忠云：'苏州大守，曰清曰慎曰勤。太府嘉之，准与学，是科即中乡魁”①。很多著名的学者和官员，在飞黄腾达之前，曾做过塾师。如明代的魏大中，18岁便继承父职，在西塘邬家村做塾师，直到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后，才告别塾师生涯。塾师这种潜在的能力和可能的前途，让乡民不敢藐视而心存敬畏。
塾师作为古代乡村的知识分子，是当地的知识精英。“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传统士人不同于农、工、商之处，在于他们以研习儒家学说为己任，以传播知识为专职。人们按照知识精英的标准看待他们，他们也以知识精英的标准要求自己，自觉主动地承担作为一个知识精英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乡村社会，塾师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承担乡村社会中几乎所有和知识有关的工作。比如，为别人的孩子起名命字，为人撰写墓表、墓志铭，逢年过节为别人拟撰并书写对联，帮助本族甚至其他宗族编修家谱，甚至观天文、查地理，为亲邻占卜吉凶、推算人生命理、看相、堪舆等。“村塾师儒，受人顾问最繁多的应用文，则为书信之撰写及指导。”乡村社会中，与文化知识相关的活动，只有拟定土地房产买卖契约和为他人代写诉讼文牒，因为事关利益，与律法勾连，容易导致争执，产生是非，为洁身自爱和为村民道德楷模的塾师所不屑为，而由专门的“讼棍”从事和经纪代劳。
在传统社会，道德是传统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一个拥有知识的人，理所当然地被别人和他自己认为有比别人更好的道德。所以，乡民不仅把塾师当作知识精英，而且也当作道德师表来看待。塾师自己也以此来要求自己，除了谨学慎行、严肃自律、循规蹈矩、躬自践履外，还教导乡民，调解纠纷，劝善规过，落实儒家礼仪，维系社会风习。如果说“村塾所在，即为一方儒学中权、道德推动据点”的话，那么，塾师便是其中的关键。所谓“学校为观摩之地，绅士乃教化所先。惟闭户潜修，立品敦行，庶可表率四民，仪型乡里”。
由于具有知识精英和道德师表的双重身份，塾师虽然久居乡村，闭塞固陋，甚至贫寒困顿，但“乡邦群黎依信仰望，已崇若嵩岳，戴为一方文宗，奉为当代圣贤”，在乡村社会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江苏华亭顾氏家族规定：“师既择延品行高超，又欲其悉依课程，而善教族众，经帐皆当格外尊敬，毋稍亵慢。开解馆日，族长须到塾迎送，不可怠忽。”村中谁家有客来访，往往请塾师作陪。
我国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在《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一文中认为，维护、传承孔孟之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除了那些博学鸿儒之外，还有数量极大、各式各样的乡村塾师儒生。他们“终生抱器守道，践履儒家教义礼法，谨持勿失，而于民俗风教时时导引，并具有深远影响”。民间的风教，由这些人实施；乡村的秩序，靠他们维持。他们教授蒙童，熏陶宗亲，化及乡民，既是一个村落中的知识精英，也是一方道德秩序的看护人，是“乡曲之导师，地方之柱石，一方文教重镇”。他们对世人特别是乡村百姓的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大圣大贤。所以，在王尔敏先生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花果飘零，“不在于圣人不出、硕学鸿儒之稀见，而在于村里师儒早已绝迹于天壤之间。村夫子绝迹，乃真正儒学命尽运绝之时”[2]。塾师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消失，是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遭遇的最大戕害。
参考文献：
[1]义门陈氏家乘[M]. 转引自陈谷嘉， 邓洪波编. 中国书院史资料[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23-24.
[2]王尔敏.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M]. 北京：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本文根据笔者2015年12月26日在敬德书院“中国教师·敬德会讲”主题为“乡村教师与乡土文明”的发言整理修订而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孙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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